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君宁

五四以来经过新风气洗礼，所渐渐成型的知识女性传统中，女性之间彼此欣赏，或谈文论艺，或品鉴日常，在生活与艺术的界域内都有所互动交往，并由此形成较为固定的友人群体，保留了良性长久的情谊。在妇女权益、社会地位尚需要自主独立去努力争取的时代，这种友情内中除却她们在情感和心理上之间的彼此疏解支援，更有教益的则是在智识修养这些范畴里的互为激发砥砺。

齐邦媛在其来台以后的教学和翻译、研究生涯中，亦与几位同样术业有专攻，在各自领域皆有所长，复有所成的女性学者、作家或是译者，身具专职或身兼数职者，保持了既是好友，又为同业的深厚情谊，并将之延续良久。这种良好的交往关系对她们彼此的生活和志业都有启发和协助，起到了推动作用。

此中尤其以林海音、林文月和殷张兰熙这三位女作家最有代表性，她们连同齐邦媛一起，形成了近乎四人小型星团式的友人集合。她们真诚赞赏肯定对方的才华成绩，而又能做到基本程度的客观持平，不为溢美之词。《巨流河》全书中，述及这段群体情谊的篇幅，在若干章节中都有穿插交代，足见它在作者心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林文月亦有《回首迢递》一文，述及她们70年代在台大附近的法哥里昂咖啡馆定时聚会晤谈，主要是商讨笔会季刊的编辑和翻译事务。

林文月在对《巨流河》一书的评价中尝言：“一般人以为女人聚在一起，就是唱高调，标榜女性主义什么的，但回头看殷张兰熙、齐邦媛，为台湾文学界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但都是默默地做，从不标榜什么。”此书出版未久，林文月即在美国读到，且“花了一个礼拜读完，书里夹了很多纸条，读得非常感动”，她对友人著作先睹为快，却又毫不轻忽，悉心阅读的态度由此清晰可见。

而这样的前例亦自有可循之迹，情谊的承袭已成传统，且留下了线索。例如在齐邦媛的女性师辈中，袁昌英就是年长一代的剧作家，在武汉大学时期，齐邦媛亦曾受教于她。袁又同时身兼学者的身份。苏雪林在其回忆录中写到过珞珈山时代彼此同事所缔结的友谊，称其：“人是聪明而且敏捷，你同她谈话，才说上半句，她便懂得下半句。读书也如此，艰深的意义，曲折的文句，只匆匆看一遍，便会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地给你解释出来。这虽然得力于她平日学问的修养，资质的明敏，似乎占了更多的关系。口才也很好，上课时口讲指画，精神弈弈，永远不会教学生瞌睡……她对朋友的忠恳和仁慈，果然值得心折。”平行时空中的师长辈情谊，多少会对作为后学的齐邦媛有所启发影响。

其时苏雪林、袁昌英和凌叔华三人一并被合称为“珞珈山三杰”或者是“珞珈山的三个文学朋友”，三人的情谊堪比齐邦媛等四位朋友，甚至更为深交情笃，并由此难免生出些同性间的小摩擦龃龉。或者有时因在某些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而有微讽之言，苏雪林在记袁昌英的文章里即有“我这样口齿钝拙而又不肯服输的人，同她起了言语上的冲突，往往只有面红耳赤，一吵了事，然而十回倒有九回，她先到我的寓所，低声下气地同我讲和。经过她这样‘义释’之后，我便不再坚持己见了”之句，两人的阶级门第观亦相去甚远，会出于观念和品位的差异出现一些意见分歧。而在私人情感领域，苏、袁、凌的故事传奇色彩更加浓厚。凌叔华尤为既是小说作者，又化身为小说人物。几位知识女性情谊的分合起伏之间颇有生趣。

