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飞 雷良海

摘 要：基于凯恩斯消费模型，研究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全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个人所得税对居民消费有抑制作用，2011年个税改革减轻了居民税收负担，有效刺激了居民消费；稳健性检验中进一步发现，2011年税改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较小。最后，在研究基础上对下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给出了积极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改革；税收负担；居民消费水平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8）23-0148-03

引言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小。2008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45.7%，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水平，2017年提高到58.8%，稳居“三驾马车”之首，政府正在慢慢摒弃过去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粗犷方式，逐步转向通过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政府保持与2017年相同的经济增速目标，预期目标为增长6.5%，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推进消费升级，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同时，下调基建投资规划，通过基建投资托底经济增长意愿有所下降。因而，如何提高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国外，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最通用的方式是减税。Hsieh（2003），Johnson et al.（2006）通过对美国家庭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历史减税政策可有效提高居民消费水平；Gross and Souleles（2002），Baugh et al.（2014）研究美国信用卡账户数据发现减税政策能显著刺激居民消费。那么，减税是否同样能够刺激我国居民消费呢？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起步较晚，1980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确定800元的个税起征点。随后进行了两次较大的改革，主要是对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分别是2005年和2007年。最近一次个税改革在2011年，个税起征点进一步提高到3 500元，并修改了个人所得税税率，将现行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调整为7级。我国个人所得税主要作用在于增加财政收入和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个人所得税改革与居民消费水平关系的文章较少。王鑫和吴斌珍（2011） 通过研究36个大中城市的季度数据，发现2006年个税改革显著提高了居民消费水平。廖楚晖和魏贵和（2013）运用群组协整检验的方法研究近20年非平衡数据，得出个人所得税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然而鲜有文章探讨2011年个税改革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基于此，本文立足于现有研究，试图建立更为系统全面的居民消费模型，研究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为下一步个人所得税改革提供更多的理论基础。

一、研究假设、研究设计及样本

（一）研究假设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一书中提出绝对收入假说：Ct=？琢+？茁（Yt-Tt），式中C表示消费水平，Y表示收入，T表示税收，t表示时期；？琢、？茁为参数，？琢表示自发消费，？茁称为边际消费倾向，其值介于0与1之间。因而，税收政策会影响居民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其消费水平，而个人所得税是最直接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税种。凯恩斯消费需求理论为政府应用税收政策刺激消费提供理论基础。马海涛、任强（2016）使用平均税率分析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不同群组的税收负担情况，发现此次税改对于绝大多数群组而言是一次减税改革。孙亦军、梁云凤（2013）认为，2011年以提高个税起征点为特征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减税效果明显。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研究发现，在2011年个税改革之后，个人所得税税负减轻，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为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控制其他变量不变条件下，2011个人所得税对居民消费产生正的促进作用。

（二）研究设计

本文对上述凯恩斯消费模型进行相应修正，引入个人所得税改革作为虚拟变量，通过交互变量来验证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我们采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假说：

CCRi，t=？琢0+？琢1GDPi，t+？琢2RPUi，t+？琢3IITRi，t+？琢4IITi，t+？琢5IITRi，t*IITi，t+？着i，t

1.被解释变量

居民最终消费率（CCR）：考虑到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绝对值数量级比较大，我们采用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与GDP的比值来衡量居民消费水平，居民最终消费支出、GDP均使用居民消费指数进行调整，以反映经济实际情况。

2.解释变量

个人所得税收入占比（IITR）：采用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个人所得税征收情况，其中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使用商品零售指数进行调整，GDP使用居民消费指数调整。我们预计，个人所得税收入占比越高，居民消费率相应越低，即模型中系数？琢3为负。

个人所得税改革（IIT）： 虚拟变量，2011年新税改实施之前为0，2011年之后为1。我们通过个人所得税改革与收入占比的交互变量（IITR*IIT）来验证2011年个税改革对居民消费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即交互变量系数？琢5为正。

3.控制变量

城镇化率（RPU）：我们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来表示城镇化率。城镇化率越高，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居民消费水平也越高。

经济发展水平（GDP）：与居民消费水平最直接相关的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越高，居民消费水平随之提高。由于GDP绝对数值较大，我们采用GDP除以其最大值作为相对值，数值处于0到1之间。

（三）样本

由于2011年税改方案于9月1日起实施，无法判断在2011年个税负担情况，因此我们剔除2011年，选取2009—2013年（除2011年）全國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

表1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平均而言，居民最终消费占比例约为34%，个人所得税收入占比列为1.1%，数额并不是很大。从标准差来看，居民消费率波动大于个人所得税收入占比波动，个人所得税直接影响居民收入，个人所得税的变动对居民消费水平产生较大的影响。

