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广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个人化写作”等一系列文学潮流，曾以碎片化、变异性和偶然性因素，代替完整的“民族——国家”寓言性叙事，一度打破了“宏大叙事”的美学堡垒，衍生出某些新兴的美学规范。“宏大叙事”的暂时解体与消歇，固然符合当时新的意义生成多样性的诉求；但是过于放纵的文字游戏以及怪异、零碎、拒绝深度的表现形式，也难免让人产生审美疲劳，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读者的感知难度。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由于种种缘因，一股重构“宏大叙事”的力量开始重新聚合。莫言的《生死疲劳》、刘醒龙的《圣天门口》、阿来的《空山》、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叶广芩的《青木川》、阎连科的《受活》、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关仁山的《金谷银山》等诸多作品，或管窥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或重述民族百年的沧桑巨变，或回望挽歌式的家族历史，均可视为“宏大叙事”再度勃兴的明证。仔细巡查即会发现，这种集中“高歌”的出现并非偶然：一方面，多数作家依然坚守着文学的载道传统，在繁复庞杂的转型时代，努力用完整的叙事构建个人命运与历史脉络的关联；另一方面，直面宏大的问题成为部分作家张扬个人精神气度的突破方式。在这种社会、文学与文化心理语境下，创作主体对完整性和目的性的追求，自然在某些作家那里被纳为突破话语霸权的尝试。于是，能够经常与人类隐秘的心灵世界达成共鸣的史诗化格调，就衍化成一批优秀作家的共同选择，“宏大叙事”作为一种结合了历史与现实的现代性叙述方式，再次成功地召唤出现代人对辽阔的土地、苍茫的自然、渊远的文脉的想象，回到文学舞台的显要位置。

老藤新近出版的《刀兵过》，就呈现出更为立体、丰实的文学样态和强烈的史诗化倾向。这篇熔铸着作者的深厚文化积淀与对传统真切领悟的小说，力图在北方的红苇滩涂上吟唱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悲歌，它借助东北萨满巫师给王克笙的乩文——“水泊之上燎原火，天求辽阔地求宁”，一抒胸臆，奠定了整个作品豁达的审美格调；并于沉稳扎实的表述中，尽显历史与现实、传统与个人、乡土与现代的矛盾张力，叩问文学的终极价值和个人的意义归处，从而折射出了创作主体内心深处的道德立场和精神操守。可以说，《刀兵过》以一种庄严辽阔的写作范式开拓，成功介入了当代中国重构“宏大叙事”文学潮流的序列之中。

一、乡愁乌托邦：作为现代性抗争的文化策略

老藤的小说大都具有比较浓郁的乌托邦色彩，《刀兵过》改变了作者以往在微观层面细雕“小理想”的策略，而放眼于社会形态和组织建设的理想构成，以极大的叙事热情和容量，将自我的理想和信仰放置在更为宏大的层面上。这让老藤的创作在惯有的人文情怀之外，更增添了一种思想深度，在把故事讲好的同时，又探讨了更高阶的问题——乡愁式乌托邦与中国现代性的对抗与融合。

乌托邦的话语与实践可谓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母题。乌托邦的原意是没有的地方，它作为一个理想的虚构空间，寄托着群体对美好社会的精神祈望。随着时间的流逝，乌托邦的外延意被不断扩大，也在不同地区出现了变体。如果按西方的定义做参照（乌托邦的实践和冲动在时间上最终指向人类的理想和未来），中国文学似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乌托邦文学传统。与之形态最相近的《桃花源记》，本质上消泯了时间的特质，具有超时间性。但是，中国文学在涉及理想生活的具体形态时，同样在政治理论与社会形态上有明确的诉求，这就又与西方的“乌托邦”概念有了一致的地方。换言之，如果乌托邦的要旨并不仅是文学如何想象，而是诸多想象共同塑造出的理想社会的观念，其核心并不是个人理想的追求，而是辐射整个社会的幸福，诸如财富的平均分配和集体的和谐与安全，那么在政治理论和社会生活实践层面，中国文化传统中有许多因素就明显具有乌托邦思想的特点。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中概述过构成“乌托邦”的基本条件：超越现实情境；打破占主导地位的现存秩序；从原则上说不可能实现的，但充满希望并可以发挥某种革命性作用。如果从这层意义上看，《刀兵过》的乌托邦倾向是比较明确的。

