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钧

关于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使命，学界已有很多探讨。以个人之见，如果文学如昆德拉所追求的，在于不断拓展人类生存的可能性，那么文学批评，其重要的使命之一，就在于不断拓展阐释的空间，赋予其不断生成的新生命。布朗肖说：“众多批评人，至今仍真诚地相信，艺术、文学的使命，就是让人类永恒。”文学对于人类存在的不断拓展，导向的也许就是人类“永恒”之生命。而文学批评恰恰在其中担当自己独特的角色，有法国现代批评之父之称的圣勃夫，倡导的便是“通过批评和阐释让作品开放，让批评的光芒唤出过去的生命，闪现出过去所没有发现的光芒”。以此为参照，检读当下的文学批评，有机会读到了作家毕飞宇的《小说课》。作家与批评家，本是“亲家”，也是“冤家”。两“家”的碰撞之间，会带来怎样的新发现？读毕飞宇的小说，至少已经20多年了，毕飞宇的小说，思想深刻而有力量，善于结构，语言独特，写的用心，轻重拿捏得尤其到位，记得上个世纪末曾在江苏作家协会召开的一次作家职称评审会议上，我说过毕飞宇仅凭他的那篇题为《哺乳期的女人》的短篇小说，就应该评为一级作家，可惜当时毕飞宇还是《南京日报》的一位初级编辑，连跳三级实在让体制内的人无法正常接受。也有机会与毕飞宇聊小说，听毕飞宇谈小说写作，感觉他的思路与时下的文学批评家不一样，语言不一样，关注的要害处也不一样，这次有机会读到他的《小说课》，看他如何读小说，论小说。他选择的都是“伟大的”小说，如《红楼梦》《水浒传》《项链》《杀手》，有中国的，也有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一部部都是经典，都是文学批评界特别在意的作品，论的人多了，难免有重复，评者要有所突破，实在是很困难的。

一、“我”的在场与阅读的独特性

文学批评，可以有不同的出发点，也可以有不同的参照。当下的批评，有强调理论性的趋势，尤其是学院派的批评。观察当下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理论往往被化解为一种方法，一种标准，甚或一种技巧。面对文本，有批评者以娴熟的理论对之加以评判，作品往往成了一种被“审判的”对象。这样的批评，往往带有理论的定式、批评者的先见，不仅无益于对作品之特质的分析，反而有可能遮蔽作品的生命。作为作家的毕飞宇，或许有过遭遇这样的批评的经历，或许对文学批评有自己的理解，他论小说，有很好的定位：纯粹是个人的视角，以个人的观点为出发点。读《小说课》，我发现有一个词是贯穿始终的，就是“我”这个字。如果是所谓的“文学评论”，以理性自居以真理自居的评论，是避免用这个“我”的，因为真理是不分你我的，是要超越“我”的。可是毕飞宇却反其道而行之，处处强调“我”的存在。说到关键处，他要强调一句“在我看来”；析到疑问处，他要说“我要提个问题”。就是下评语，做判断，他都是那么坚定说出“我”的观点。比如谈《促织》，他说：“可在我的眼里，《促织》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作者所呈现出来的艺术才华足以和写《离骚》的屈原、写‘三史’的杜甫、写《红楼梦》的曹雪芹相比肩。我愿意发誓，我这样说是冷静而克制的。”（见《小说课》第5页）谈到读者有可能质疑的地方，他还是亮出“我”的说法：“我不渴望红学家们能够同意我的说法，也就是把第六回看作《红楼梦》的开头，但我还是要说，在我的阅读史上，再也没有比这个第六回更好的小说开头了。”（见《小说课》第7页）甚至谈阅读，他还是一遍又一遍地说“我”：“阅读是必须的，但我不想读太多的书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年头书太多。读的快，忘的更快，这样的游戏还有什么意思？我调整了一下我的心态，决定回头，再做一次学生。——我的意思是，用‘做学生’去面对自己想读的书。大概从前年开始，我每年只读有限的几本书，慢慢地读，尽我的可能把它读透。我不想自夸，但我还是要说，在读小说方面，我已经是一个相当有能力的读者了。”（见《小说课》第190页）一连又是九个“我”字，还有一个“自己”。是毕飞宇的习惯性表达，还是另有深刻的追求？