二、实证分析结果

（一）回归分析

本文使用stata14软件进行回归分析，表2报告了模型回归结果。表2第1列暂时未加入个税改革的交互变量。回归结果显示，GDP的系数显著为正（0.120，P<1%），与我们之前预期一致，平均而言，大约12%的GDP用于居民消费。城镇化率RPU的系数显著为正（0.348，P<1%）。个税收入占比IITR系数显著为负（-0.304，P<5%），平均而言每多缴纳100元的个人所得税，将减少30.4元的居民消费，与前文预期一致，即个人所得税对居民消费起到抑制作用。

表2第2列加入了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交互变量。回归结果显示，GDP、RPU系数显著为正（0.105，P<5%；0.289，P<5%），个税收入占比IITR系数显著为负（-0.950，P<5%），个人所得税改革交互变量IITR*IIT的系数显著为正（0.651，P<10%），并且IITR系数与IITR*IIT系数之和为-0.299，大于未加入个税改革交互变量时的系数，这表明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进居民消费的作用，与上文推论一致。

（二）稳健性检验

我们使用城镇居民消费率UCR（城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与GDP的比值）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表3为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IITR的系数显著为负（-4.462，P<1%），IITR*IIT的系数显著为正（3.976，P<1%），且两者系数之和为-0.486，表明2011年个税改革对城镇居民消费同样产生刺激作用，但个人所得税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大于对全体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城镇居民收入偏高，普遍高于3 500元的起征点，税收负担较重，提高起征点对消费没有太大刺激作用，而农村居民收入偏低，提高个税起征点将有效减轻农村居民税收负担，有效刺激农村居民消费。

三、结论与建议

2011年9月1日我国实施了一轮新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标准从每月2 000元提高到3 500元，级距和税率也做了相应的调整，税率由5%到45%改为3%到45%，9级超额累进税率降至为7级。从直观上来看，本次税改减轻了低收入人群的税收负担，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的增长。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全国31个省级个税改革前后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2011年税改确实有效的刺激了居民消费水平，对居民消费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

我国当下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逐步由经济高增长模式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由依靠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发挥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基础作用，提出新业态消费。而与居民消费最直接相关的就是个人所得税，本文研究结果进一步为通过减税政策刺激消费水平提供理论依据，对政府制定拉动居民消费水平的个税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2018年将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我们认为，新一轮个税改革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以刺激居民消费：第一，提高起征点。从2011年个税改革以来，城镇居民收入已从2011年的21 809元增长到2017年的36 396元，提高了1.6倍，而且近年来主副食品价格一直处于不断上涨之中，居民消费压力较大，个税起征点可根据人均收入和物价水平价格适当调整。第二，增加专项扣除。建立子女教育、大病医疗、个人职业发展、再教育费用的扣除制度。第三，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将劳动性所得，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劳动性所得，进行加计扣除再进行征税。

参考文献：

[1] Hsieh C. T. “Do Consumers React to Anticipated Income Changes？ Evidence from 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3，93（1）：397-405.

[2] Gross D. B. and Souleles N. S. “Do Liquidity Constraints and Interest Rates Matter for Consumer Behavior？ Evidence from Credit Card Data”[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2，117（1）：149-185.

[3] Johnson，David S.，Jonathan A. Parker and Nicholas S. Souleles. “Household Expenditure and the Income Tax Rebates of 2001”[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96（5）：1589-1610.

[4] 王鑫，吴斌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J].世界经济，2011，34（8）：66-86.

[5] 廖楚晖，魏贵和.个人所得税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影响[J].税务研究，2013，（9）：59-61.

[6] 马海涛，任强.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各收入群组税负的影响[J].税务研究，2016，（4）：8-13.

[7] 孙亦军，梁云凤.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效果评析及对策建议[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3，（1）：13-19.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personal income tax Reform on resident consumption

XIE Fei， LEI Liang-hai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82，China）

Abstract：Based on Keynesian consumption Model，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personal income tax reform on the consumption level of Chinese residents in 2011. The fixed effect model is used to study the 31 provincial panel data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the personal income tax has a restraining effect on the residentsundefined consumption， and the income tax reform in 2011 lightens the tax burden of the residents and effectively stimulates the residentsundefined consumption. The robustness test further found that the tax reform in 2011 had little effect on the consumption of urban residents. Finally，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 the author gives positiv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next round of personal income tax reform.

Key words：personal income tax reform； tax burden； resident consumpt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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