张新颖

ZHANGXINYING

一四月二十四日，贾植芳先生离世的日子，每年这天，陈思和老师，还有其他学生，都会去扫墓。二〇一八年逝世十周年，这一天也没有什么特别，二十几个人自发前往。上海宝山的仙乐息园修整得比以前好了，但平民墓地，那种挤挤挨挨的格局是变不了的。先生和师母的墓在排列整齐的墓群当中，与周围的墓看不出多大差别。

我给先生点了一支烟。

本来也想给自己点一支，陪先生。墓碑前空间狭窄，不能同时站多人，我移开，转到边上，才也点上一支。

就是这么个小念头，给先生点支烟，已经在心里盘旋了好几天。

不多久前坂井洋史教授来上海，酒桌上，谈话间忽然冒出一句：那个青蛙烟灰缸，还在吗？

我想，大概是不在了。

贾先生的书房兼做客厅，朝南的窗户下是他的写字台，朝东的窗户下放了一条长沙发，沙发前是一个不大的圆桌，无论来的什么人，总是一杯茶，放在桌子上（先生戏谑，说某位名家招待客人，尊贵的请坐沙发，叫佣人端上咖啡和糖；次之坐椅子，泡茶；再次之，一碗白开水，站到门口喝）。坂井抽烟，自然对放在桌子上的青蛙烟灰缸印象深。

张掖的河西学院设立贾植芳藏书陈列馆，馆的一角复制了先生的书房，二〇一六年七月初我去那里，于遥远的大西北蓦然看到熟悉的书桌书架，眼泪差点下来。书桌前墙面上的窗子是画的，但窗框却是先生家里原来的窗框，从上海运过去的。我留意了一下，没有见到青蛙烟灰缸。

最初跟先生读书的时候，我二十二岁，只是偶尔抽烟，但坐在先生书房里的那些时光，像个熟练的烟民，先生抽一支，给我一支，没过一会儿，再点上第二支，第三支。先生坐在藤椅上，不停地说话，右手夹着烟，烟灰燃得老长，然后落下来，落在衣襟上。师母常常提醒先生弹烟灰，先生说着说着，兴奋起来，又忘了。

二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先生给胡风和梅志写信，说：“上海天天刮风，气候不正，我每天蹲在屋子里吃烟，因此很怀念你们。”

《贾植芳致胡风书札》（华宝斋书社，二〇〇一年）是我特别珍爱的书，收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五四年现存的全部信件，因为特殊的原因，这些信件得以保存下来。一个青年——一九三八年先生才二十二岁——在抗战、内战期间的流浪，战斗，写作，“走向生活的底渊去”的历程，单从粗拙、倔强、用力深重的影印笔迹，就能强烈地感受到。然而，忽然停止了。上面抄的“吃烟”的话，是这本书中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段话。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五日，星期天，习惯晚上工作、睡得很迟的先生还没有起床，师母推醒了他，说外面有车，接他去高教局开会。上了车，先生掏出大前门，党委书记杨西光马上抢着递给他一包中华。中华牌香烟那时候市场没有供应，杨西光不抽烟，先生事后回想起来才明白，杨西光知道要抓他，特地给他带上一包烟。当晚，先生被宣布逮捕，押入建国西路第三看守所。