我们知道，乌托邦叙事总是关于幸福生活的叙事，往往凝结着特定的生命记忆和族类的集体无意识。九里人的幸福观很单纯，获得幸福的方式也很单纯。这种幸福感首先来源于对物欲的克制，甚至连过年的饮食都有统一的规格；其次，以王家父子为首的第一代村民都拒绝出仕，与外界纷扰的世界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村民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村约族规，并不需要依靠外在的行政手段进行强制管辖，他们只想过“自由、散漫、殷实、无争”的闲散日子，拒绝被卷入历史转型的洪流之中；再次，老藤用较大篇幅对苇滩宏阔壮美的自然风貌进行描绘，喻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同时，作者还着重描写了苇地中一些充满性灵的生物，为小说增添一种盎然的趣味。作为本土自然主义乌托邦传统的再表达，九里与老子的“小国寡民”和陶渊明的“桃花源”当属同一个谱系，倡导退避世事的自耕式理想生活。为彰显内省式道德的力量，作者有意安排鬼蜡烛、野龙两个绿林强匪，因有感于九里淳厚的民风与王氏父子宽厚的个人品格，从而改邪归正一心向善的情节。

如果小说都在进行这场气势如虹的建设活动，那么也就成了美好的童话故事，老藤自然不会沉溺于这种过于流畅顺遂的理想叙事。随着小说的情节继续深入，外力介入桃花源的封闭性空间之后，其恒常的时间性也就随之破裂，乌托邦的美梦也便难以为继。在逐个来临的混乱的转型时代中，九里屡次遭遇“过刀兵”。在动荡与战乱屡次来袭后，九里内部的时空循环被彻底打破，于是作者选择用一种“反乌托邦”式的悖谬形成了故事的张力。所谓的过刀兵，就是战时军队路经某地，对当地进行财物和人员的掠夺。九里虽地处隐秘，但由于频繁的战乱，依然难逃一劫。不仅匪患不断，更有短如义和团、俄国兵、奉军巡防营，长如侵华日军的持续威胁、骚扰。如果说这些过刀兵只是造成了村民的物质损失与生存焦虑，那么五六十年代的狂热改造运动则全面地撕裂了九里人的精神世界。现代化的改造狂潮冲撞着经验式的个人与集体的生存准则，乌托邦的梦想宣告覆灭。

老藤通过九里乌托邦悲剧的展现，为我们揭示出乌托邦想象本身的脆弱和危险。作家对历史和未来的理想化描写，也未尝不是当下中国社会缓解现代化的巨大压力乃至痛苦的文化策略。在《刀兵过》中这种策略表现为某种乡愁式的乌托邦想象。“寻找”的情绪始终隐藏在《刀兵过》故事的主线之间，起初王克笙背井离乡，逃离天津这座最早浸染现代文明的城市，是为了恢复祖姓，延续家族传统而古老的脉络，寻找一种“百里无人断午烟、荒原一望杳无边”的辽远旷达气度。及至九里建村，用三圣教化村民，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克己复礼”的自我追求，完成了“黄发垂髫并怡然自得”的社会理想。一步步的逃离与建设中其实蕴含着一种广义上的乡愁情结。“在中国文化中‘乡愁’是一种特殊的感觉结构，指‘身土不二’被打破之后对失去了的美好的田园般的过去的回忆和向往。”与欧洲的乌托邦传统指向未来的逻辑不同，中国文学传统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却总是指向过去，以回旋性作为其表达机制。这一向后的思维结构可能源于以下两点：其一，传统儒家礼乐制度本身已经为我们描绘出一幅较为完美的生存图景，能够通过个人道德的完善构建出理想的社会。其二，现代性逻辑严重损害了人的灵性与自然的和谐，根据工业时代以来出现的生态危机、道德危机、身体病状等，我们可以大略猜测未来人与自然之间的缝隙可能难以弥合。因此，《刀兵过》中的乡愁乌托邦叙事实质上是老藤给出的一种摆脱了急功近利的时代问题的压迫，而去应对现代化所带来的普遍性的生存与文化危机的文化策略，这就从更为宏大的文化视野上，寻找到了传统文化理想与现代性的融合可能，使作为读者的现代人不至于陷入失根与断序的绝望之中。

