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京一

红柯的长篇新作《太阳深处的火焰》是一个奇特的小说文本。在叙述的表层，尽管作者破费心思地进行了各种穿插交织，但统而观之，依然可以比较清晰地梳理出其中的两条主线：一是来自新疆塔里木的牧羊女孩吴丽梅与陕西偏远小镇男孩徐济云在渭北大学相遇相爱到相知分手的故事；二是成为学术权威、名利双收的大学教授徐济云带领弟子(主要是王勇博士)对渭北地区的皮影戏(主要是皮影艺人周猴)假借研究实则包装推广的故事。除此之外，小说中还穿插点缀着维吾尔族的来历、老子出函谷关、蒙古王朝的简史等各种看似闲笔甚至是沉冗的叙述。从文本题材及叙述空间来看，此作似乎突破了红柯此前“天山-丝绸之路系列”的写作范畴，开始回归对故乡秦地的重新关注与打量。但随着叙述的深入，特别是当两条主线最终完成融合之时，我们发现红柯的精神源头依然无法脱离对新疆或者说以西部为代表的人类原初文明状态的向往和依赖。当然，《太阳深处的火焰》绝不是重复以往，红柯的野心在于试图完成对此前两个创作阶段的有效衔接，既呼应早期创作中对现实黑暗与扭曲人性的激烈批判，又努力倡导后来所推崇和服膺的边地原初文化，以治愈这黑暗与扭曲。

毋庸置疑，就作家的创作意图和创新追求而言，红柯的突破野心值得赞扬，而且这种突破本身确实在小说文本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展示和呈现。但是这种突破意图与创新追求的实现能否找到恰当的艺术载体，真正以“有意味的形式”结出丰硕的果实却是更值得探讨和追问的事实。本文认为红柯的突破野心令人尊敬，但由此所带来的叙事沉沦则让人心生失落、陷入焦虑。也许这是每一位不甘固化、永在路上的作家最为真实、痛苦和宝贵的创作历程，是其浴火重生必经的挣扎与锤炼。

一、主题的突破：基于文学地理的文化批判与文明重塑

众所周知，每一位拥有创作特色的作家大都经历了比较漫长而复杂的成长之路。到目前为止，红柯的创作大体经历了两个重要的阶段：一是在新疆的写作，“我在新疆相当长时间写的都是陕西，以及校园生活，批判现实的，新疆文学界不少老师把我看作是一个具有反社会倾向的人”。现实主义成为这个阶段红柯创作思维与审美追求的主流。二是在陕西的写作。最典型的就是“天山-丝绸之路系列”，以新疆作为故事文本展开的空间和地理坐标，恣意徜徉于天山南北边地民族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充满了诗性与神性的浪漫光芒，这是红柯声名鹊起的创作阶段，也是目前文坛对“红柯之为红柯”的判断基石。

然而到2010年长篇小说《生命树》的出版问世，事情开始悄悄地发生了某些变化，再到目前这部《太阳深处的火焰》，我们基本可以判断红柯开始了新的突破尝试，即他试图将此前两个割裂的文本空间陕西与新疆联接汇通到一起。这种交汇表面看来是红柯两处生活地域或创作资源的合并与交融，其深层却潜隐着红柯巨大的文化抱负：打通中原主流文明与边地边缘文化的壕堑，让成熟老朽的中原与淳朴新鲜的边疆相互渗透与补充，形成对流的活水，最终再造中华文明新的辉煌篇章。当然可能囿于民族身份的限制和文化交融的吐故纳新，在文本世界的实际建构中，红柯总是于无意识中不由自主地张扬边地而贬斥中原：《生命树》中牛禄喜判若霄壤的新疆与陕西经历令人触目惊心，而《太阳深处的火焰》则延续着同样的价值判断和文化选择，只不过它主要是通过两位主人公——因身份密码和生存环境不同而迥然相异的生命个体——来承载与呈现的。

