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

2013年末，一张胡适与章士钊的合影照片，亮相于北京传是国际拍卖公司秋拍，受到许多藏家与研究者关注，最终以69万元的价格落槌成交。这张照片以及胡、章二人的交往，一时成为社会各界热议话题。

据考，1925年2月初，章士钊与胡适在一次宴会上不期而遇，饭后便一起照了这张合影。相片洗印出来，章士钊在相片背后题了一首白话诗送给胡适：“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落款：适之兄，章士钊，十四，二，五。

题诗后还有章氏附言：“吴弱男看我写完大笑不止，写完此句，弱男更笑。”吴弱男，安徽庐江人，是章士钊元配夫人，中国国民党第一位女党员，女权活动家。可见，章氏在合影上题诗之后，还在家中传阅了一番，想来当时不乏诙谐亲切的氛围。胡适对章士钊所题写的白话诗也颇感喟，在相片边框处旁题了一首七言诗酬答：“‘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勿相鄙。”落款：适，十四，二，九。

一张合影，使胡、章两位名人的影像存留，且二人各有手迹附留其上，自然价值不菲。然而，关于胡、章二人的交往史事，无论怎么联系史料与梳爬文献，胡、章二人的交往，能够溢出这张合影的部分确实是寥寥。

就目前已知的史料文献考察，《胡适书信集》中竟无一通胡适致章士钊的信件；《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也只选录了两通章士钊致胡适的信件。《胡适日记（全集）》中关涉章士钊的内容很少，亦不足为研究之据。

好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尚辑有章士钊致胡适信件六通，其中两通已为《胡适来往书信选》所选录，其余四通尚未有录文披露，或正可从中管窥胡、章二人交往史事。书中所辑第四通章信，就恰与二人合影事有关，信文如下：

适之兄：大安。

相片四张奉上，账已算过，请勿烦心。惟其中二人合照一张，弟有题词，兄阅后毋捧腹。兄如作一旧体诗相酬，则真赏脸之至也。

奉请撰安。

弟士钊五号

据此信可知，胡、章二人合影印成后，1925年2月5日当天，章在照片背后题写了白话诗之后，又写成这封信，一并寄与胡适，嘱其题诗以和。这不仅再一次确证了二人合影题诗的具体时间，也间接说明了胡、章二人在上世纪20年代已然没有什么“白话与文言”之争了，二人也并未因为文学理念与学术观念上的差异而产生什么交往上的嫌隙，二人私交还算不错。

事实上，现存章士钊致胡适信件中最早的一通（1915年3月14日，辑入《胡适来往书信选》首页首号），其致信事由乃是因胡向章主编的《甲寅》杂志投稿而起的。在信中，章不但表示刊用其稿，更表现出对胡治学新意的浓厚兴趣。须知，时年24岁的胡适尚在美国留学，而时年34岁的章士钊则寓居日本东京，二人的文字之交，虽远隔重洋，却也心意真挚。1920年11月24日，身在上海的章士钊，再次致信时已在北大任教的胡适，这一通信，更可见二人私交之密。信文如下（无法辨识的字迹以□标示）：

适之兄：

你的信、对联，《墨经诠释》等都收到了，谢谢。

对文甚好，我已经照写。但是若有人下一转语，恐怕有点语病。何也？未团圆先离别，出监狱入洞房。转语即是：

出洞房入监狱

先离别后团圆

我们祝贺人家的新婚，同时隐射人生中一番转折，怕的惹出误解。你证婚时演说说到独秀的话“出监狱入研究室，出研究室入监狱”，我就担忧有人将你的意思，联想到“出洞房入监狱”一点，这或者是我神经过敏的地方。但是你以为然，请把这副对联不用，由我另办一副。请你另做一首对文，交我补写，你看，好不好？

