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识”:姚永朴建构“文法”的一个灵魂*
2018-11-12方盛良
江淮论坛 2018年4期
方盛良
(安徽大学文学院,合肥 230601)
无论是在桐城派发展史上,还是在近代传统文化新变时期,姚永朴《文学研究法》都堪称一部杰出的文学研究著作。该著凝结着作者的经史之思,自成一统,“经”与“史”可谓是建构该著的关键所在。遗憾的是,学界至今对此多有忽略,其意义未有彰显。本文拟专从“史”的角度,对该著所涉的几个层面加以清理和研讨,以期最大程度上接近其本真面目,发掘其价值所在。这里的“史识”特指姚氏注重文学史演变,文史会通,论从史出的识见。
一、学制变革与教材撰写:以“史”贯“文”的动因
《文学研究法》是姚永朴任教于北京大学的课堂讲义,撰写于1913年底,成书于1914年初。其弟子张玮言:“先生论文大旨,本之姜坞、惜抱两先哲。然自周秦以迄近代,通人之论,莫不考其全而撷其精。故虽谨守家法,而无门户之见存。”可见,该著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历时性的总结,采撷其精,并融之于桐城派的文论话语体系中,赋予晚期桐城文论更为融通开放的格局。
晚清民国之际,学制改革,新旧转型,1913年民国教育部大学规程规定,依照《大学令》,“国文学”类将“文学研究法”与“中国文学史”并列,强调它们的差异性不言而喻。姚永朴在北京大学担任“文学研究法”课的讲习,著作亦以“文学研究法”命名,侧重于“文学研究”、与文学史保持一定的距离,本该是情理中的事,但实际上通篇表现出强烈的“史识”,其背后的历史境况耐人寻味。光绪二十八年(1902)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颁行,“今略仿日本例,定为大纲分列如下:政治科第一,文学科第二,格致科第三,农业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术科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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