首先，是来自新疆塔里木罗布荒原的汉族姑娘吴丽梅。作为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她的生命呈示着西域特有的醇朴与自由。她的父亲是四处漂泊流浪的泥瓦匠，母亲是来自苦寒之地阿尔金山牧场的牧羊女。一家几代人身处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不仅容貌受其影响发生变化，而且性情脾气甚至生活观念、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也因之潜移默化。她的母亲热爱、尊重所有的生命存在，吃苦耐劳，尽其所能地赋予任何生命以尊严和光芒：尽管山区苦寒缺水，但她的羊群却鲜亮如白云，银光闪闪以至于太阳都暗淡下去。母亲因此而获得父亲的青睐，一见钟情的眩晕幸福恰恰说明两个人的情怀是何其相似。对生命的亲近与母亲对自然的亲切一脉相通。她把来自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冬天外出牧羊时，将双手和双脚伸进热牛粪里取暖，每天都用新鲜的湿牛粪擦墙壁、地板、灶台等以清洁房屋。母亲因洁净而有幸成为小镇仅有的两名清洁工之一，是人为垃圾的杀手，但对小镇上飘浮的尘土，却坚持认为这是大西北的自然现象而坚决不予清理，甚至为此与领导抗辩也毫不退缩。

这样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使得吴丽梅一家已经深深地嵌入当地少数民族的生命律动和生活节奏中。因此当塔里木的风暴一到，人们总是喜欢挤在他们家由父亲建造的结实牢固的窝棚里，“屋外飞沙走石，屋内顶棚沙土唰唰掉落，……无法生火做饭……昼夜没有界限，白天如同黑夜，黑夜更加恐怖”，然而“窝棚里却热闹非凡，歌声如潮。各个民族的舞曲轮番演唱”，“歌舞中的每一个人都燃烧如太阳”。西域民族面对苦难的姿态与中原地区迥然相异，他们特别善于迎难而上，用发自内心的快乐和疯狂化解苦难、消融苦难，这与我们所谓的“苦中作乐”不尽相同，它是一种面向苦难的坦然和自知、认命与洒脱，不是抗拒苦难而是拥抱苦难。因此，“西域所有的歌曲总是在痛苦绝望中低吟呐喊，在喜悦狂欢中结束。人们总是在灵魂的恍惚狂喜状态和日常世俗生活之间自由转换，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相逢相交相识，他们彼此在对方身上寻找自己”，完全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亲如兄弟姊妹般的生命姿态。以至于在火车上、饭馆里，尽管不相识，但只要偶遇相识(特别是身逢喜事)，大家就会立刻载歌载舞、欢天喜地。

这样的生存环境自然赋予了吴丽梅独具特色的成长历程，并由此塑造了其特有的生命观。母亲完全按照优秀牧羊女的标准来培养她，很小的时候，她就跟随母亲外出放羊、转牧场，细心地看护羊群，像护士护理病人一样精心护理每一只羊，帮助母亲抢救生产中死去的母羊腹中遗留的小羊羔，目睹了生命的死亡与再生。七岁开始，她就能一边上学一边独自外出放牧，在放牧中，她领略了天地间各种生灵的奇异与特性，了解了大地与自然母亲的宽厚与粗犷，也培养了她与自然万物和谐相融的畅快与乐趣。“有道是从书本里求知识，从自然中求智慧，吴丽梅的启蒙老师就是塔里木。”童年的她骑着驴骑着羊行走在天地间，与飞禽走兽相伴为伍。小说写道：“如果有双眼睛从天空往下看，就会看到天刚亮，太阳还没有升起，一个红彤彤的小姑娘骑着大公羊，一长串银光闪闪的绵羊和黑毛驴紧随其后，奔向辽阔的荒野，奔向遥远的地平线，就像天地间划过一道耀眼的闪电，大公羊就像驮了一轮红日，天空和大地都被照亮了。……(羊群)散开的那一刻太阳刚刚升起，阳光跟羊群一起在大地上散开，红彤彤的牧羊女从公羊背上下来，就像太阳从天而降走向金光闪闪的胡杨树，胡杨树就燃烧起来了。响彻天地的不是太阳的燃烧，是吴丽梅吹响的口琴。……日落大地，赶着羊群回家，羊身上披满了落日的辉煌，牧羊女就像镀了金，落日散发出浓烈的土腥味，太阳风尘仆仆满脸慈祥就像古代行走在丝绸古道上舍身求法的高僧，整个大地都披上了辉煌的袈裟。羊成了小沙弥，毛驴也是。”“十二岁这年她骑上了高头大马。……每天早晨，吴丽梅都骑马奔向天地交会的地平线。太阳从地平线升起时，吴丽梅和红鬃烈马就成了大地的火焰，就地燃烧，不再狂奔，速度完全消失。”