先生晚年写回忆录 《狱里狱外》（上海远东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二〇〇一年），能生敢死凛然之气贯穿始终，笔致却是落在具体生动的人事上，微物如香烟，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对严酷生活的叙述中。譬如入狱之后，“一夜无眠。监房里没有香烟，口袋里杨西光送的那包中华牌也早已抽完了。我翻身起来，心底里涌上了一种意欲惹事的恶作剧感。于是梆梆地敲打着靠走道墙一边的那一扇门上的小窗口。一会儿，值班的解放军看守跑过来，开了窗口上面的小门。我大声吆喝道：‘拿香烟来！’他没作声，关了小门，等了一会儿，回来，递进来三支烟，三根火柴。一会儿抽完了，我再次敲窗，又向他要了三支。当我第三次敲门吆喝‘拿香烟来’时，他开始显得不耐烦了。可是我也嫌麻烦。我说：‘你给我一包吧，省得你跑来跑去的，你放心，我绝不会去自杀！’他这时已摆出一副冷酷的专政面孔，把声音也提高了，训斥说：‘一〇四二（这是我的代号，从此贾植芳的名字消失在我的生活史上长达十二年），我是来看管你的，不是你家的佣人！你知道你是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示弱，大声说：‘我怎么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他说：‘哼，那你是怎么进来的？’我更火了，把一肚子怨气怒气全朝那个看守身上泼。我对他说：‘又不是我自己要进来的，是你们把我抓进来的，你怎么倒问我？’”

监狱里关押十一年之后，才判刑；又押回原单位复旦大学的印刷厂“监督劳动”，近十三年。重体力劳动，间以批斗，是日常生活。先生在《上海是个海——我在上海的生活史》中这么写道：“那时候我为自己定了些规矩：平时我抽八分钱一包的‘生产牌’香烟，每次挨批斗以后，我就花一角二分钱买一包‘勇士牌’香烟；我一般只吃几分钱一顿的菜，每次挨批斗之后，我就买一块一毛四分钱的大排或者一毛三分钱的大块肉吃，自己犒劳自己。”

我第一次见贾先生，是读本科时候，已经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北京大学的王瑶先生来，在第四教学楼有个讲座，贾先生是主人，陪坐在讲台上。这两位山西老乡坐在一起，很有意思。王先生抽烟斗，贾先生抽纸烟。我对贾先生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吸烟的频率极快，一口接着一口，而且抽完一支，接着就点上另一支。大教室里人多，我坐得不够靠前，却特意看了一下，贾先生抽的烟，是黄盒子的凤凰。

三先生去世十年，我没有写过一篇怀念文章。

十年里，只梦见先生三次。

第一次是先生离开没过几天，我看见先生在光华楼的走廊里，脚步轻快，手杖提在手里，而不是用来拄在地上。先生在世时，出门必带手杖，却习惯了走得快，常常是提着手杖走。我请先生到我的办公室，坐在椅子上，然后泡一杯茶，点一支烟。

过了好几年，第二个梦：桌子上一本崭新的书，大方精美，我仔细看暗红色封面上的字，《悲哀的玩具》。我问，这是重新出版的吗？有一个声音说，对，重新出版的。

醒来我想起关于这本书的事。那时候我已经跟先生读研究生了，北岳文艺出版社要给先生出一本作品选，先生投入热情编好，等了好长时间，一九九一年末，书终于印出来，却删掉了好几篇，而且印制粗劣，扉页裁得短了一截。先生就是在这短了一截的扉页上，给我题签，钢笔尖划破了纸。

第三个梦是最近做的，也许是因为读了宋明炜文章的缘故。宋明炜回忆起他是“小小宋”的时代，有一天陪先生在第九宿舍区散步，迎面碰到一个老教授，亲热地问候，贾老怎样怎样。分开后，宋明炜听到先生说：坏人。我比明炜在先生身边时间长，先生说谁谁是坏人的神情和声音，没有含糊的余地，给我至深的震惊感。我的这个梦前面模糊，最后却是清晰坚定的：先生指着一张脸，这张脸转来转去，转过去的时候是谄笑，转过来的时候刻了两个字，“岸然”，字上还涂了金。先生说：坏人。

先生离开十年了，十年里这个世界的坏人没有减少，这个世界也没有变得更好。这样的话，其实是不必向先生说的，先生哪里会不清楚。就连当年懵懂的我，也逐渐学习辨识投机、伪善，辨识恶。先生曾经告诉我的那些坏人，我用后来的时间验证，我在后来的人中间认出他们的同类。也正因为对恶的认识，才更能感受善，认识善。这个世界不仅需要更多的善，而且需要善的坚韧和勇敢，善的智慧与力量，以抗衡和搏斗。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