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姚县居楚雄州西北部，县政府驻地金碧镇，是著名的“中国核桃之乡”，中国彝剧的诞生地，素有“三乡露铜”“五井喷盐”“文化名邦”之说。始建于明朝的石羊孔庙其规模、其孔子铜像全国少见。虽处西南边疆一隅，但千百年来，受儒家文化影响深厚。

这里的百姓善良纯朴，礼仪道德传家，无论富人或穷人，都希望自己的后代子孙能上学读书，成为知书识礼之人。崇尚文化，崇尚知识，尊师重教，历代慰然成风。忠厚仁义，读书做学问，成为人们普遍的价值追求。所以，从这走出去的仁人志士，历代不绝。

赵祚传

在大姚县白塔公园内，矗立着一座赵祚传烈士的半身铜像。每天，铜像前都有人驻足瞻仰。阳光里，苍松翠柏掩映下的铜像，庄严、刚毅、栩栩生辉。

赵祚传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烈士，曾出席中共“六大”，历任中共云南省临时党工委书记 （代理）、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书记，是云南乃至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先驱。

赵祚传，字统一，1903年8月出生于大姚仓西村。少年时代在大姚七街、姚安、昆明等地求学即显现聪颖、倔强、不畏艰难之个性。在省立一中读书时，逢五四运动爆发，赵祚传受其影响，参加了“云南学生爱国会”，并组织大姚旅昆学生上街宣传演讲，主张“富国强兵”，号召抵制日货。

1922年，赵祚传倡导组织了以“培养民德，改良社会，挽救国家”为宗旨的“大姚旅省学生励志会”。“励志会”的进步活动，赢得了人民群众和进步人士的好评与支持，并得到大姚县部分教育经费的资助。赵祚传用这笔经费购买了《新青年》《新潮》《向导》 等革命书刊，与会员们一道潜心攻读。通过学习，赵祚传开始懂得了一些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对共产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

为进一步寻找真理，赵祚传怀着“以天下之饥为饥，以天下之寒为寒，天下之饥寒应承担”的抱负来到南京，于1924年春考入江苏省立第一中学。同年夏天，考取上海同德医科大学。当他看到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恶行后，在日记中写道：“青年的泪，应该洒在祖国的边疆，青年的血，应该流在革命的路畔。”

1925年2月，他毅然弃学回到昆明参加革命斗争。在大革命浪潮感召下，1926年秋，赵祚传响应“新滇社”的号召，来到广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的政治训练班学习。学习期间，经王德三介绍，赵祚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遭受挫折后，赵祚传受党的派遣于1927年回云南开辟党的地下工作，任中共云南省临时工委委员，主管组织工作，先后在蒙自、宜良、昭通、陆良、墨江等十四县建立党组织，并在大姚、姚安、盐丰等地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三次变卖家产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其间，曾两次被捕，经省临时工委营救出狱。赵祚传从不考虑工作的劳累，也不计较生活的艰苦，更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说：“我们为革命而活，尽可能的不暴露给敌人，……但如果我们被敌人包围了，那就要抱定临难不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革命气节。”繁重的工作和过度的操劳损害了他的健康，他的肺结核病日益加重。每当伙伴们劝他注意休息和治病时，他总是说：“我的病是重的，但国家的病更重。时间不等人，救国家要紧啊！”

1928年初王德三到苏联，出席中共“六大”，赵祚传代理中共云南省临时党工委书记，同年5月任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书记。在回家乡大姚为党筹措经费期间，由于叛徒告密，第三次被捕。在狱中，赵祚传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念念不忘的是人民疾苦，革命理想的实现。他在狱中写道：

镣锁锒铛进县城，狱里无处不冤声。

茹尽人间无限苦，但期革命早日成。

耕者无田是乱根，贪污腐化交相侵。

世间多少不平事，搔首问天恨无垠。

当得知反动当局要对他实施秘密处决的消息后，他视死如归，坦然自若，沉着镇静地一天内写下五封遗书，分致父母、兄妹、岳父母、妻和未满周岁的儿子。他在遗书中写道：“我为主义而牺牲，为民众而牺牲……我心很坦荡安然。”他劝慰妹：“不必为我悲伤，世界上如我这样牺牲的人不知有多少，不如我这样死得其所的更不知有几何?……人生是准备来牺牲的，虽置法场，又何足惜。”其慷慨豪迈之壮语，感人肺腑动人心魄。

赵祚传在大姚被捕后，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和当地进步人士多方营救，均未能成功。1929年3月29日，赵祚传被杀害于大姚，牺牲时26岁。