吴丽梅的成长史充满了灿烂的神话色彩，然而在西域这却是最日常性的生活。正是在这种日常的神性辉映中，吴丽梅获得了关于生活、生命、天地和灵魂的深刻理解，这种理解不仅镌刻在她的外在形体上——越来越像维吾尔人，甚至被誉为西域活菩萨，而且浸透入她的血脉与筋骨，锻造出她与天地同在、与民众同乐的“民胞物与”思想和追求幸福的“福乐智慧”。她一直宣称“我就是罗布荒漠的牧羊女”，自称是“大自然的结晶”，她归于自然而融入自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抟土成物，栩栩如生。她已经从生命的意义上认知自己无法脱离这片土地而生存，属于这片土地的气质将赋予她无与伦比的生命活力和郁郁葱葱的精神森林，舍此其生命将备受压抑、倍感焦虑。最终，她获得了关于天地万物的自然而自由状态的启悟，即：“羊消失在云里，水消失在土里，鸟儿消失在风里，火消失在太阳里。”生命各有来路，生命各得其所，万物各有所终。以这种生命体悟为灵魂的向导，她才可能理解老子出关的缘由，欣赏贝多芬的《欢乐颂》，推崇维吾尔族古代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拥抱北宋张载《西铭》中的天地人性之说。她才可能沉迷在幻觉中因为对关中大儒及关中文化积淀的喜爱而爱上土生土长的徐济云；也会因为田野调查、实地了解了徐济云的本性而即刻弃之远去；她才会抛掷大城市优渥便利的物质生活和令人艳羡的工作职位而扎根荒漠深处，默默而又孜孜地从事着追溯先民文化遗迹的太阳墓地的发掘与研究工作，并最终在野地考察中献出自己的生命，魂归大漠。

其次，是出生成长于渭北边缘小镇的男主人公徐济云。相对于吴丽梅的开阔自然、来自荒野归于荒野的神奇人生，徐济云的生存境遇和成长故事则显得现实又压抑、功利而机巧。父亲老徐年少离家打工无书可读，发誓要改换门庭培养读书子孙，最终在复原成为镇供销社中元老的同时用大家不知道的法术娶到了当年极其珍稀的小学老师，为培养读书种子做好了初步准备。“文革”期间老徐好生对待流落民间的知识分子，聘请他们指导徐济云。中学毕业后，徐济云因故事讲得好被县文化馆直接聘为故事员，这主要得益于父亲的精心算盘，“我那么渴望能进入文化馆能进入市文工团，能参军去当文艺兵，我就不会下乡插队了”。所以必须把《一块银元》的故事讲到最高水平以至于无人能比，为此他不惜攒零花钱买温度计，喝掉了里面的水银以便亲身体验故事中人物被灌水银而死的真切感受。出人头地的徐济云最终飞出边远小镇，成为渭北大学令人羡慕的高材生。然而工于心计的徐济云并没有停止继续攀爬的梦想，他世故圆滑，拿学问当幌子，为仕途做准备，不仅关注名师，更虚心假意地与低能老师套近乎。甚至悟得领导旨意，在代表全系学生推荐全省高教系统优秀老师时，他推荐了两名讲课糊涂、科研能力差的老讲师为优秀教师，深得领导赞许。就此，徐济云不仅成为系领导加官进爵的踏板和棋子，而且自己顺利留校并如鱼得水，两位迅速高升的老讲师明里暗里也给予他大力扶持。