二、卡里斯玛式英雄：国家历史与个人命运的坐标系

乡愁式的乌托邦想象构筑出《刀兵过》的怀旧和追寻的基调，在王氏父子身上可见一种广义的原乡情节与抒情范式。然而在作品的深层语码中，依然显示着老藤对“历史”与“人”之生存境遇的关注，穿透众生在历史与政治中挣扎的生命历程，如同尘埃一般缓慢漂浮又落定，优美而残酷地揭示出历史与人性交织的沉重真相。

20世纪是一个充满危机和变革的时代，现代性的不断入侵、连绵的战争与动荡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体察到人的困境，“长期积淀而成的人类文化传统在规范生活秩序的同时，也成为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羁绊。”时间坐标上的因缘际会和空间坐标上的世外桃源，都在呼唤一种充满力量和智慧的秩序守护者形象，老藤不失时机地塑造了王氏父子等一系列“卡里斯玛式”人物来完成这个使命。但作者显然并不只满足于用卡里斯玛式的人物发挥其叙事功能性，其更大的野心是把这些人物扩大成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与个人命运的坐标系。

一般来说，卡里斯玛典型往往产生于传统秩序发生危机，人们对原有的信仰体系发生动摇之时。九里虽然是化外之地，它同时是整个中国的缩影，不难想见偏远的九里尚且遭受到如此深重的损害，可以一窥当时历史的全貌。首先，被坚船利炮摧毁的忠勇气节，第一次给九里人带来了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老藤用“光绪xx年”的小标题形式，为清政府的覆灭倒计时。甲午海战拉开了九里频繁过刀兵的序幕，此后日俄战争、中日战争等惨烈的战事催生了黄开、老地羊、蓝坛主这些悲剧英雄，他们以一种向死而生的气概，为清王朝守住了最后的节义。作为弱国弱民，他们更真切地体会到生命的渺小与尊严的危丧，也清醒地意识到个体的抵抗往往更具有精神层面的意义。其次，吸收并倡导批判与启蒙的新文化思想的九里子孙，成为改革家乡传统的激进斗士。因参加五四学生运动而患病回乡的姚远，急不可耐地要粉碎三圣塑像，受到阻止后又气愤离乡，最后客死他乡。这让九里村民第一次对“读书人”和极端化的启蒙思想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急功近利的进化主张似乎正在损害着传统道德和乡土秩序。老藤对这些外出的孩子从来不够“仁慈”，或者说他对出离传统文化的激进思想和未经时间考验的新变之思，都带有非常审慎的戒备态度。再次，冰冷的工业化进程极度戕害了九里的自然灵性和古朴的人心，欲望的毒信埋藏在苇地深处，随时准备将人裹挟进物欲横流的深渊。姚松与日本人勾结企图强占苇地的资源进行开发，巨大的利益诱惑让九里人第一次感受到工业时代的冲击；建国后，工作组又加紧对苇地的工业改造，九里不可避免地加入如火如荼的现代化浪潮中。随之而来的，是大耳狐一家的搬迁以及道观的消失，象征着自然灵性和神性的标杆折断，人与自然根状的联系被剥离。