如今写小说，尤其是评小说，最大的弊病，还是重复，是老套，是人云亦云。毕飞宇是深谙阐释之道的，他知道一部小说，要赋予其新的生命，必依赖读者的阅读与阐释。在他看来，“阅读小说和研究小说，从来就不是为了印证作者，相反，好作品的价值在激励想象，在激励认知。仅仅在这个意义上说，杰出的文本是大于作家的。读者的阅读超越了作家，是读者的福，更是作者的福。”（见《小说课》第55页）文学经典是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阅读与阐释中形成的，没有阅读没有阐释，文本就没有生命。而毕飞宇也许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他阅读与阐释的独特性，同时也在暗示独特阐释的重要意义。他无时不刻在提醒，这是“我”的阅读，“我”的看法，“我”的阐释。毕飞宇想发出“我”的声音，是因为在他成长过程中，他有过多次听别人讲莫泊桑的《项链》的经历。在他8岁或者9岁的时候，做语文教师的父亲第一次给他讲《项链》，讲的是中国写作的套路“凤头、猪肚、豹尾”，说“那一串项链是假的”，就是“豹尾”（见《小说课》第52页）。第二次，是他上高一或者高二的时候，语言老师在语文课上讲了《项链》，他是很期待老师讲《项链》的，因为他用了“终于”两个字，说“老师终于在语文课上给我们讲解了《项链》”，老师重点讲了两点，一是“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必定会受到命运的惩罚”，二是小说“说明劳动是光荣的，劳动可以让人幸福”，他觉得“老师的话太离谱了”（见《小说课》第53页）。至于大学期间是否听老师分析过《项链》，毕飞宇“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只知道课程设置中有讲法郎士、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左拉、莫泊桑的课，“关于这一个时段”，“我记忆里头有关作家和作品的部分是模糊的，清晰的只是一大堆的形容词：虚伪、贪婪、吝啬、腐朽、肮脏、愚蠢、残忍、卑劣、奸诈”，毕飞宇说“如果你不去读小说，仅仅依靠课堂，你会误以为所有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都是同一个写作班培训出来，他们类属于同一个合唱团，只训练了一个声部。”（见《小说课》第53页）父亲讲《项链》，讲的是中国的传统写法；中学老师讲《项链》，多少还讲了两点；而大学老师讲《项链》，则是一个套路，所有的“批评现实主义”作家，只发出一个声音：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小说因此成了政治的表达，没有了艺术生命，甚至可以说小说被扼杀了生命，有的只是批评者的说教。由此不难想见，毕飞宇处处强调的“我”，既有对历史说教的回应，也有对时下中国的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的批判，最为重要的，是想冲破“一个声部”的束缚，以“我”的阅读，“我”的解读，开启作品的生命。在这里，这个“我”字，呼唤的是独立思考的精神。没有独立思考，就不可能有“我”的在场。在论鲁迅的《故乡》的第四部分，毕飞宇说的再也明白不过：“作家主动放弃思考能力是危险的，最终，你只能从众、随大流、人云亦云”（见《小说课》第103页），写书如此，读书如此，做人也如此。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文学理论所应该具备的两个品质：分析与诘难：对文本的分析与对文本的诘难。以此为两翼，文学理论便有了怀疑与批评的属性，而怀疑导向发问、质疑、诘难，澄清了疑问，才可能有批评与反思，有自己的新见，恰如孔帕尼翁所言：“我认为文学理论是一种分析与诘难的态度，是一个学会怀疑（批评）的过程，是一种对（广义上）所有批评实践的预设进行质疑、发问的‘元批评’视角，一个永恒的反省：‘我知道什么？’”