《墨经诠释》略略翻过，狠有见到的地方。我的《名学他辨》，狠愿受你的批评，□□好点。请你仔细看看，除了你恐怕狠少的人能够批评了。

士钊九、十一、廿四

这封信中所交待的事由，乃是胡适在为他人证婚之后，将写好的贺联交章士钊代写转呈，而章士钊对贺联文字有所疑虑，婉请胡适重写一副。由于《胡适日记》没有相关记载，无从得知当时胡适究竟为何人证婚，其贺联原文究竟如何等细节，但长胡适10岁的章士钊以“过来人”的人事经验，谆谆劝慰之意还是颇见長者风范的。除与胡适商榷贺联内容之外，信中还捎带了章与胡适论学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章著《名学他辨》中，对当时已“暴得大名”的胡适名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相关内容有相当批评，反过来他却致信向胡适表示“狠愿受你的批评”，“请你仔细看看，除了你恐怕狠少的人能够批评了”，通过这些话语，不难窥见章在学术交流与切磋上还是足够真诚的。

当然，无论是从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化运动”来考察，还是从提倡“好政府主义”的基本政治取向来考察，胡适在文化、教育、学术、政治等各领域的主张与行动，随着胡适的声名渐隆与章士钊政客生涯的“每况愈下”，二人的交集越来越少。胡适从当年那位海外投稿的文学青年，摇身一变而为“青年导师”与文教界巨擘，章士钊则从创办《甲寅》杂志，继而出任教育总长，再被迫下台而为鲁迅斥之为“落水狗”，只得寓于杜月笙门下，终以挂牌律师为生计。胡、章二人的交往，因生涯各异、分道各行，自然渐行渐远。二人合影之后近20年，1943年，已蛰居“陪都”重庆六年的章致信时任驻美全权大使的胡适，信中除了客套寒暄语之外，无非捎带举荐了一位赴美的故友，别无他话。

胡、章二人的交往，至抗战胜利后，尚有最后一篇“佳话”。1946年7月，驻美从事外交活动9年之久的胡适终于归国，并于当年9月赴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一年，胡适56岁生日之际，章士钊赋词祝寿，二人重又会面，相谈甚欢。1946年12月25日，北平《世界日报》头版刊发了章赋词祝寿与二人面晤的简讯。报道原文如下：

章士钊两词为寿

尊胡适“后来居上”

胡自述致力文学及人

北大任教均得助于章

【本报南京二十二日特讯】北大校长胡适，本年十二月十七日，为五十六岁生辰，是日适值北大校庆，友好多以诗文为寿，章士钊曾赋一词，原文如左：

玉楼春 胡适之五十六岁生日作

玉山朗朗行还歇，五十年如电掣，还家带得好容颜，吐论动成新世说。水经注子何时刻，公案重重须汝结。古人先自与躭忧，憔悴斯民焉用怯。

又昨晚胡与章氏，同宴国大社会贤达代表，席间胡自称于章为后辈，并以本人开始写小说，及入北大任教，均得力于章。章即席赋《念奴娇》一词，有“后来居上”之语。原文如左：

念奴娇

适之以文学知名，始于《巴黎最后一夕》小说。得充北京大学教授始于《毛诗言字解》一文。二事皆与余有关。昨夜与适之同宴客，彼对众称述如此。爰采其意，以词写之，还奉适之一粲。

交情依旧，记巴黎何夕，毛诗何字。温卷无闻投贽绝，却道鸡鸣不已。神蠹知书，乾萤恋案，千古文章事。后来居上，坫坛还是如此。堪叹牢落平生，睽孤自误，日月交如驶。赢得而今双鬓秃，填个小词游戏。朴学东南，事功西北，概付川流逝。世人欲杀，谦独见君子。

应当说，章士钊的《玉楼春》与《念奴娇》两首词，极尽与胡适交好之意，大有重续前缘之情。《玉楼春》写于1946年12月27日，确为祝寿词；《念奴娇》写于1946年12月21日，为章、胡二人同时出席晚宴的即席之作。事实上，《世界日报》上刊发这两首词作，称“章士钊两词为寿”，是将《玉楼春》与《念奴娇》两首词皆视作了祝寿词，虽不算特别确切，但仅就词作内容而言，章的殷殷颂赞与祝祷之意是显明的，亦是可以泛称为祝寿词的。

事实上，无论是专门祝寿之作，还是即席即兴之作，章后来都重新写定词稿，并亲自寄给了胡适，足见其对二人这份虽不算十分亲密但也算有些因缘的交谊之珍视。《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就辑有章将祝寿词写呈胡适的信件一通，信文如下：