按照小说的叙事逻辑，徐济云的行事方式和价值观念同样来自其生存环境的熏染。关中之地，中原文明过于早熟，封建宗法极为深耕。小说依凭到徐济云家乡进行田野调查的吴丽梅和来此下基层锻炼的王澍的视野，向我们勾勒并展示了关中小镇复杂的人事关系、老练的处世哲学和令人绝望的驭人之术。那些“志残”的人，那些“蔫坏”的故事，那些“执政乏术，但弄权有方”的各路霸王，那些精于业务却备受压抑进而异化自甘受困的底层沉默者，那些满大街顺风倒的年轻人“碎善狗子客”，……种种怪异嶙峋的现象令人瞠目结舌。嫉贤妒能、鸠占鹊巢、绝不锦上添花只管落井下石的“拦道”者四处横行。自小于勾心斗角世界里成长起来的徐济云，于浑然不察中被镌刻上了各式各样以自我利益为核心的处世之道，由此也塑造了他不择手段、自私自利、唯我是从的生命观和价值观。成名之后的他紧紧追随学术权威佟林教授，最大的缘由是与佟教授在形体外貌上极为相似，在佟教授去世后，他一方面利用媒体借表达哀悼以提高自己的曝光率，一方面却开始模仿佟林教授的衣着气质，并以佟教授的衣钵传人自居，这种类似于“借尸还魂”式的自我镀金无异于丧失自我、行尸走肉。此外，他特别善于与各路人马打成一片，上至文化官僚、下至底层无赖，远到各省学界同仁、近到渭北皮影艺术研究院，编织网络、无所不通、彼此利用、各取所得，尤其与学生沆瀣一气、粉饰文化、互利互惠，着实令人震惊、愤怒和羞耻。

到此为止，两位性格迥异、价值对立的主人公已经和盘托出、跃然纸上。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切身的生活实践中，红柯向来十分注意种族特性和地理环境对人物的塑形作用，然而他的创作意图并未到此结束。如前所述，红柯要在小说文本中实现两种文化沟通的突破：既不能仅仅凶狠地批判过于朽坏的中原文明，也不能单单热情地鼓吹布满生命气息的西域文化，他试图探讨两种文化沟通的可能及表现形态。更进一步说，红柯的野心在于凸显中国原初文明的勃勃生机，并以西域为中心，将这种原初文明与印度以及中亚、西亚甚至欧洲世界相勾连。如此，其写作的最终目的已经不仅意在高举华夏文明初始的原始伟力，而是要赞颂整个人类在童年时代人性的素朴与宽阔、磅礴与丰沛、阳刚与无邪。

于是，红柯特意在小说中安排了吴丽梅的“东游”和老子的“西游”情节，故事的结局十分清楚。来自西域的吴丽梅对儒家文明重镇渭北市充满了无限向往和想象，对历史上气势磅礴、元气淋漓的文化孕育之地推崇备至，她甚至沉溺于关于这些龙兴之地的历史书写中无法自拔，“吴丽梅沉浸在老子出关入秦的那一刻，沉浸在张载带领学生齐声朗诵《西铭》的那一刻，沉浸在顾炎武凭吊周镐京秦咸阳唐长安的那一刻，沉浸在鲁迅登上西安破败城墙的那一刻；那一定是黎明之光清水洗尘一样飘洒天地的时刻，那一刻，吴丽梅真正爱上了这块土地，吴丽梅发誓要像顾炎武一样永远留在这里。爱屋及乌，那一刻，她真正爱上了徐济云”。然而，这些纸面上的历史遗迹，曾经的过眼烟云，只存在于历史的尘埃和记忆里，而现实的残酷与残忍很快挫败了她的想象与理想。最终，吴丽梅不仅舍弃了初恋情人，而且逃离了乌烟瘴气的蔫坏与是非之地，她的“东游”以失败告终。而“西游”的老子则彻悟了宇宙天地的灿烂光明，不仅摆脱了死亡的恐惧，忏悔《道德经》里的阴暗阴损，而且南越昆仑将生命之光传到印度，启迪出聪明的弟子释迦牟尼，号召编写出史诗《摩诃婆罗多》，并将其独自改造成西域大曲《摩诃兜勒》，最后在塔里木盆地发掘整理太阳墓地。最终，老子由一个讲究“术”与“势”的有谋者在西域天地的陶冶之下成为修建“阳光大道”的文化使者。总而言之，吴丽梅“东游”的失败和老子“西游”的辉煌再次证明了红柯对中原文明与边缘文化价值判断的不对等，他的所谓文明重塑毫无疑问再次倒向了对边地民族文化的倚重。这符合他一贯的文明判断，但在此文本中又令人恍惚迷离。

