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阳萍 杜志卿

摘要：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的处女作《恩主》充斥着大量荒诞不经的梦境叙述，学界也倾向于以此为切入点，从审美的角度对作品进行解读， 并形成一种 “反对阐释”的定见。然而，以修辞叙事理论为基础的分析发现，作品中的叙述者并不非常可靠，文本中存在两类不可靠性。其中，契约型不可靠性支持了审美的解读，读者因此很容易掉进阐释的陷阱。而疏远型不可靠性则构成了对叙述者的反讽，揭示了“恩主”的真面目。对不可靠叙述的分析有助于读者体味作品复杂而丰富的主题意义：作品既表达了追求形式美学的诉求，同时又对陷入形式极端、视审美为自我救赎唯一出路的行为进行暗讽与否定。

关键词：苏珊·桑塔格；《恩主》；不可靠叙述；契约型不可靠；疏远型不可靠

作者简介：曾阳萍，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当代英美文学、英语教学法；杜志卿，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英语小说（福建 泉州 3620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研究”（08BWW008）； 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JAS150086）。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8）03-0137-09

《恩主》（The Benefactor）是蘇珊·桑塔格（1933-2004）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奠定其写作风格和基调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讲述了养尊处优的主人公年轻时沉迷于梦境以至于后来难以区分现实和梦境的人生经历，穿插其间的是他的善行报告，是一部典型的虚构型自传。在小说中，年轻的桑塔格试验性地以“纯粹私人的、主观的幻想和梦境”等非自然因素关于叙事学视域下的“非自然”概念的论述，详见周晶、任晓晋：《非自然叙事学文学阐释手法研究》，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1期，第188—190页。为故事素材，巧妙地运用不同的叙事策略，并将自己有关艺术创作的先锋意识编入其中，使得小说极具独创性、想象力与思想性，小说也因此备受评论界的关注。《纽约先驱论坛报》称其为“一部非常特别的书，写得细心、优美、大胆、有把握。文笔非常自信、非常有力。”汉娜·阿伦特评论说，“我特别欣赏的是她能严格地做到前后一致，能控制住自己的想象，能从梦和思想中创作出一个真实的故事”Carl Rollyson and Lisa Paddock. Susan Sontag：The Making of an Icon.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Inc.，2000，pp.73—75.。

然而，较之光彩夺目的非虚构作品，国外评论界针对《恩主》的专题研究并不多见，相关探讨多以评述为主，主要围绕其哲学内涵和先锋形式方面展开。郝桂莲：《反思的文学：苏珊·桑塔格小说艺术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第15页。与此不同，《恩主》却是国内桑塔格研究的一个热点，多数学者也倾向于从其先锋形式，特别是其奇特的梦叙述这一角度切入，聚焦于小说创作与作家早期“反对阐释” “艺术自律”等批评及美学观念之间的相互关联。例如，王予霞认为桑塔格在《恩主》中渲染了梦幻的荒谬与乖戾，导致了叙述者放弃释梦的努力，以此达到“反对释义”与“沉寂”的美学效果。王予霞：《苏珊·桑塔格纵论》，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年，第145页。郝桂莲从“反对阐释”“新感受力”“坎普”等批评观念入手，对小说进行互文性解读，指出“反对阐释”是对《恩主》最好的阐释。郝桂莲：《桑塔格的批评理论与〈恩主〉的互文性解读》，《当代外国文学》 2006年第4期，第72—78页。陈文钢从小说的叙事形式出发，阐述了“反对阐释”在小说中的贯彻，并指出《恩主》的创作拒绝读者对作品进行深层阐释的可能性企图。陈文钢：《小说的冒险与小说术的迷幻：论苏珊·桑塔格的〈恩主〉》，《外国文学研究》 2008年第3期，第70—78页。张艺借文艺符号学理论分析小说中梦与现实的对话关系，论述了梦境与“反对阐释”诉求中的艺术自治观之间的互文关系。张艺：《<恩主>中梦境的符号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 2012年第1期，第100—108页。这些解读基本围绕作品的表层文本展开，往往仅限于审美的维度，忽略了其对叙述者反讽的实质和潜藏于文本中的主题意蕴。那么，《恩主》难道真的是“无内涵、纯形式”王予霞：《苏珊·桑塔格纵论》，第136页。的吗？作品真的完全“排斥道德和社会因素” 王秋海指出：“桑塔格的传记作者罗里森认为，《恩主》的主题与作者排斥道德和社会因素，追求艺术自律的美学观点是一致的”。而罗里森并未表明那是作品的唯一主题，原文是这样：“希波吕特（叙述者和主人公）的梦和桑塔格关于艺术的看法一样，是自闭独立的（Like Sontags idea of art， Hippolytes dreams are self-contained）”。 实际上，罗里森认为：“《恩主》似乎既支持又颠覆桑塔格的文论（The Benefactor seems to subvert as much as it supports Sontags essays） ”。 见王秋海：《超现实的精神探索——论桑塔格的小说〈恩人〉》， 《国外文学》 2008年第4期，第113页；Carl Rollyson，Reading Susan Sontag：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Her Work.Chicago：Ivan R.Dee，2001，p.51.吗？事实上，若从修辞叙事学的角度切入，我们可以判断出第一人称叙述者并不十分可靠。国内已有学者论述了与不可靠叙述密切相关的隐含作者问题。详见柯英：《编码与解码游戏——〈恩主〉的隐含作者问题》， 《国外文学》 2011年第3期，第111—118页。在对其叙述进行复杂编码的过程中，隐含作者留下了很多契约型不可靠性的标志，拉近了叙述者与隐含作者、读者在伦理和情感上的距离，使得读者很容易受迷惑而将叙述者的立场完全等同于隐含作者的立场，并由此停留于表层文本。 但是，桑塔格最终还是将之标志为疏远型不可靠性，提醒读者与叙述者保持距离、对其伦理判断提高警惕。本文在阐释何为不可靠叙述之后，主要从契约型不可靠性与阐释陷阱、疏远型不可靠性与深层反讽两方面来具体探讨这部作品中的不可靠叙述策略，以期发掘潜藏于表层文本之下复杂而丰富的主题意蕴。

