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如何“暴得大名”的?
2018-11-13欧阳健
文学与文化 2018年2期
欧阳健
内容提要:本文对现代文学文化史上的知名人物胡适“暴得大名”的历程与原因提出了独特的看法,认为其成名乃“善假于物”的结果。文章认为,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依托于媒体的传播力以及借助国外人士的宣扬,是胡适迅速获得学术声誉与社会影响的重要原因。作者根据胡适同时代人士的回忆与评论,兼及胡适本人的日记等史料,综合分析而形成独到的见解,或有可观之处。
“暴得大名”一词,古已有之。余英时加在胡适头上,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一节,题“胡适的出现及其思想史的背景”,开头说: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1917年1月号的《新青年》上,同年9月他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是在1919年2月出版的,5月初便印行了第二版。同时,他的朋友陈独秀等在1918年12月创办了《每周评论》,他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也在1919年1月创办了《新潮》。这两个白话刊物自然是《新青年》的最有力的盟友,以胡适为主将的“新文化运动”便从此全面展开了。
胡适以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回国不到两年便一跃而成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这样“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梁启超之外,我们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余英时还进一步发挥说,梁启超最初是追随康有为,从事变法运动而成名的;胡适则是“全无凭借”,真是史无前例的天纵英才。但只要将史料稍作梳理,这个神话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一
荀子说:“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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