苏雪林早年曾经留学法国，学习文学艺术，是观念先锋，举止洒然的潮流开创者。她曾因与鲁迅论战而声名大噪，而在小说创作、楚辞研究和现代文学作家评论等多个领域都有其建树，创立鲜明的文体与其论辩风格。而她在女性情谊，包括建立和维系女性结盟方面的亲身实践也堪为后来者之表率。其《三四十年代作家论》中之分论中国现代作家各章，时见新锐透彻的观点，不惮对同代时人其人其文，做知人论世的阐释。因此她为自己树敌不少，甚至遭到文坛一致的攻讦非议。然而她依旧保持我行我素，不屈从于他人的独立风格，无论在治学路径和待人接物上都自成一格，成就一代女学者之风范。

苏雪林年轻时代即敢于主动脱离不合适自己的婚姻，长年与独处的姐姐结成姊妹家庭，生活上彼此照应。直到姐姐去世，晚年才由学生代为料理日常琐事。而其在台的后半生落地居住和任教于成功大学长达40余年之久，久在小东路，也可谓是跨越时代地域，将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事业贯穿一生的典范性人物。

一个时代的潮流风习、精神特质之种种，除了在其时实存的人物身上得到证实，在当时的文学作品虚构人物中也有相应的形象可为佐证。如同庐隐小说《海滨故人》中所写的爱好文学，情怀浪漫的四位青年女性结伴出游，互诉心事情愫的场景情状，便是同时期文艺/知识女性联盟的典型写照。

国府迁台初期，中华妇女写作协会是其时应运而生，最为具备协同和聚集妇女力量性质的组织，在创作上广为集纳女性创作者，将其统合起来成为可以具有一定力量的群体集合。而在其后出现的不同领域现代女性之自我表述，如现在存留下来的女青年大队访问记录，或是跨越两个时代的职业妇女之回忆其生涯等材料，都可谓与之互为应合，联合呈现出较为整全的彼时女性群体图像来。

但前述毕竟尚属于公共领域的女性群体集结，女作家因私谊集群的现象为当时的台湾文坛注入新的生机活力，也同时提供了在其时旗帜鲜明，占据文坛主导写作潮流的反共怀乡文学之外另一种写作样态。就书写范畴而论，她们的创作主要以小说、散文两种文体为大宗。其特点是注重日常生活，笔触细腻，将重点放在写家庭婚姻爱情题材，显示了女性所长之情思与关怀，且折射式地对时代和社会议题作了她们独有的回应。

而观之私人交往领域，林海音家的客厅曾是50年代台湾文坛的半壁江山，一时群贤毕集，来者汇集了各方的出版人、学者、作家、译者等就职数种行业的知名人士。其中女性友人的数量比例尤其占到一个颇高的程度。且从50年代至80年代，宾客来往络绎，形成了至今难以复制的独特景观。于一时一地，聚合了四方各个世代职业的贤达，盛况空前。

虽然因缘际会，人事时机都不是安排而成，难以勉强求之。但这种文人之间的人际交往方式在其前其后都不乏相似的例子：譬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新月派的例行饭局。这种非正式定期聚会方式传递出的信息是，新月社乃是松散的文人社团，并没有很严格的规约条款，而是以徐志摩、叶公超等主要筹划者为中心，由他们发散开去统摄起不同人员到一处。由此而形成的核心凝聚力和组织能力都堪称一时之选。后续的网络式笼络人士效果则都藉由人际的传递效应而发散开去，有发有收。

时间再稍稍延后，较已为人所知的如前辈学者赵元任夫妇为中心的“小桥食社”，其女赵如兰延续父母的家庭传统而在哈佛继续沿办的“红白粥会”等，也是类似集会方式的拓展和变体。不过由相对广泛的社会性交往又减缩为更加私密家庭性的小型饮宴，交际圈的范围已随成员的拣选和组成之变而缩小。

因为这类团体通常由中心人物的行为所主导决定，一位或数位主要发起者之间的关联状态，及其对内外状况的判断和所做出的变更，都会打破原有的平衡，或是将集会的形式、频率等调整得与之前有差异。因此可能受人事变迁的影响因素最大，观其聚散起伏，都未有某一应然的定式。然而它们都已是现代性质的文人交往方式，明显有别于传统文人以节令季候作为参照而进行筹集，譬如曲水流觞这样以雅文化为主轴的仪式化聚会方式。即使那时亦会有某一人府中所设家宴，而召集友人来欢聚听曲这样的社交形式，但其主体却不局限于文人，还因其经济基础、聚会的习惯内容和其所外现出来的排场计，往往以官员为更主要的发起和参与者。因此纯粹的娱乐功能与文艺鉴赏活动、人际交往功能这几者的意旨在此中的时或两相分离，时或综合的变化起落，也便随之有了古今演变迁化的意味。现代的家庭宴饮掺合艺文交流式的文人小集，更为平民化和富于生活情味，形式上也显得轻松不拘。