从我的视角出发，带着自问与疑问去面对文本，这只是第一部。细读《小说课》，可以看到毕飞宇常有对批评的批评。文学批评有“谬误”，也有“浅薄”。关于审美，他觉得“美的‘误判’相当可怕，具体的表现就是拿心机当智慧的美，拿野蛮当崇高的美，拿愚昧当坚韧的美，拿奴性当信仰的美，拿流氓当潇洒的美，拿权术当谋略的美，拿背叛当灵动的美，拿贪婪当理想的美。” （见《小说课》第76页）文学批评有价值观的引导问题，文学的“误判”值得警惕。而“浅薄”，就是肤浅，看表面，不认真，不深刻，毕飞宇拿奈保尔的《布莱克·沃兹沃斯》的小说为例，说明小说的风格与气质的“深”与“浅”：“好的小说一定有好的气质，好小说一定是深沉的。你有能力看到，你就能体会到这种深沉，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反而有勇气批评作家浅薄。” （见《小说课》第77页）有勇气的批评家，如果没有独特眼光，就有可能把自己的浅薄强加到作者头上。毕飞宇对文学批评的批评，态度是很坚决的，如他在谈《促织》，说“《促织》是荒诞的，是变形的，是魔幻的，成名的儿子变成了‘小虫’”，紧接着，比提出了一个问题：“它的意义和卡夫卡里的人物变成了甲壳虫是不是一样的呢？”这一问题显然不是为了阐释《促织》，而是针对文学批评界的：“我经常看到这样的评论，说，我们的古典主义文学当中经常出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某些特征，比方说，象征主义文学的特征，意识流的特征，荒诞派的特征，魔幻现实主义的特征。有评论者说，我们的古典主义文学已经提前抵达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能不能这样说？我的回答是不能。”（见《小说课》第25页）毕飞宇的观点十分明确，他不仅认为“不能”做这样的评说，而且还认为“那些说法是相当有害的”（见《小说课》第25页）。在这里，我们不必去追究毕飞宇是如何批评这些说法的“短处”与“害处”的，只是借以说明毕飞宇的“我”之观点的独立性与批判性，矛头指向的是时下主义盛行、徘徊在历史与文化之门的文学批评之风。

毕飞宇说的很清楚，他论小说，不关作者的事，不关作者是怎么想的。他所要做的，正是“大家读大家”文丛的两位主编在前言中所呼吁的，是“独特性”，是“阅读文本时的独特感知”与“从形下到形上的哲思”的相得益彰（见《小说课》前言第3页）。法国哲学家兼文论家布朗肖说过，“文学写作不是单纯的透明形式，而是格外的世界，其中偶像遍布，偏见沉睡，看不见的力量在活跃、改变一切”。读小说，要进入小说的世界，不能没有感知，也不能没有怀疑，没有诘难，没有哲思，不然只能被偶像所惑，被偏见所俘，被看不见的力量盲目地牵着走，在人云亦云中，“迷失自我”，重复着别人的故事。

二、批评的参照

当我们强调阅读的独特性或者说批评的独立性时，我们也充分地意识到，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不意味着一定能进入小说的世界，更不一定能引领学生进入小说世界。丁帆与王尧对毕飞宇的《小说课》有这样的评论：时下的文学课教学效果不好，最根本的原因是很多专业教师“只有生搬硬套的‘文学原理’，而没有实践性的创作经验，敏悟的感性不足，空洞的理性有余”，而“反观作为作家的毕飞宇教授的作品分析，更具有形下的感悟与顿悟的细节分析能力，在上升到形上的理论层面时，也不用生硬的理论术语概括，而是用具有毛茸茸质感的生动鲜活的生活语言解剖了经典，在审美愉悦中达到人文素养的教化之目的。”两位主编的一抑一扬有一定道理，尤其是对毕飞宇的评价，切中要害。但读《小说课》，我还特别关注我在上文所指出的阅读的独特性所蕴含的问题，因为在笔者看来，“人云亦云”的另一面，就是“自说自话”。

时下的文学批评，借“独立”之名，“自说自话”的现象很严重。尤其是对作品的判断和评价，严重一点的情况，是不看作品，只认作家，顺我者的作品就是“伟大”的作品，是“杰作”，逆我者的作品是“糟糕”，无“价值”。轻一点的，是“以我之见”，随性评判：有的拿所谓的理论框架一套，作品被牢牢套住，被塑成了“我”之形；有的干脆不做细致的文本分析，拿自己的标准一衡量，便一二三四、洋洋洒洒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毕飞宇在大学讲坛论小说，实在是要冒风险的。最大的危险，毕飞宇是清楚的，是“人云亦云”，对抗的方法，就是我们在上文所强调的那个“我”字。但是，自我的存在与认识，自我的丰富与提升，需要以他者为参照，更需要与他者的碰撞与交流。论小说也同理，要阐明“我”之观点，需要参照。对文学阅读，文学批评而言，领悟、顿悟确实很重要，但还不够，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说过：“以充分的领悟去获取印象，这只是阅读的前半程……我们还要对这些纷繁的印象进行判断，将这些转瞬即逝的印痕变成坚实而恒久的思想”，而作出判断时必须要注意的重要一点，是“将每一本书与同类中最杰出的作品进行对比”。这里所说的“对比”，应该不仅仅是比较的意思，而是一种“参照”。文学批评不能止于印象，没有判断，没有思想。但判断需要参照，失却参照，就难以自省自知。歌德提倡世界文学，其根本的用意，也许就是要鼓励走出自我，拥抱他者，在世界性的参照中，以“异”为明镜，照亮自身。