适之吾兄左右，阅驾到，喜甚。电询适值公出。孝威传命写诗，不敢懈怠。灯下得就，聊博一粲。明日或能一面也。云颂旅祺。

弟士钊谨启

当年11月11日，胡适由北平飞赴南京，出席国民政府召集的“国民大会”；12月30日飞回北平，在南京逗留一月有余。章与其晤面并赋祝寿词以赠，正是在此期间。因此，此信应当写于1946年12月下旬。

此信所附祝寿词（诗）原件，已散佚无存，词作内容一直不为人知。因《世界日报》相关报道之发现，可知词作或即为《玉楼春》与《念奴娇》两首。孰料继发现《世界日报》报道之后，又一份章士钊手书的祝寿词稿，竟于2014年现身于西泠印社秋拍，实在令人大感惊喜。除《玉楼春》《念奴娇》外，现将其余祝寿词稿转录如下：

调适之

适之作六言诗云，偶有数茎白发，性情还近中年，既做过河卒子，只好拼命向前。吾闻之技痒，分六截调之。

安仁早岁二毛分，君遇中年白乍闻。闲把精神严抖擞，重来鬓发定如云。

谢公哀乐异于人，吾亦东山过去身。学问后人毛发笑，十年前已白如银。

苏公樗放有传诗，双鬓曾教四海知。他满怎如君未满，数茎名过郑成丝。

（杂用杜诗“郑公樗散鬓成丝”及苏诗“四海定知双鬓满”两句）

任昉饶他有美石，齐台不闲反为兵。绩溪大帝缘何事，爱侣河东率子行。

（吾曩与适之论文，有后生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两语）

樗蒲格五事犹赞，卒子窥河径向前。行近将军毋太迫，将军正自就归田。

六言诗峻我无门，此地重来事有原。分甫当年祗祠禄，先生何必更争墩。

（六言诗以荆公“今日重来此地”一首为绝唱，此地即南京）

吾词与诗，丙戌冬在南京国民代表大会与适之同席，走笔戏成。陈孝威来沪，传适之濒行，语须吾写定邮去。谊不可却，敢辨字之妍丑。吾两人文字因缘中，固未可遗此一段也。成都李悊生见此颇称羡，并谓《柏林之围》原记巴黎最后一夕事，小说名称虽误可不必改。

长沙章士钊

不难发现，这一份章士钊手书的祝寿词稿的现身于世，又为1946年底章士钊为胡适献词祝寿的事迹平添了更多史料与细节信息。首先，除去《玉楼春》与《念奴娇》两首词作之外，尚有六首诗作附后。其次，这六首诗作乃借用胡适写于初任驻美大使期间的六言诗“偶有数茎白发”之意境，来唱和创写的，诗作本身颇有创意，对友缘的忆述也頗有诚意。再者，诗注中提到“曩与适之论文，有后生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两语”，说明在此之前数年，或即上世纪20年代，章曾戏称已“暴得大名”的胡适为青年偶像之“大帝”，这种诙谐调侃的情味，与章于1925年在二人合影上的题诗情境相仿。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两首词作与六首诗作，《章士钊全集》（文汇出版社，2000年）均未载，实为“集外文”或“佚文”，值得深入探研。

1949年4月6日，胡适自上海登轮赴美，从此流寓美国，后终老台湾。而章士钊则留在国内，且从上海迁居北京，出任政协委员。至此，胡、章二人海天两隔，交谊就此中断。应当说，胡、章二人的交往，始于文字之交，也终于文字之交，算得上是君子之交——或可称之为“私谊清浅” “文海两望”的交谊罢。

胡适曾在1922年3月完稿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提到，章士钊的“长处在于文法谨严，论理充足，他从桐城派出来，又受了严复的影响不少；他又崇拜他家太炎，大概也逃不了他的影响。他的文章有章炳麟的谨严与修饰，而没有他的古僻；条理可比梁启超，而没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与严复最接近”。（此文次年发表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并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2）胡适的这一评价，可见仅从文学成就上着眼，胡适对章士钊还是有所推重的。而1933年9月，由上海世界书局初版的钱基博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1930年11月完稿）中，则明确将胡、章二人视作中国现代文学新军突起的两翼，称二人“别张一军，翘然特起于民国纪元之后，独章士钊之逻辑文学，胡适之白话文学耳”。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