齐邦媛与这三位好友诉诸私人交谊，且证之志业上的互助合作所跨越和延存的时段都是可观的。在她们彼此事业上的线索脉络，有交叉互补的现象产生。这其中既有彼此在公共事务方面的协力合作，也有个人所专精方面上的互助援手。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即是由殷张兰熙完成英译，并成为台湾文学经典著作外译的代表性个例。

林文月有叙写其外祖父、史家连横生平行状之《青山青史——连雅堂传》，与齐邦媛《巨流河》的部分题旨实相仿佛，这两部传记和回忆录都是对于自己身世和父祖辈政经事功的试作再追认和探寻、重现。两人所受的母语教育，家世背景分属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因此关注的重点或有相异，但对历史不任其流逝的求真态度则一，孜孜探求与己身有关的家族中历史人物，并进而对所牵涉到的时段事件试做新的探访和还原，以得到不因袭过往结论的发现。在其特殊内外兼备的身份位置上，获取了更有新意的成果。

1972年对台湾而言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正位于1971至1978年，亦即台湾逐步面临外交危机加深之变局的这几年非常时期之间，且恰恰在其初期。“1972年很有意思，笔会英文季刊开始，我编《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书评书目》创刊，林文月翻译《源氏物语》，都在那年。”这几件台湾文学、翻译史上的重要事件，刊物创立、著作译介、选集编排都恰巧发生在这一年，是机缘凑合，也是各方文化从业者危机意识的集中迸发和体现，外化成为各条阵线上的新机创举。

针对急转直下的国际形势，有影响力的创作者和研究者纷纷为此撰文，以求及时发出讯息，呼召文艺界人士奋起，通过各自力所能及的文化外交手段向世界输出台湾文学和文化，以此来做主动扭转不利局面，挽救颓势的积极努力。

出于个人经历和心曲的差异，即使二人同为品格坚毅，凡事尽力有承担的职业女性，对于世变和地点迁移的认识体察，林海音与齐邦媛仍存在感受上的不同，这种相差的部分也渗透表现在她们的行事风格和作品基调中。“我几乎没有看到过不做事的海音，也从来没有看到过对任何事服输的海音。她从充满旧事的北平城南回到台湾，没有战争和逃难的经验，她的一生似乎没有凄厉的阴影，大约不易了解我那复杂的似象征又似预兆的失散的感觉。”与林海音某次同赴春宴的“失散”经验，竟至重新勾联起齐邦媛抗战记忆中与好友匆忙离别的平行场景。从短暂的分开到永久的隔绝，相似的心理感受串联起迥异时空的经历，以浅层的失散先来铺陈更深层次的失散感，将情感的抒发与深切的流离感触共同提升到一个极致，在悼念追怀之前做了充足的蓄势准备，因而不夸饰，不突兀，情感的起止收放都堪称真诚自然。

及至林海音辞世，齐邦媛为之所写下的《失散》一文，寄托了对四人友谊的珍重怀念，同时也陈述复原了过往的真实情境：“海音那半个文坛里，我并不是常客，我应该算是她客厅外的朋友。自从1970年代后期，殷张兰熙、海音、林文月和我曾持续地四人聚会十多年，多半是在台北东区一些安静的地方，四个人相聚谈文章、谈手头的工作、谈前面的计划，谈生活中许多美好的事。分手时到了门口还有没说完的话。十多年怎么就会过完了呢？”

客厅内外的实地空间区隔也可看作是情感交流空间的层级分别。广纳贤达的轩敞家屋所容纳的沙龙性质聚会，和拣择在家庭以外的都市公共空间内小团体聚集，所从事的活动内容类别都会随空间的特性，人员的数目和召集目的因素而变更不定。