一 何为不可靠叙述

“不可靠叙述”是当代西方叙事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也是修辞性叙事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像学界所熟知的“隐含作者”一样，该概念最初由美国修辞性叙事理论创立者韦恩·布思（Wayne Booth）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布思衡量叙述者可靠性与否的标准是作品的规范（norms），即作品中事件、人物、语气、技巧等各种成分体现出来的作品的伦理、信念、情感、艺术等各方面的标准。布思说：“当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规范（即隐含作者的规范）保持一致时，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反之就是不可靠的”申丹：《何为“不可靠叙述”？》，《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第134页。。隐含作者，或“官方抄写员（official scribe）”Wayne 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p.71.即作者在创作某一具体作品时特定的“第二自我”，对读者起着价值上的引导作用，而不一致的情况往往出现在第一人称叙述中。布思聚焦于两种类型的不可靠性，一种涉及故事事实，另一种涉及价值判断。因此读者在阅读时需要进行“双重解码”：一要解读叙述者话语，二要脱离或超越叙述者的话语来推断事情的本来面目，或推断什么才构成正確的判断。布思认为，当读者发现叙述者不可靠时，往往产生反讽的效果。 申丹：《何为“不可靠叙述”？》，《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第134页。

布思的学生，当今知名的美国修辞性叙事批评家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布思的理论。费伦认为，不可靠叙述者通常会在叙述过程中有三种行为：报道、判断和阐释，从而把两大类型的不可靠叙述发展到了三大类型或三大轴，并据此区分了六种亚类型的不可靠叙述：发生在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发生在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发生在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他进而区分了第一人称叙述中“我”作为人物的功能和作为叙述者功能的不同作用。费伦十分关注叙述者不可靠性在叙事进程中的动态变化。在《疏远型不可靠性、契约性不可靠性与〈洛丽塔〉的伦理》一文中，根据不可靠性对叙述者与“作者的读者”“作者的读者”指作者心目中的理想读者，他能完全理解作者为他建构的文本。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0页。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他还对不可靠叙述进行了“疏远型”和“契约型”的二元区分，从一个新的角度发展了布思的理论。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8—65页。

国内叙事学研究者申丹对“不可靠叙述”也一直很关注。她在《何为“不可靠叙述”？》一文中系统阐述了这一概念的内涵以及研究方法，并提出了当前研究中存在的盲点，如三个轴之间不仅存在着平行关系，在某种情况下会构成因果关系；还有，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我”的人物功能与叙述者功能存在时间上的距离等。申丹将“不可靠叙述”视为“对表达主题意义、产生审美效果有着不可低估作用”的“一种重要的叙事策略”。申丹：《何为“不可靠叙述”？》，《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第134页。第142页。

