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民

“署名”这件事，说起来不是什么大事，但将它和人格、境界这样一些操守联系起来的时候，却发现在“署名”这样一件小事上，也能展现出大的人生境界来；虽然只是小事一桩，凸显的却是大人格、大境界。

崔群是唐代大臣，为人正直，被选为翰林学士。唐宪宗对他特别信任，下诏规定，今后凡翰林学士奏事，都必须有崔群的署名才可以报上来，否则不可以上报。得到皇帝如此的信任，是一件大喜事，一般人早就洋洋自得乐昏了头，可崔群却很清醒，他连忙对皇上说：“此事万万不可，翰林院的做法，往往会成为一种规矩，如果照此办事的话，将来万一有阿谀奉承的人担任了翰林院的长官，那么官阶低的人直言进谏就无法上达了，所以请陛下收回这个承命吧！”宪宗一听，也感觉有道理，就没有执行“连署”的旨意。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曾拒绝过署名，那是1986年，钱学森阅读了一位学者的科学论文，读后给这位学者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这位学者很感激，便主动提出在发表论文时，准备把钱学森的名字同时署上。钱学森立即回信说：“把我的名字放在文章的作者中是不对的，我决不同意。这不是什么客气，科学论文只能署干实活的人。要说我曾向您提过一两点有用的参考意见，那也只能在文章末尾讲上一句。这是科学论文的原则，好学风，我们务必遵守！至要，至要！”

1981年，孔祥吉从人大毕业后，开始参加《清代人物传稿》的编写工作，孔祥吉就是从那时开始与林增平认识的，因为林增平是这套书的编委之一。《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的稿件，都是由全国各地的名家学者撰写的，每篇都有确定的署名，但全书封面主编的署名，按照最初的约定，是由五名编委轮流署名的，每卷署两个人的名字。这样一直出版了三卷，都是按照这个约定办的，没有任何人提出过不同意见，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可是到1985年夏天，第四卷审稿结束时，需要确定第四卷封面主编的署名问题了，大家都认为按既定的方案办即可，但林增平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过去的几卷，我们这些年长的编委，每人都署过一次名字。现在，我有一个提议，可否从第四卷开始，主编署名以老带新。署名不要忘了年轻人嘛。”这个方案提出来后，得到其他几位老编委的一致同意，都觉得应该为年轻人的成长创造条件。于是，第四卷的封面主编的署名，就变成了苑书义和潘振平；而孔祥吉和郭汉民则分别成为第五卷和第六卷的封面主编之一，这几个人都是年轻人。这件事，成了学术界以老带新的美谈，而林增平热心提携后人的精神，也被学界传为佳话。

林增平长期致力于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研究辛亥革命历史的权威。后来，有关部门决定出版一部《辛亥革命史》，林增平便受邀担任其中部分章节的撰写工作，而且，他还与另一位历史学家一起负责这本书的统稿工作。在这本书第一卷出版前，有的编委提出，要將林增平署为第一主编，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同意，大家都觉得这是实至名归，没想到，林增平却坚决反对，坚决不同意将自己作为第一主编，极力要求将别人作为第一主编。事后，林增平曾与孔祥吉谈及这件事，他感慨道：“做学问切不可争名逐利。眼睛盯着名利二字，文章就不可能行之久远。”就这样，在林增平的一再坚持下，这本书出版时，将另一位学者署名为第一主编。林增平这种淡泊名利、推贤让能的人格风范，感动了许多人。

就如一滴水珠可以折射出太阳的七彩光辉，署名这样一件小事，也可以反映出一个人令人仰望的道德品质，这是一种已经稀缺的人格修为，但这种修为却不会被历史的尘埃埋没，而是永远闪耀着光芒，影响着我们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