桃花红雨英雄血，碧海丹霞志士心。每当清明时节，一队队少先队员、武警战士、公安民警会到白塔公园赵祚传烈士铜像前祭奠愐怀，追寻先烈事迹。

今年，赵祚传烈士已牺牲88周年了。他的初心和理想早已实现。千千万万人来敬仰他，他一直活着，活在千千万万人的心中。

李一平

说李一平，须先说一说李一平教育基金会。

1993年中共大姚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成立李一平教育基金会，至今已有20多年的时间。20多年来，基金会共收到全国各省市及港澳台近3万人捐资约500万元。按基金会章程规定:本金原则不动，用其产生的效益，奖励本县品学兼优，家境贫寒的大中专、初高中在校学生。20多年来，受奖学生达到1000多人，发出奖学金100多万元。受奖学生遍及全国28个省市192所大学。

有如此影响力的县级教育基金，全国罕见。而罕见的影响力，源于李一平其人其名。

李一平1954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他逝世后，国务院参事室撰写《李一平先生生平》对他这样评价：“几十年来，李一平同志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和诤友”“他的一生，充分体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

李一平，又名李玉衡。1904年1月28日生于云南大姚县李旗屯村。曾先后在昆明省立一中、上海南洋中学、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川、滇、黔补习班、江苏省立一中就读。1924年秋考入南京大学。

学生时期，受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他写的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曾被《新青年》杂志转载。1925年，他参与领导南京市的“五卅运动”。1926年参与了广东革命政府关于出师北伐的策划工作。在昆明，他还资助过李国柱、赵祚传等烈士的革命活动。1927年他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社会科科长、十一军政治队队长。

但随着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李一平痛感前路渺茫黑暗，于1930年称病，脱离了国民党军政界。去庐山创办了“郊庐精舍”学堂，实践教育救国的志愿。到无校舍、无资金、无教师的庐山办学，其困难可想而知，但经他多方奔走，争得友人支持，得以解决师资校舍问题。他组织男同学种地、砍柴、挑粮，女同学纺线、织布、打袜子，半工半读，以解决办学经费困难。还在少年时期，他就经常到家乡的石羊孔庙去祭拜，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在他记忆中打下深深烙印。为了能让贫苦人家的孩子上学，学费能交多少交多少。这样一来，来求学的学生人数猛增，他很快又办了两所分校。当时的教育名家陶行知、黄炎培以及诸多报刊纷纷到“郊庐精舍”学堂采访报道，发表文章，一时间李一平在庐山办学的名声鹊起，被人们称为庐山“怪杰”。他办学的名声惊动了蒋介石，被蒋介石定罪“聚众造反”，下令解散学校。

李一平在庐山办学六年，他一方面组织学生读书学习，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一方面积极宣传抗日主张，教育引导学生走抗日救国的道路，使不少学生从这里走上了抗战前线。

1938年，李一平离开庐山回到家乡云南大姚县，在大姚县城，他办学的痴心不改。又带领民工修铁路赚钱，把自己的工钱和奖励拿来创办了大姚一中。使该校在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滇西成为第一所高质量的完全中学，在楚雄地区乃至全省学界都有较大影响。

1942年，日寇由缅甸入滇，滇西沦陷。他应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龙云先生之邀，赴昆明共商局势及抗日谋略。此后即以云南省第二届省参议会副议长的身份，多次赴重庆与中共南方局书记董必武联系，由此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并积极投身于抗日民主爱国运动。

抗战八年，他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以弱胜强，终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壮举中，深切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一真理。他帮助著名滇军将领张冲先生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围，辗转北平，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工作。在省参议会任职期间，云南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他不顾个人安危，利用与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私交，应付了来自重庆国民政府的种种压力。同时，尽力为民主党派等筹措经费，资助爱国民主活动，为维护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而奔走。

旧政协移居南京后，他作为龙云先生的代表，长住南京，与董必武等同志定期会晤，交换情报，策划军队起义和倒蒋事宜，继续为国共和谈奔走。和谈破裂，代表团撤回延安后，他代表龙云先生来往于宁、沪、港等地，几经周折，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继续协助龙云先生策划滇军起义和云南起义工作。在云南和平解放前夕，他依照中共地下党组织提供的名单，营救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1949年夏，他到北京向中共中央请示云南起义事宜，并与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共商起义的具体部署，为云南滇军起义和云南和平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云南和平解放后，他奉党中央的指示，陪伴龙云先生从香港回到北京。在港期间，他积极支持进步文化事业，《文汇报》最困难之际，曾代表龙云赠款数万元支持《文汇报》，使之得以继续出版发行。