像齐邦媛及其友人这样的小群体集会，且以专业讨论为主旨的做法，比较接近于已有惯知的非正式的研讨会panel甚或是小型圆桌会议、课外学习活动小组这样的人际联结和组织形式。

在如此的结构中，其间的若干位参与者之间相互已经有稳固的交往关系，信息了解充分，来源固定，将行之事的动机和计划性明确，指向性也足够强烈。相形之下，前者则参与人的名额并不稳定，数量也或不固化，时而有参差错落。以形式的先在为据，后有人员的跟进填充，因此常常是生熟交混，显现的是并不深入的交际和偶然性、随意性，触发的话题和机缘等等未必能再做延展，随生随止。

由于有太多期待盼望和实际研讨的问题事情仍处于悬置的未完状态，在可能犹存的希望愿景之中，作者遂不将其友人去世一事看作永远的长逝离开，而犹对彼此情感的延存持续抱有一份不被时空所局限的深远信念。她以此坚定意思和拒绝相信死亡是彻底的取消灭除之心志，来悼念故友，情意真挚。

观照另一位与之同庚的著名学者叶嘉莹之身世经历，则也可拿来与齐邦媛加以参照比对，两相形成一种异中见同，大体相类之知识女性的成长教养模式和自我性格养成类型。同为自外省迁台，将人生关键阶段在台湾度过，且把才智精力都奉献给后半生所在之地的人，她们经历有相似，呈现出的共性也颇多。虽然叶嘉莹后来又有由台湾再转而至加拿大、大陆两地间往返的二度离散经验，也藉此辗转，得以不局限于一地，而是扩大了其文化传播影响的范围，在更广泛的华人群体中留下其教育的实绩。

近期她们都曾任教有年的台湾大学，以手稿展览、影像陈设等虚实相间的生平资料展示方式，来对这两位杰出的教师、学者做终身成就回顾式的总结。她们都一度在婚姻家庭和事业间身为新旧时代、新旧道德之间两边皆有交涉跨越，又加上具备了新式的学校教育背景和旧式的原生家庭教育传习，并不是偏居某以单纯时空，难免会有左右摇摆或取舍选择的困惑。这也是她们同群体的职业女性，特别是作为知识女性，要切实处理、无可避免的选择情境，或在新旧之间择善而从，或找到一定的制衡状态。

女性主义对女性自身情状心态的关注分析，已经胜于过往固有的按刻板性别气质对女性加以要求，性别角色的社会分工之进步，带来了女性独立自主从经济地位上的不依附，使得她们再也不必通过缔结婚姻，一定要保持身在家庭的生活方式才能维持其基本需求。

然则性别理论的归纳能力毕竟有限，如果只是按几种大致的状况来制定分类标准，必然容易挂一漏万，无法穷尽特殊个体的实况。个体的经验纵使头绪纷繁，千差万别，却总归各有其值得铭刻与流传的意义，因之很难笼统整合为一个定论式的图像景观，而抹杀其中不能归顺收纳的，有继续岔出主流论述边界的单独个例，显然就是牺牲流失了有价值的资源和截断了堪进一步再作发展的可能。

作为自少年启蒙时期起就虔诚追随，并承教最多的师长，叶嘉莹与顾随先生之间的师生传承关系亦成后世垂范。顾随是旧式学养深厚而社会声名不彰的学人，兼有古体诗词创作。其课堂讲授笔记后来由叶嘉莹协助其女顾之京一同整理出版，所采用的底本就是叶就学于顾时的课上讲录。昔时曾经由一人所单独领受的授业解惑，终于有了泽被后学众人的机会。其师生情谊之笃，也从其通信交流中可以见出。