王克笙作为九里的第一代领袖式的人物，拥有着一种不破不立的英雄气魄。王明鹤曾不止一次地感慨，如果是父亲面对嚣张跋扈的日军，一定会固守士人的爱国节操，带领村民血战到底。从这一点上看王克笙是较为典型的卡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他凭借杰出的个人魅力与高尚的理想信念，将九里流散人群汇集起来，逐渐形成一个拥有仁义和理性传统的聚落。王克笙能够感召和激发他人的忠诚之心，村民自愿按照村约建立起更有秩序的生活模式。作为九里“代言人”的王克笙在道德操守、领导能力、知识水平和理想信念等方面表现出的完美，恰恰符合其背后的历史与文化因素，他的成就是个人理想抱负与时势造英雄的聚合产物。与王克笙相呼应的是塔溪道姑，她身上的自然神性特质具有净化世俗戾气的作用，与王克笙相辅相成、刚柔并济。王克笙的世俗建构力量和塔溪道姑的精神净化力量，共同维护了九里的安定，这是九里具有乌托邦倾向的双重基础。

与父亲不同，王明鹤则是一个生存于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之中，并努力压抑自我个性和欲望的悲情人物。王明鹤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卡里斯玛式英雄，比起父亲，他的坚守与抗争难度更大，这也就决定了他不能一味地挥洒自如，而是要小心翼翼地维持九里村的生存与运行。从读者的角度看，王明鹤一生的谨慎、努力可能来的没有那么痛快，但其实王明鹤才是一个褪去了神性色彩的真实可感的卡里斯玛式英雄。

可以说，整个二十世纪上半页，面临着国破山河的残损与传统解体的溃变，民间便会自发呼唤一种力挽狂澜的强力，甚至想象出具有改天换地才能的卡里斯玛典型。王克笙虽然以传统士大夫形象出场，但是他身上隐含着一股豪侠的气概。出生时“站生”的胎位似乎就预示着王克笙反叛的个性，冒险为黄开、蓝坛主、“关督队”这些清末殉葬者树碑立传，寄托了自己对末世的忧思，也因此，王克笙的死多了一种悲情的成分。相比较来看，王明鹤倒像是守成之君，尽管他的内心时常激荡着冲动的蛮力，但是面对时局的时候他依然不能随心所欲地表达自我。他是父亲意志的继承者，继承医馆、恢复祖姓、接管九里的繁杂事务……似乎成为镌刻在他基因里的责任和义务。

表面上，父子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这似乎只是个体差异而已，但其正体现出父子两代人处于知识分子“忧世”与“忧生”的不同历史阶段，进而激发出相应的反应与处世原则。“在忧世的阶段，儒侠们孤傲不群、忧郁多思的性格，到他们昂扬澎湃的激情心态、辗转反复的思维方法，乃至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式理想寄托，无不反映了自歌德的少年维特以后所谓浪漫英雄的标记。其中含有类似普罗米修斯为苍生献身、牺牲小我的叛逆勇气，代表了一种激情的心态。而到了诗人之忧生时，激情便开始沉淀了下来，直指生命中最深沉的悲苦，正面面对死亡。”在作家笔下，离乱时代的忧世忧生形成了王氏父子之间某种坚强的纽带，它不仅依靠着血缘关系来维系，更依靠着相似的人生理想和知识分子对时代苦难的担当精神。不难看出，王氏两父子共同组成了较为立体的传统文人形象，更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家国与生命之忧思的心路写照。老藤笔下的“平凡人”，往往承担着演绎大历史的使命。他追求文学对历史、对生活的干预力量，从不采用冷淡的回避姿态。也正因此，老藤笔下的人物能够给人实在的血肉之躯的感觉，在错综复杂的心理情感中彰显文学的“真”。