1950年，李一平先生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云南省政府委员，并以教育界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次全体会议。会后，受周恩来总理之托，再次赴港从事统战工作。后因朝鲜战争爆发，局势发生变化，即返回北京。同年冬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1953年，他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并当选为历届常务理事。他曾担任参事学习组的召集人，积极组织参事学习、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作为无党派人士，他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

1956年，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李一平先生和18位国务院参事联名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直言中共的统战工作有偏差：“我们的意见是：切实检查统战工作的作风，纠正偏差；同非党人士接触应方式多样，深入实际，个别访问谈心容易听到尽情尽意的真话，而不是在台面上的 ‘官腔’；多在行动及事实上予人以鼓舞以开新风；真正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多听意见，有错认错。”报告希望及时解决这些问题，以消除有关人士的疑虑。这便是当时著名的“十八参事上书”。

根据国务院参事们的意见，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检查党的内外关系，国务院也开始着手提高参事的政治、生活待遇。国务院全体会议开会时允许参事室派三位代表列席会议，允许国务院参事列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允许国务院参事轮流参加政府举办的一些大型招待宴会等等。当年国庆节，全体参事还应邀登上了天安门，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了国庆观礼。

改革开放以后，李一平先生拥护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古稀之年，不顾年高体弱，坚持外出搞调查研究，对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以及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提出了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他拥护“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殷切盼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并为此做了不少工作。他曾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关于修建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名人陵园的意见，并亲自奔走落实，为保护国家文物做出了贡献。

1991年12月1日5时，李一平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逝世，终年87岁。

李一平先生一生研究儒学、佛学、教育学，并身体力行，重探索实践，讲求做人之道，深受爱戴和敬重。

施一公

八月的大姚，稻谷吐穂，丹桂飘香，金马碧鸡祥瑞。

2017年8月7日，施一公情系桑梓，回故乡大姚考察，并向大姚县李一平基金会捐款10万元，以表达对故乡教育的关爱之情。

消息被媒体披露后，一度成为了彝州大地茶余饭后的热议话题。一则施一公回到祖籍考察的消息，何以引热议？

施一公，籍贯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95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际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清华大学教授。2017年9月9日，施一公荣获“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并获得100万美元奖金。

施一公，当今中国科技界的一颗耀眼明星，世界结构生物学界之翘楚。

1911年，施一公的爷爷施平出生于大姚县金碧镇，曾祖父是明经进士，祖父是贡生。及长，赴昆明和内地求学。1930年在浙江大学读书时就曾领导学运，1938年加入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代校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今年已106岁。

施一公乃书香世家也。

施一公的父亲施怀林出生18天后，小怀林的母亲杨琳就牺牲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奔忙于革命和抗战的施平，无暇照看新生的婴儿，只能把他托付给亲友抚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辗转在云南楚雄大姚老家找到施怀林，并把他接到在北京工作的父亲身边。

施一公出生于1967年，父母给他取名为“一公”，是希望他热爱国家，一心为公为民。他出生时，家里已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

1969年10月底，两岁半的施一公，跟随父母下放到河南省中南部的驻马店地区汝南县老君庙乡闫寨大队小郭庄。全家下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受“走资派”施平爷爷的牵连和影响，“文革”期间爷爷在监狱里被关押折磨了整整4年半。

在下放小郭庄的几年里，施一公一家和周围的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也培养了施一公善良、坚韧、不怕吃苦的坚毅性格，直到37年后，施一公和母亲、大姐一起重返小郭庄，乡亲们闻讯都赶来了，要留他们多住几天，依依不舍。一位乡亲说，施一公遗传了父亲的相貌、母亲的智力。

1984年，施一公在河南省实验中学以全国高中数学联赛全省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保送清华大学。