然而，我们需要对此做出进一步的追问和阐释，即吴丽梅与徐济云由相恋到分手，表面上是两人性格情怀不同所致，而内里深层呈现出的却是两种不同的人类精神结构以及由此孕育而成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巨大差异和冲突。

一种是人类初始的原始诗性文化(即诗性智慧，审美图式是原始诗性文化的精神核心)。它是人类在文明诞生(即轴心时代)之前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样貌，以原始的母系氏族社会为“黄金时期”。在世界各民族的寻根讲述中，这个阶段的人类大都拥有生活于乐园中的美好记忆，其总体特征是与自然万物和谐融洽、平等互惠，整个大自然犹如一个有机生物圈，人类对死亡的认知是一种生命的回家，是回归自然，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轮回：死即是生，生死往复、轮流不息、无始无终。人类徜徉在与物无对、与物浑然的自洽式生命历程中忘乎所以。就中华大地而言，这种原始诗性文化后来主要潜隐在主流文明无法控制的边缘地带(如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聚集地)的游牧文明中，得以薪火相传地保留并开花结果，形成了对主流文明施以持续鞭策与刺激的源头活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文明对话和激励作用。来自新疆塔里木罗布荒原的牧羊女吴丽梅，正是这种游牧文明陶冶下的诗性文化的典型代表，她在草原放牧行走的生活历程中，领受了自然的慷慨和天地的恩赐，在与万物的亲密接触中，获得了生命平等、物我齐一的宇宙大律，在与同胞的相遇交流中，习得了热情友好、亲如家人的处世哲学。因此，她的生命时时处于敞开的拥抱状态：与人为善、张扬美好、打抱不平、向往自由。

另一种是轴心时代所诞生的人类文明精神结构(即理性智慧，包括西方的理性图式和中国的伦理图式)。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文明精神意识起源于人类在轴心时代死亡意识的觉醒。人类原初的永生信仰随之戛然而止，并生成一种崭新的生命观：生命是短暂的，死亡却天长地久。这给人类原初无知无识与自然相融的快乐生活带来了巨大的震撼，造成了畏惧、焦虑、痛苦、虚无、孤独等猝不及防的情感畸变、心理挫伤和人格扭曲，其破坏力石破天惊、令人悚惧。所谓“慧智出，有大伪”——各种阴暗扭曲变态与堕落才横冲直撞。而作为伦理图式典型代表的中国，由于在“亚细亚的古代”没有形成彻底的私有化以完全斩断家族血缘关系，使得以儒道互补为主流的中原文明过分注重人本身的内在性修养，加之在理想主义的挤压之下，极易造成一种生命“内在紧张的存在结构”。又由于儒道互补使我们的“民族心理结构”呈现为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的相互制约，或者说在感性与理性的分裂上完成得不够充分，这直接导致中国/汉族人在“民族文化结构”中对体育和科学的疏远与排斥，却对艺术与工艺天然亲和、游刃有余，以至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泛艺术化”的倾向，“中国人似乎天生就是艺术家”，而这种倾向在社交领域的过分发挥就是所谓的“厚黑学”之类。总而言之，生命内在的紧张与外在的艺术化处理延续至今，导致“法术与权术并举、阳谋与阴谋兼施”的现象已经泛滥成灾，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和文明提升最大的顽疾和敌人。《太阳深处的火焰》中便呈现出因死亡阴影的逼迫而导致人格扭曲的种种丑态。周猴12岁得病差点被活埋的死亡体验，成为他后来所有流氓无赖、自轻自贱的底线依托；周猴爷爷的身份困境：出身贫寒却有“地主情结”，不仅做出杀妻献媚、借种地主的丑事，而且教与周猴装疯卖傻、践踏自我的卑劣行径；徐父能力平平却飞扬拨扈，挑战镇长、欺压下属的流氓品行各有其阴谋算计；十大班主嫉贤妒能，频频推荐引进平庸之辈以阻挡高手的狡黠举措；徐济云喝下水银以体验死亡，及至出名，更是变本加厉、不择手段；如此等等。这些人或真正经历过死亡的威胁，或已经看透自我生命的极限，因此变成“好死不如赖活”式的行尸走肉，生命的热量早已消散殆尽，生命的本质也被笼罩在阴森鬼气中扭曲变异、遮蔽殆尽。