有了参照，判断有可能就会少一点盲目。毕飞宇论小说，有不同的路径，有的时候先下判断，说这是一部“伟大的小说”，然后告诉你为什么说这是一部“伟大的小说”；有的时候则逆向而行，先分析文本，指出这部小说的“精彩”之处，最后得出“伟大的”判断。我之所以不断重复“伟大的”这个词，是因为毕飞宇论小说，似乎有个标准：那就是非“伟大的”作品不评。“伟大”与小说的长与短无涉，就像“伟人”与人的高与矮没有直接的关系。毕飞宇这样做，我以为他有其用意，其一是想把读者引向好的书，引向“伟大的”书；其二是希望读者读经典，好好读几本“伟大的”书。美国的大卫·丹比写过一部书，题目就是《伟大的书》，副标题是“我与西方世界不朽作家的历险记”。毕飞宇的《小说课》，是在中外不朽作家的作品中历险，第一篇论《促织》，一开始就不由分辨地说“这部伟大的小说只有1700字”。这种不由分辨的断语是危险的，但毕飞宇迎难而上，第二段还加上一句：“《促织》是一部伟大的史诗”。这样的断语，如果没有分析，没有参照，往往有可能导向妄语。就我阅读的经验，当毕飞宇说到“伟大的史诗”，马上会联想到荷马史诗，也会联想到《格萨尔》，把1700字的《促织》说成是“伟大的史诗”，这是对我们常识的挑战，也是对我们认知的挑战。这样的挑战，容易动摇常识，动摇定见，但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分析，就容易导向盲目的判断。毕飞宇自然是明白这种危险的，为了证明《促织》的史诗性，也为了说明蒲松龄的艺术才华，他用屈原的《离骚》、曹雪芹的《红楼梦》作为参照：“说起史诗，先说《红楼梦》是比较明智的做法，它的权威性不可置疑。《红楼梦》的恢宏、壮阔与深邃几乎抵达了小说的极致”。好的小说，往往有好的开头。毕飞宇于是从《红楼梦》的开头讲开去，讲《红楼梦》史诗般的广博，史诗般的恢宏，讲开头的妙处。而通过《红楼梦》开头这样参照，他要突出的是：“我数了一下《促织》的开头，只有85个字，太短小了。可是我要说，这短短小小的85个字和《红楼梦》的史诗气派相比，它一点也不逊色。我只能说，小说的格局和小说的体量没有对等关系，只和作家的才华有关系。《红楼梦》的结构相当复杂，但是，它的硬性结构是倒金子塔，从很小的‘色’开始，越写越大，越写越结实，越来越虚无，最终抵达了‘空’。”（第7页）而“《促织》则相反，它很微小，它只是描写了一只普通的昆虫，但是，它却是从大处入手的，一起手就是一个大全景：大明帝国的皇宫：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第8页）。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批评参照的价值，大与小的突出比照，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小说的结构，小说的气势，把读者一点点引进小说的世界，随着阐释者的指点，实在而信服地感受到了或者说认识到了《促织》所含蕴的传奇性、悲剧性和抒情特质。读到最后，大多数读者会像我一样，不再去怀疑毕飞宇的判断：“作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蒲松龄在极其有限的1700个字里铸就了《红楼梦》一般的史诗品格” （第11页）。