顾随先生曾在1948年12月4日的日记里写下：“得叶嘉莹君自台湾左营来信，报告近况，自言看孩子，烧饭，打杂，殊不惯，不禁为之发造物忌才之叹。”而齐先生讲起台中一中的教书岁月，亦有：“那段日子其实满伤心的，我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却因为四年里生了三个孩子，就一直在家里带孩子。我永远记得一天，我怀着孕，穿一双雨鞋和大一号的母亲的旧衣服，提个篮子去台中市场买菜。走到菜场中间，太阳从中间窗子照下来。我在那站着，心里突然觉得：‘朱光潜老师要是现在看到我，他会怎么想？’当时只想大哭一场：‘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从前朱老师常常跟同学说：‘有问题就去问齐邦媛’，朱老师那么期许我，现在我就那个德性：衣着松垮，提个篮子，穿双雨鞋，在菜场里跑。”

两人不同流俗，皆对求学养心深深向往，并已经初有所得。然而生活处境的变化让她们不得不暂时中断手中的工作，先以专攻家务和抚养幼儿为重。因而在顺从命运之中，又难免在心理上有“不惯”与不甘，对恩师都觉有负其昔日所信托之愧疚自责感。这种错置浪费随即带来了情绪上的感慨怨叹。叶嘉莹曾提出中国古典词学中审美特质之“弱德之美”一项。且这种“弱德之美”不仅仅是为中国古典词学所固有、内蕴的审美风格特质，也被她在接受吸纳后实际采用，作为了个人生活美学的一部分，以之亲身践行而不辍。

在数次访问中，叶嘉莹谈到她的求学、治学和生活过往，坦言自己并非如现下的新时代女性，凡事都以强烈的主观意志去履行和实践，力求要事业有成的意图明确而强烈。与此相反，她却常常是习惯于顺从客观情势条件的安排，应接一切外来的变化与横逆之事，且用虚怀谦退的态度来处理，面对困难险阻遂更能有从容面对之姿态，泰然处之。

尝试从此生发开去，便不难联系到诸如“弱者的反抗”“善的脆弱性”和“平庸之恶”等这些相互牵涉的一组概念，且它们基本上都为否定性概念，内含了创制者反诘与质疑的负面态度。但“弱德”一词内里所包含之“示弱”的涵义，与这系列概念中所涉及的取径有异。后者始自的语境亦有所不同，乃与西方社会运动、行动和抗争的政治思潮结合一处而并举同行，中西方在政治思维和美学思考，和作为更高层思想精神指导原则层面的哲学形而上部分的对比辩证之间皆路径有别。弱德首先可被看作是一种现实的处世立身之道，但进一步亦为心灵精神的依托自处法则。无论是弱者的抵抗，抑或对善恶的综合看待，乃都出于不得已而为之，由于强大的外在困局危机，被迫出手反抗和还击。

弱德之独异可贵处，却正好是凭靠自己主动的选择，甘居看似“弱势”之位置，采取退守之势，实则能动性有所增强，反而留出了一定的余裕，并以此超克了现实中不适应的陌生事务与感觉并不情愿去就下完成的人生俗常，由此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脱超越，不致全然为其所牵绊阻滞。

叶嘉莹婚姻从夫，言自己并非主动选择婚姻，或出于感情而缔结，反而是由于丈夫的姐姐是自己的老师在先，与之情感亲厚，进而老师为其弟弟伐柯做媒，方才就此成家。在婚后她同其一起迁居台湾。由于丈夫身为国民党海军军官，因而一同遭遇了白色恐怖的波及侵害，也影响到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故而她有过艰难的撑持独自带年幼女儿度日经验。

齐邦媛亦因丈夫工作调动之故，由台北从已经教书若干年的台湾大学外文系辞职，而转至台中，改弦易辙在中学教书，有所取舍且放弃了原本条件较好的个人工作环境待遇。以至于她在终于决定随丈夫到台中，结束台北的职业生涯，力图从新开始时，仍得到了他人揶揄惊讶参半，甚或兼而有之的善意提醒：“齐小姐，没有人从台大辞职。”

