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军

每个国家在历史上都经历过若干个转轨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的政治家和社会精英的表现往往决定着国家今后的走向：是经过阵痛走向持续繁荣，还是陷在持久的痛苦中不能自拔，抑或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社会发展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经过缓慢的量的积累后，各种矛盾预示着体制需要一种大的变革和创新。时势造英雄。历史提供了这样一种机遇，它呼唤政治家的创新意识、智慧、坚忍不拔的勇气、驾驭复杂局面的技巧和与人民相呼应的历史责任感。

变革前夕

100多年前的美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19世纪最后30年，快速的城市化使美国实现了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高速增长，最后10年的“麦金莱繁荣时期”甚至是资本的狂欢。到了19世纪末，美国一举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但说起那个时期的社会乱象，美国历史学家称之为贪婪成性，诈骗成风，血腥味十足的时代。那时的工人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童工遍地，企业普遍做假账，假冒伪劣猖獗，矿难频发，垄断横行，贫富悬殊，工会丑闻不断，政治腐败，群体性事件喷发式爆发……矛盾和冲突使社会充斥着不满和失望。

1882年，只有6000多万人口的美国，每周有675人死于工伤事故。1890年，9%最富的人拥有全国1，3的财富。1900年，约1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911年3月25日星期六下午，纽约市的“三角衣裙厂”发生火灾，造成146名平均年龄19岁的女工死亡，最小的年仅7岁，她们每天工作12小时，月工资仅12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