在《小说课》里，毕飞宇的批评参照始终是在场的，比如谈《红楼梦》，他会不落痕迹地以海明威为参照，说“刘姥姥‘一进’大观园”，“我们看到了冰山的一角，它让我们的内省即刻涌起了对冰山无尽的阅读遐想。如同贾宝玉‘初试’云雨情一样，它让我们的内心同样涌起了对情色世界无尽的阅读渴望。” （第7页）。谈汪曾祺小说语言的透明，他以古希腊的雕塑杰作《胜利女神》为参照。谈到《促织》中的那只鸡，他这样说道：“从促织到鸡，小说的逻辑和脉络发生了质的变化，因为鸡的出现，故事抵达了传奇的高度，拥有了传奇的色彩。” （见《小说课》第23页）话锋一转，他说起了《堂吉诃德》，说起堂吉诃德和风车搏斗，说“是蒲松龄发明了文学的公鸡，是塞万提斯发明了文学的风车。”这样的参照，具有一种特别的张力，在文本的内外建立起一种互为阐发的关系，既催生感悟力，又增强判断力。

三、阐释的力量

阐释，是一个需要特别谨慎使用的词，尤其是面对毕飞宇的《小说课》。上文说毕飞宇讲小说，谈小说，也分析小说，这里都涉及一个对小说的阐释问题。阐释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仿佛永远摇摆于过与不及之间。在文学批评中，有追求“客观”的，也有高举“主体性”大旗的；有通过阐释试图构建自己的批评理论的，也有通过阐释，试图推翻前人的判断与评说的。

对小说的阐释，我认为有一个问题需要首先明确，那就是对文本的态度。哲学家乔治·斯坦纳说：翻译，就是阐释。我有不少翻译的经验，面对文本，态度真的特别重要：崇拜原文是一种态度，比如当我面对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轻视原文也是一种态度，比如当我面对一部通俗的小说。我有过沉痛的教训，面对我崇拜的文本，我不敢翻译，深怕理解错了，翻译起来被完全困住了。而面对我轻视的文本，翻译得很快很随意，造成的恶果是漏译与错译。评小说，或者说阐释小说，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检视当下的文学批评，有居高临下、指点江山的，也有刻意奉承、专讲好话的。这两种情况，对文本实际上都不是很重视的，读与不读不重要，态度决定一切，批评的调子早就定下了。毕飞宇的《小说课》，也许对这些批评者或者阐释者来说，应该是一堂有参照意义的阐释伦理课：学会对小说本身的尊重。

毕飞宇是写小说的，知道写小说的难，他更知道：“对许多人来说，因为有了足够的生活积累，他拿起了笔。我正好相反，我的人生极度苍白，我是依仗着阅读和写作才弄明白一些事情的。” （见《小说课》扉页）对小说，他说看的很重，重得像命，也“看的很轻”，像玩具，“在摩挲，一遍又一遍”，有哲思，也有乐趣。基于这样的态度，他面对他要评的小说，确实是倾注了十分的尊重和难得的用心。在我看来，他对文学文本的阐释，有着别样的力量。

毕飞宇阐释小说有一种发现的力量 。小说的价值因其个性而存在，个性越独特，价值越大。读小说，必有理解之考验，小说的意义不是确定的，多比喻，多暗示，含混与多义是开放性的，呼唤的是想象，期待的是共鸣。当下的批评，喜欢去追踪作者的思想，或者说喜欢去归纳作者的思想，去划定作者历险的路径，把多拉向一，这样的一种批评取向具有“统一”的愿望，把多归于一，把开放导向封闭，无益于打开读者的想象空间，更无益于在文本的开放中去有所发现。一部伟大的书，如布朗肖所言，是一部“未来之书”，“趋向于书的未来”，需要读者或者阐释者“在一个作品里，除作者所见到的东西以外，还别有所见，辨明他所不知不觉放进去的东西以及他所不曾有意想到的东西。”别有所见，有所发现，这样的阐释不是接受性的，而是批评性的。在我看来，阅读者或者阐释者在与文本建立关系的那一刻起，应该对文本“表现出开放态度，并对他者的独特性表示尊重。”历史上的批评，往往出现带有定见、偏见的倾向，面对批评的作家或文本，常从既定的立场出发，对批评的对象缺乏尊重。这样的批评态度往往会影响批评者的开放性，而没有开放的目光，没有对批评对象的尊重，就难以有对他者独特性的发现。以此去看毕飞宇对小说的分析、阐释，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毕飞宇一直强调他是如何认真读小说，如何一遍又一遍地读，又如何认真对待小说的每个字的，去发现字背后的“东西”。在我与毕飞宇的交流中，他强调说作者的作品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读书也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地读。在他的分析中，我们常可看到他的指点，比如他谈鲁迅的《故乡》中的杨二嫂，谈杨二嫂的绰号“圆规”（见《小说课》第100-102页），毕飞宇对这个词的分析指向了认知，也指向了审美，其揭示的社会与历史背景、其蕴涵的反讽力量，其引发的审美乐趣，我敢说，十有八九是鲁迅难以料到的。比如《红楼梦》第六回“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内的灰”这一句。在一般的读者看来，是再也平常不过的一句话，可毕飞宇却告诉我们：“这18个字是金子一般的，很有派头，很有个性。它描绘的是凤姐，却也是刘姥姥，也许还有凤姐和刘姥姥之间的关系。这里头有身份与身份之间的千山万水。它写足了刘姥姥的卑贱、王熙凤的地位，当然还隐含了荣国府的大。” （见《小说课》第6页）“言语的存在，永远只为指向言语间的关系范围：各种关系投射的空间，一经划定，便折叠、合拢，再非现在所在。”文本的词句像一张网，构成的是关系，而关系决定了意义。一个好的阐释者，要进入文本，应该特别关注文本所建立的关系，要身临其境，在看似不变的文本中，看到作品中的关系是动态的，是生成的，不断变化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品才有可能趋向未来，向未来敞开，拥有新的生命。而一个用心的阐释者，就是要以自己的阐释与发现，去激活作品的生成因子，让作品处于不断的生成过程中，产生新的力量。