在同代遭受和她们相似际遇的女性可能不在少数，但或许因身处的社会位阶低微，所从事的职业影响有限，因而不能处在一个较为明朗显豁的发声位置，未必有机会表达出来，并得到公众相应的关注。描述“文革”之中及其之后，饱受冲击伤害的人的“伤痕文学”与白色恐怖亲历者的回忆文学相提并论，乃取其创伤与反思之意。痛定思痛还是痛后呼痛，也影响和决定了这类文学创作或纪实报道所能达及的深度，同其精神品格。承担苦难和克服困境的意味更甚。孙康宜《走出白色恐怖》的书名即表明了著者的态度，是决心突围而非以此为自恃示人的证据旧式道德和个人自我修持要求的美善之处。或以志业超脱，或用信仰加持，来拯救自己度过人生中艰辛难言，无论是口述还是笔写，其叙述风格都呈冲淡平和，而无故意渲染的铺张夸饰成分，遇到巧合和不寻常事件，也都尽量轻巧带过，不做更多延伸发挥。

关于书写时刻、书写者所怀的意念态度问题，同为近年来受到关注，以外省人1949后的迁移经验为主要书写对象的作者，王鼎钧在横向对比自己的文学自传体四部曲，《巨流河》和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之后，从作者态度的显隐以及对读者期待的预想角度，无独有偶，得出了以下结论：“无巧不成书，《文学江湖》有一只口，《巨流河》有两只口，《大江大海》你可以把海字半边看成两只连接的口，可以看见口中的三寸不烂之舌。《巨流河》欲说还休，《文学江湖》欲休还说，《大江大海》语不惊人死不休！《巨流河》是无意中让人听见了，《文学江湖》故意让人听见，《大江大海》就是面对群众演说了。”

他且指出这三本书可互为补充，互相参看：“我想，这三本书最好合读，如看三棱镜，相互折射出满地彩霞。三书的结构在对比中互见特色：‘《巨流河》材料集中，时序清晰，因果明显，不蔓不枝，是线形结构。《大江大海》头绪纷纭，参差并进，费了一些编织的工夫，是网状结构。《文学江湖》沿着一条主线发展，但步步向四周扩充，放出去又收回来，收回来再放出去，是袋状结构。’”

回到孙康宜对苦痛的处理方式，这种“从吞恨到感恩”的心态转变反映的是认识之丕变，从相对弱势(无论是在实际遭遇还是精神状态)过渡到勇于面对过去的创伤经验，直视不避，并努力尝试找到理解和讲述的恰当方式，以此来做自我疏解，也对有类似遭际的其他人是一种抚慰和协助，有助于抚平伤痕，以明朗健康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事情。

一如王德威为此书所作的导读暨序言中所言：“比起台面上涕泗交零或义愤填膺的控诉，这本回忆录乍看之下如此直白单纯，未必符合一般想象。但孙康宜要说的是，白色恐怖的曲折复杂何足为外人道？而在泪水和怨怼的尽头，什么样的悼亡追忆方式才有持续的意义？‘走出白色恐怖’，真是谈何容易。孙康宜教授的回忆录不厚，却是她蓄积多少年的勇气才写出的见证。”可见有时悼亡追痛的时机与方式，比其内容本身更为重要，一味强调受屈喊冤的成分，叙述的可靠性反而会因之降低，非但难以取信于读者，还可能招致接受情绪反应上的反感抗拒，也就损失了本来要达到的表述效果，不易实现初衷，达到原本的写作目的。亲历者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对认清历史颇为关键，若非此，也就更加失去了找到相对还原事件本来面貌的可能。

这里已经涉及中国大陆、台湾本岛和日本三方国家地区在白色恐怖时期的人员交互和历史纠葛，以一个家族所遭遇具体事例的形式展现出来。当事人贯穿始终的意志和勇气始终值得敬佩惊叹。这一力量和决心也许来自传统的影响，也许来自宗教的信仰，皆无不显示一种对人与人间亲爱精诚的信念。在不同惨祸冤案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度厄的形式内容或有差，但经历者身在其中勉励克服的意志，其心则一。唯有如此，历史的过往才不是虚度空耗，而有其可堪追怀细索之处。事件再特殊，争议再大，基本性的评判和公义依然客观存在，总是无法消除普遍性的规律。即使不以简单可解的线性时间和因果逻辑示人，至少也留下了草灰蛇线似的痕迹。齐邦媛与几位同时代和前代女性学者、作家的个人求学、治学生活经历，都提供了近现代以来女性自强不息的奋斗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