三、儒、侠、道三位一体：知识分子的立场与守望

统观老藤的文学世界，基本观照了二十世纪中国民间生活中的一些重要历史进程。当然，作者的最终目的并非单纯再现这些历史事件，而是希望在相对完整的历史脉络下，较为全面地烛照普通人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生存样态以及个体心灵史。作品中人物的无奈、劫难、挣扎甚至死亡，都从不同的维度突破自身肉体和精神的局限，呈现出宽厚而豁达的历史文化指向。比如《熬鹰》中的金兆天，在特殊时期散发出人性的慈悲，填补了失序社会中伦理和尊严的缺失；《黄昏里的“双规”》中的官员程海岩与李子和，在现实的权力场中顽强抵抗各类潜规则，展现知识分子所应有的气魄与道义。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总能看到一种与明哲保身、随波逐流式的生存准则相反的信念，一种近乎复活理想人性的热望和执拗。

在《刀兵过》中，老藤将这种人性的复苏与升华的愿望寄托在了知识分子的身上，并在“儒”“道”“势”层面，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进行自我生存意义的追问。余英时曾概括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一是理论上知识分子的主要构成条件已不在其属于一特殊的社会阶级，而在其所代表的具有普遍性的“道”上；二是中国的“道”基本上是一个安排人间秩序的文化传统，其中虽然也包含宗教的意义，但它与其他古代民族的宗教性的“道统”截然不同。因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秉持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观念是从“道”滥觞出来的；三是知识分子不仅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更尊，因此对社会的责任感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品德；四是由于“道”缺乏具体的形式，知识分子只有通过个人的自爱、自重才能尊显其所代表的“道”。传统知识分子对自我生存意义的追逐，往往体现在对“道”的坚守上，也即阐释并守护世界的意义，引导人扬弃本能中的利欲妄损，进而走向一种普遍性的人文主义状态。

但是，知识分子并不代表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他们为世界意义而奋斗的理想通常是与世俗权力相背的，在“势”与“道”的斗争中必然倾向于后者。因此，在救亡的时代，知识分子的教化功能让位于革命功能后，“历次革命后，都有一批人文知识分子实在地转化为世界的功用部分而不再返回意义世界……人文知识分子完全同化于世界事物后，世界也就失去了引导自身向上的精神环节。”知识分子的人文价值和终极目的，必然需要超越世俗权力的道德高度，以及随时准备远离权力与体制的半出世姿态。于是在“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间奔波不止成了多数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无法逃脱的宿命。

表面上看，王克笙努力将九里建成人间桃花源，并在其间实现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理想，做到不入俗流不染功利，这本是入世与出世的浑然统一。但儒道思想对其性格形成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个人与上层精英文化的关联。也就是说，长久浸淫在“学而优则仕”观念下的知识分子的出世退守，往往是被动且无奈的，是入世无门时的补偿策略和自我保护。小说中混乱的时局、生存的压力逼迫着王克笙投向汪洋一般的民间立场，在入世与出世的道路全都荆棘重重甚至无路可循时，他睿智地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以“侠”补“儒”。侠义精神在历史上就具有对强权与庸众的破坏力和威慑力，它从诞生伊始就具有某种对抗政权的特质，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中体制强大而个人软弱现实的文化折射，也是所有被压迫者反抗强权与压迫的理想文化形象。在传统儒家理想和信念已经无法完成拯救九里的情况下，王克笙迫切需要强大而正义的武力来对抗强权。因此，王克笙对黄开、蓝坛主、“关督队”等人的惺惺相惜，对绿林强匪鬼蜡烛的宽容放任，正是他内心渴望时局清明、国家强盛的映射，是儒与侠的一种合流。

塔溪道姑则是另一种“侠”，上文提到王克笙与她是九里的秩序与精神的基石。作为道家的代表，塔溪道姑指点九里一次次躲过刀兵劫难，承担起了部分救世与教化的责任。抗战史上，道教确实做到了“兴国爱民、普济群生”，《续修大岳太和山志》中就记载了武当道士节衣缩食、毁家纾难的义举。如果说王克笙兼具儒与侠的品质，那么塔溪道姑身上就兼具了道与侠的双重气质，小说结尾处王明鹤为塔溪道姑立“剑冢”，又一次确认了九里人对她侠义精神的肯定。或者，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是王克笙与塔溪道姑的精神和人格共同构成了一个融合了儒、道、侠的完美知识分子形象，共同达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