毕飞宇阐释小说有把读者拉向小说的力量。有批评家会强调阐释的客观性，把自己定位于居间的位置。一个批评家，能否居间，有无必要居间，不是此文关注的重点。我想指出的是，当下的文学批评，往往起着离间的作用，就像钱锺书批评的那些“拙劣晦涩的译文”：“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品拒绝读者，他对译文看不下去了，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灭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败坏原作的名誉。”钱锺书的批评，可以用于对当下的某些批评的批评。批评的任务，可以有多种，但通过批评，通过阐释，吸引更多的读者去阅读，让文本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阅读与阐释中，延续并丰富其生命，应该是批评的应有之义。然而，读当下的一些批评文章，有不好好读文本、草率评论者，有好用术语、行文艰涩、故弄玄虚者。这两种批评都有离间读者与文本的坏处。毕飞宇论小说，不草率，不故弄玄虚。读他对小说的分析与阐释，会有一种冲动，想像他一样，去读小说，去重读小说，去发现小说的种种妙处。他对汪曾祺的《受戒》的解读与阐释，怎一个妙字了的：有对结构的把握，有对深意的挖掘，有对文本的美学之解，引着我们在作品所能抵达的极限处探险，仿佛激活了文本每一个字的生命。他对《项链》的解读，独特，深刻，他的改写的尝试与提出的十个问题令人深思，他的分析与我读到的法国人所写的对《项链》的批评视角很不一样，也大大超越了国内的意识形态化的阐释。其对《项链》的“‘文明的’悲剧”判断，对于法国批评者而言，应该说是一种具有发现性的阐发，读到此处，有一种放下毕飞宇的《读小说》，去看原文小说的强烈愿望。

读了《读小说》，我看到了小说家毕飞宇的另一面，除了他非凡的叙事能力，冷冷的幽默、对语言与美的极度敏感，更看到了他作为批评家的清醒与理性，感受到了他逻辑的力量和批判的力量。

许 钧 浙江大学

注释：

①⑤⑨⑫莫里斯·布朗肖：《未来之书》，赵苓岑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35页、281页、321页、322页。

②许钧：《肖像批评及其当代启示——读范希衡译〈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文艺研究》2017年第5期，第153页。

③毕飞宇：《小说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

④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吴泓缈、汪捷宇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⑥丁帆、王尧：《建构生动有趣的全面阅读》，毕飞宇：《小说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前言第4页。

⑦转引自高奋：《走向生命哲学——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8页。

⑧大卫·丹比：《伟大的书——我与西方世界不朽作家的历险记》，曹雅学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⑩圣勃夫：《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范希衡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152页。

⑪朱利安·沃尔弗雷丝编著：《21世纪批评述介》，张琼、张冲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导言”第10页。

⑬钱锺书：《林纾的翻译》，见罗新璋 、陈应年编：《翻译论集》（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76-7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