综上所述，谜底其实并非只跟地域有关，是不同的精神结构造就了不同的文化类型，而不同的文化类型又塑造了不同的人类文化心理结构，不同的性情和价值取向才导致了文本故事的悲剧结局。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诗性智慧也好理性智慧也罢，边缘文化也好中原文明也罢，并没有什么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所有的只是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差异，“任何文化都有自己发生和存在的历史时间和社会空间。超时间、超空间、超人群、超生活的文化，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一种文化在这个时代是进步的，在另一个时代可能就是落伍的；同样在这个民族是亟需的，在另一个民族可能就是多余的。总而言之，不存在一种包治百病的大一统的文化良药。小说中的吴丽梅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她从遥远的荒漠腹地乘兴而来，试图在华夏文明最为厚实的黄土高原获得生命的滋润和精神的升华，然而成熟的主流文明却屡屡以残忍的事实震惊她的眼目、刺痛她的心胸、挫伤她的情感与信仰，最终她带着伤残之躯和醒悟的心志决绝而去，并特意远离中原、隐匿大漠深处，几十年如一日，在追觅远古人类正义团结与生命热力的征途上随风而去，化为沙土、回归自然。吴丽梅的人生际遇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现代理性主流社会历经千年文明的沉淀，凝铸而成的人类思维与文化结构已经沉沦、朽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源头活水与生命活力已经与它沟壑相离、水火不容。但是，与此同时，她的意外身亡是否也暗示着独守一隅的生活状态和独尊一脉的文化诉求，终也无法获得一种圆满的人生理想。由此可见，置身这样的时代，我们既需要大力发挥边地诗性文化的民族性活力来滋润、唤醒中原文明，也亟需将中原地区已经吸收消化的优秀的前瞻性文明成果输送到边缘地区以提升它的理性厚度与文明程度。

二、叙事的沉沦：美感的丧失与突兀的说教

90年代中期以来，红柯以诗性叙事和语言丰饶而驰名文坛。抛开厚实而又充满磅礴意味的长篇力作《西去的骑手》《大河》《乌尔禾》等不谈，《奔马》《美丽奴羊》《鹰眼》《过冬》《金色的阿尔泰》《古尔图荒原》等中短篇小说也无不闪耀着叙事的智慧光芒和丰赡的神性内蕴，令人沉浸其中流连忘返，且时有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之感。及至《生命树》讲故事的日常叙述成分开始增多，而《太阳深处的火焰》则大有以铺叙为主，颠覆以往叙事风格的姿态。这种叙事风格的急剧转捩或许是红柯创作突破或转型的尝试冲动，它在带来风格多变的同时却也导致了整体叙事的沉沦。