在施一公读大学三年级时，时任郑州电机厂厂长的父亲施小林在一次下乡慰问工厂职工的路上，遭遇车祸，以身殉职。

这一天是1987年9月21日。这一天，施一公的感觉是天塌了。

几十年后施一公回忆说:“父亲被一辆出租车撞倒在自行车道上，当疲劳驾驶的司机把我父亲送到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时候，他还处于昏迷状态，但血压和心跳等生命体征都还正常。但是，医院急救室的那位医生告诉肇事司机：必须先交付500元押金，然后才能救人。四个半小时之后，待司机筹了500块钱回来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测不出血压，也没有心跳了。我最敬爱的父亲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救治，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也再没有睁开眼睛看他儿子一眼，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事故对于还在上大学三年级的我打击太大了，我无法承受突然失去父亲的痛苦，自己的世界倾覆、价值观崩溃了。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常常夜不能寐，凌晨三四点跑到空旷的圆明园内一个人抒发心中的悲愤。直到今天，夜深人静时我还是常常想起亲爱的父亲，也抑制不住对父亲深深的思念。当时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我曾经怨恨过，曾经想报复这家医院和那位见死不救的急救室当值医生：医护人员的天职不是救死扶伤吗？为什么见死不救？不救救我的父亲？！但是，我后来逐渐想通了：这样的悲剧不止于我一个家庭。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我父亲一样生离死别的人为悲剧。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是在不遗余力地帮助着邻里乡亲和周边许许多多没有那么幸运的人们，以自己的善良付出给这个世界带来温暖和关爱。子承父志，如果我真的有抱负、真的敢担当，那就应该去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我开始反思，也开始成熟。”

施一公认识到，要父亲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或少重演，只有依靠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人们文明素质的提高。

1989年施一公提前一年在清华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1995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分子生物物理学博士。2008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终身教授。施一公成为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他被业内称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科学家。2008年，他收到了来自母校的召唤。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陈希对他说:“清华急需人才，希望一公回国。”

此时的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中，实验室的面积是最大的，科研基金也是系里最高的，5年的经费保守估计也在1000万美元以上。生活上就更不必说了，在普林斯顿，学校资助他购买了500平米的独栋别墅，他拥有1英亩的花园。一对龙凤胎儿女享受着美国快乐的幼儿园教育……

但是当时做出回国决定，施一公只用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施一公就毅然回复说：回国工作。

“回国就是回家。”施一公这样说。

回国不久，施一公开始主持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工作。他积极探索建立新的人才工作体制机制，以人才队伍建设为核心，大力提升清华大学生命学科水平。其核心就是打破铁饭碗，实行“非升即走”的用人机制。引进的人才，如果在6年之内达不到世界一流大学的终身教授水平，就必须离开。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人才引进面向国内外开放。

施一公在科研及人事改革方面取得的成果让世人瞩目，但让施一公最引以为傲的还是人才培养。他曾不止一次说：“我回来最想做的事，就是教书育人。”

施一公一直亲自为学生讲授《生命科学的逻辑与思维》《生命科学前沿》等课程。他倾力于学生的学术成长，经常在实验室手把手教学生做实验。他在清华大学实验室的重要科研论文的第一作者基本是年轻的博士生，他带的多位研究生获得了教育部博士生学术新人奖、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等荣誉。至今，他的实验室培养出几十名博士。他说：“我毫不怀疑他们大多数会脱颖而出，成为优秀的青年科学家。”他希望通过推动清华科技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带动整个国家科技和教育体系的变革，在中国生发出能够培养大师的肥沃土壤。

同时，他又在《自然》等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了12篇论文。

2013年，46岁的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从中科院院长白春礼手中接过院士证书。这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史上最年轻终身教授终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4年，瑞典皇家宣布授予施一公爱明诺夫奖。

2015年，施一公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随之施一公承诺：每年给本科学生上课不少于100课时，而且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2017年9月9日，施一公荣获“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并获得100万美元奖励。其获奖理由是：以表彰他在解析真核信使RNA剪拉体这一关键复合物的结构，揭示活性部位及分子层面机理的重大贡献。获奖后的施一公这样说：再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我希望我们的后代能够对世界说，我们中国人做出了跟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历史相配的贡献，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马克思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以走，只有崎岖小路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在不停的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不畏劳苦战胜艰难险阻之后，你终会到达光辉的顶点。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必有其源。水是家乡美，月是故乡明。游子千里梦，依依桑梓情。2017年8月7日在大姚县李一平教育基金会捐资助学仪式上，施一公教授深情地回顾了自己虽然长期在国内外求学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但时时对故乡大姚的深切思念之情。他说，我虽然出生在河南郑州，虽然搬了多少次家，我对别人说，我是云南大姚人；填了多少次表，在籍贯一栏上填的也是云南大姚，我的血脉里流淌着大姚的基因。施一公表示，争取以后每年都回“家”看看，支持故土的发展，特别是李一平教育基金会和大姚一中的发展，让更多的大姚学子带着梦想飞得更高，更远，为大姚明天的发展播下更多希望的种子。

施一公在路上。中华民族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