令人欣喜的是，老藤对知识分子与世界关系的阐释并未到此为止，他将这种关系推进到更为立体深远的层面。社会危机迫使知识分子开始深刻考量社会秩序的文化基础，处于新旧时代交替的中国人需要重新锻造认识世界的图式，根植于传统而又超越传统，冲破“私”的代际传承性，抬头展望新的世界形象与宇宙图景。留洋归来的栗娜是点亮王明鹤认识外部世界的一盏灯，启蒙了王明鹤对科学和变革的认知，尽管他的生活地图从未越出过九里。从父与子的承继关系来看，王明鹤似乎缺乏独立的个性。但他对感情绝不苟且，为了守护对栗娜的爱情终身不娶，没有陷入传宗接代的窠臼中，抗住了延续家族命脉的压力。最终，他把祖传的医术传给了胡家的孙女胡小狄，也彻底超越了“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祖训，以现代而理性的方式完成了家学的延续，达成了为“公”的文化传承。

读者可能会疑惑，小说最初的动力是王克笙为恢复祖姓而远走边地，如何最后王明鹤主动将家族血脉断根了呢？这恰恰是作家思想深意的所在。老藤最让人感动的地方就在于他从不拘泥于“小传统”的桎梏，而是力图复归“大传统”中崇高与庄严的宝贵部分。这是他尽管着眼于小人物的描摹，却总能让人联想到故事背后宏大背景的缘由。王氏父子本来有许多机会恢复祖姓，但是每每看到政治污浊、民不聊生的国情，他们都暂缓这个仪式以便等待一个海清河晏的好时机，最终由王明鹤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实现。在这里，“恢复祖姓”是一个符号化的存在，它是衡量个体在时代中生存状态的标尺，是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尽到义务之后，能够返回自我心灵，坚守世界意义的时刻。王明鹤对胡小狄的倚重突破了“私”的狭隘，传继“公”的意识观念，是对现代文明的致敬。

当然，在老滕笔下，知识分子形象并非都如王氏父子一样充满了对时代的勇气和担当。在知识分子与时势的冲突中，或者个体面对更大的政治威胁时的精神衰微与困顿无奈，都让老藤流露出悲悯的情怀。作为留学英美的妇科专家汪乔治，在下放到农场后重病，因为对自身遭遇的愤懑而拒绝接受王明鹤的治疗，在狂乱的时代产生出厌世恶生的悲凉心境，进而放弃对世界的责任。汪乔治表现出的自身的软弱，缺乏对历史秩序和普遍人性中缺陷的自我质疑的勇气，这也恰是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真实际遇。对知识分子进行多维度、全方面的审视与描写，使老藤的人物描摹和作品的思想世界更具深度，也更能够发人深省。

《刀兵过》兼具思想容量和细节真实，它是作者自我超越的一次勇敢而成功的尝试。尽管作品在某些细微处仍有议论略多、较少意韵留白和叙事偏于理想化的问题，但它将家国历史与个人命运融合的“九里村”乡愁乌托邦建构，对具有强力精神的卡里斯玛式英雄的呼唤，和综合儒、侠、道等传统文化因子的理想知识分子人格的寻找，以及从中折射出的创作主体稳定的内心立场、浓郁的史诗化情怀、热忱的使命担当与稔熟从容的叙事能力，都为“宏大叙事”的重返提供了可能性的启示，也再次证明在道义的舞台上戴着使命感的艺术“镣铐”跳舞，同样能够跳得很美，很精彩。

房广莹 南开大学

注释：

①［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艾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28－236页。

②王杰：《乡愁乌托邦：乌托邦的中国形式及其审美表达》，《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1期。

③李杨：《现代性视野中的曹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37页。

④［德］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69页－273页。

⑤龚鹏程：《侠的精神文化史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第188页。

⑥［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7页。

⑦尤西林：《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与使命论纲》，见《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