首先，情感激愤，失去了叙事的张力和厚度。优秀的作家如鲁迅、闻一多等都多次强调情感冷却、理性沉淀对于经典文本诞生的重要性。红柯也是深谙此道的高手，过往的创作已经证明了他节制情感、掌控文思的深厚功力。然而在《太阳深处的火焰》中，或许是出于对现实的义愤填膺，红柯或义正辞严或揶揄嘲讽或戏谑恣睢地吹响了清算与批判的“集结号”。在文本内部对知识、知识分子、教育体制和人情世故等展开了火力十足的大扫荡，而周猴、徐济云和王勇等“不幸”成为最为醒目的靶心。“知识分子就会玩虚的；”“表演艺术又不是抽象理论，坑蒙拐骗嘛”；“王勇博士给导师当枪手不是一回两回了，高质量的论文甚至几十万的专著都啃下来了”；“文化人知识分子复杂敏感多疑，基本上是一群娘儿们，都有女人气质”；“都说官场险恶，文化人艺术家水更深”；“如今这世道，低贱为美，低贱就能吸引眼球大红于世”。还有文学界关于争夺卡夫卡等归属的事件及其处理方式；徐济云与父亲关于“做贱人”与“关怀弱势群体”的辩论。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些直陈价值判断的激愤言语，过于直白浅陋，丧失了叙事的张力与美感。这里不妨引用两处比较完整的对话来体验一下叙述者的情感状态：电视台给名人周猴做专题片的采访，“记者问周猴：‘为什么还要穿这些破衣服，破鞋子？’周猴脱口而出：‘保持我农民的本色呀，啥时候都不能忘了自己是个农民。’记者笑：‘你是个艺术家，二十年前，就农转非过上了城市现代化生活。’周猴就说：‘现代化生活确实很方便，很舒服，但不自在，我还是怀念田园，忘不了大地，忘不了牛叫，甚至在城市的大街上看到热气腾腾的牛粪，我就想捧在手上，我就想把这团新鲜的牛粪拍在城市广场的广告牌上，绝对是一件艺术品。’”当记者以同样的问题采访徐济云时，“徐教授就以古波斯诗人萨迪的诗回答：‘过去他们衣冠散乱，内心清净，如今他们衣冠整齐，神不守舍。’”看似不同的回答，其实是对两人共同的生活姿态——装腔作势——的极度嘲讽。小说还对这种由文化知识界扩散而出的社会弊病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如王勇博士的表哥王进，皮影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琳及各大班主等等。总之，叙述者一边对朽坏的中原文明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鞭挞，一边又对塔里木为代表的西域文明进行了热情的鼓吹和无限的推崇，举不胜举，此不赘述。如此以来，整个小说情感外露，价值取向简单明了，留给读者思考的空间被大大压缩，整个文本显得扁平而单薄，缺乏立体感，叙事的张力与厚度更是无从谈起。

其次，语言粗粝，丧失了叙事的诗意和弹性。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某种意义而言，语言的优劣可以直接决定一部文学作品的生死存亡。红柯以往恰恰是以诗性与富有韵味的语言取胜，然而这一切在《太阳深处的火焰》中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除去零星的灵光闪现，充斥于小说文本空间的全是叙述性语言，人物的对话、成串的人物及其故事、人物之间繁琐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可能呈现的寓意，还有其他旁逸斜出的来自书本的民间故事、传说与历史演绎等“掉书袋”式的叙述。可能红柯太过注重小说主题的凸显，导致他在故事的编织上殚精竭虑、用力过猛，反而在语言上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慌张失措。他或者引经据典、长篇大论，但议论性、陈述性的语句太多，与小说的叙述节奏及语态明显脱离，显得怪异又隔膜，如关于张载、哈吉甫等人思想的阐述；或者沉浸在关于地理、历史的描述里无法自拔，如关于“黄土”“老子出关”“维吾尔族志”“蒙古人历史”的知识性介绍或想象，冗长而枯燥。看得出来，这些人事是红柯十分熟悉也十分痛心的，但却不是他擅长的书写领域，或者说到目前为止还未内化为他惯常的审美思维。因此，小说中甚至出现人物语言与生活实际相去甚远的纰漏，如热恋中的吴丽梅向徐济云宣讲关于“黄土”的对话，佟林教授去世后，王莉回家发现徐济云情绪失控后一番安慰他的话。完全来自教科书般的刻板语言，缺乏鲜活的人物气息和日常情感。

再次，结构凌乱，失去了叙事的节奏和美感。一部小说总要有属于自己的叙事基调，它在某种程度上由小说的结构来铸就。开门见山还是抖包袱，顺流而下的时间叙述还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双线并进，单一的叙述者还是复调式的众声喧哗，……如此等等。不同的结构安排决定了文本叙述的节奏和美感，这是决定一部小说是否耐读好看的关键所在，也是考验作者讲述故事能力的重要指标。红柯的小说往往结构清晰完整、泾渭分明，不管是插叙、倒叙，还是故事穿插、交替伸展，都显得游刃有余、如沐春风。但《太阳深处的火焰》虽可寻出故事主线，文本结构上却显得十分纷乱芜杂。一方面故事展开的时间忽前忽后、忽早忽晚，令人晕眩；另一方面两条基本线索互相交织不说，各自又掺杂进一连串小故事，再加上叙述者时不时毫无征兆地切入历史空间，讲述各种历史故事甚至介绍各种历史人物的思想学说。因此，整个小说文本陷入凌乱与嘈杂之中，从而丧失了叙事的节奏和韵律——某种程度上这也是造成小说语言粗糙失控的原因之一。

最后，说教直白，丧失了来自民间写作的飘逸丰腴而陷入知识分子式的生硬与突兀。新世纪以来，关注社会现实成为万众瞩目的期待主题，对现实发言被认为是文学无法回避的责任。但问题的关键是，文学应该以何种方式完成发言，这种方式应该是独属于文学所有而非公共性的选择。而作为文学最根本的是要“回到审美世界”，需要以审美的方式叩问现实。因此，从根本上说，作家应该尽可能地远离现实焦虑。鲁迅是深谙此道的楷模，他通过远离现实的方式而抵达现实，以审美之维的文学完成了对社会现实及时代灵魂的呈现、控诉与追索。小说《太阳深处的火焰》过于主题先行、概念固化，从而成为一种理念式的写作。如前所述，尽管它一如既往地延续着红柯对西域文明的颂扬和推崇，但与此前文本从字里行间、故事情节中自动孕育和自由呈现不同，《太阳深处的火焰》中密布着知识分子说教式的宣讲与布施，直白生硬、不堪卒读。这也是导致其情感失控、语言粗粝和结构纷乱的罪魁祸首。

综上所述，红柯的长篇新作《太阳深处的火焰》在试图完成主题突破的同时，暴露了众多叙事与表达上的问题，留下了不少的遗憾。我不知道红柯是否进入了创作的瓶颈期？或者他只是陷入了题材选择的黑洞？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自《生命树》以来，红柯小说的文本结构、语言风格、创作题材、审美趣味等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何在？转变的结果将会如何，是创作层面的再次突破，还是会破坏已经建构起来的美学图景？我们不得而知。需要提醒的是，红柯曾经面临对社会现实“肯定与否定”的提问。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否影响或者缠绕过他，从而给他的创作造成了困惑和压力。我想说的是，每一位作家，总有最适合于自己的观世方式、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以往的创作已经证明，红柯所擅长的是对人性之美的发掘、凝铸与高扬，因此，关于人性之恶的大量铺排真的那么必要吗？其实善与恶、肯定与否定本是人性的一体两面，对人性之善的褒扬与赞颂，即是对人性之恶的排斥与批判，反之亦然。我期待着红柯能够获得正确面对肯定与否定的辩证法，不要被这个问题所困扰，他应该着力耕耘真正属于自己的园地，写好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其实这也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