小说《恩主》采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为了向读者解释“我”经过一番精神探索后在情感和理念上发生的变化，人到暮年的“我”追述了自己极具个人色彩的梦幻人生。细读文本，读者会察觉到在事实/事件轴上存在着诸多不可靠叙述的信号。首先，多处叙述匪夷所思，有悖常理，使得叙述的可靠性出现问题，如叙述者称他的梦是有生命的，第一个与最后一个梦还首尾呼应，构成对话。又如“我过了我的生活，又过了下辈子的生活”（290）。其次，许多叙述包含着内在矛盾，两种指向，例如，叙述者的话语常常自相矛盾，后一句推翻前一句，如“我变了，可又还是老样子”[美]苏珊·桑塔格：《恩主》，姚君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页。后文出自该书的引文，将随文标出引文页码，不再另注。；“我知道这个梦既是自愿的，又不是自愿的”（24）；“梦里所有的事情都是杰出的，同时又是平庸的”（121），这样的例子不一而足。然而，矛盾尤为集中地体现在小说的结局上。一生执迷于梦境，投身于“确定性”研究中的叙述者在结尾处突然称有一段记忆他不能确定，并留下了多重并置的结局：其一关乎情人安德斯太太的命运：要么是“我”把大房子让给了她，而她变得“了无生气，形同鬼魅”（266），要么就是她在二十年后以“村长”身份华丽现身，并将“我”逐出大房子。其二关乎“我”的精神是否正常：有六年时间“我”要么住在大房子里，要么如家人朋友所言被关进精神病院。其三关乎现实与梦境的区分：叙述者称有一个阶段“梦成了我真实的生活，生活则成了梦”（288）。叙述者记忆错失下的混乱叙述影响了读者对事件全貌的了解，因此他在事实/事件轴上是不可靠的。

尽管发生在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可靠性容易辨识，读者却很难判断叙述者在知识/感知轴与价值/判断轴上的可靠程度，也就很难有效地与隐含作者进行交流，达成共谋，去体会不可靠叙述产生的反讽效果。而这要归因于桑塔格在不可靠叙述上的巧妙试验。她对小说中的不可靠叙述进行了复杂的编码，这种编码在契约型不可靠性上的标志有着很强的说服力，以至于作者的读者真的走近了叙述者，叙述者因此赢得读者的认同，而读者却可能因此忽略了另两大轴上存在的不可靠性叙述而落入阐释的陷阱。

二 契约型不可靠性与阐释陷阱

根据费伦“疏远型”和“契约型”的二元区分，在契约型不可靠叙述中，叙述者的报道、阐释或判断与作者的读者对这些因素的推断之间产生的差异，会产生一种悖论式的效果，即这些差异会减少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在阐释、情感或伦理上的距离。换句话说，尽管作者的读者意识到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但这一不可靠性包括了隐含作者所认同的一些交际信息。费伦指出，不可靠叙述拉近作者的读者与叙述者距离的方式有多种，他聚焦于六种亚类型契约型不可靠性。[美]詹姆斯·费伦：《疏远型不可靠性、契约型不可靠性及<洛丽塔>的叙述伦理》，尚必武译，《世界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第294—302页。

小说《恩主》中，桑塔格主要运用了游戏性的比较这一亚类型的契约型不可靠性。通过与叙述者的比较，隐含作者游戏性地使用了不可靠叙述，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至两者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上。[美]詹姆斯·费伦：《疏远型不可靠性、契约型不可靠性及<洛丽塔>的叙述伦理》，尚必武譯，《世界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第294—302页。《恩主》中的游戏性比较首先凸显了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在进行创作、都具有高度的自我意识、都善于使用叙事策略、都在吸引读者对他们写作风格注意的同时，又揭露了这一过程。

如同真正的自传体小说一样，为避自我中心之嫌，《恩主》也是以一段自我辩护性的文字开篇。叙述者直面读者：“多么希望能跟你解释一下那些日子以来我身上所发生的变化啊”，向刚刚翻开这本书的读者解释自己的创作动机，并且作出一种自我贬抑的姿态：“我现在成了个相当古怪的老头儿，就爱做些无关紧要的慈善事业”（1）。紧接着，他又是说明自己的叙述方式：“我略去这座城市的名字，并非要逗弄读者……我坚持认为，我住哪儿对我要叙述的事情并不重要”（3）；又是说明要叙述的内容“主要还是我的所见所闻”（7）。他还声称自己是诚实的：“把我自己的生活移植到这本书里来的过程中，我担当着说真话的重任”，同时也坦言了创作的艰难与对作品接受问题的关注：“写这本书，任务很艰巨”，和“有读者当然好”（12-13）诸如此类。

正如桑塔格本人在评论阿西斯的代表作《布拉兹·库巴斯的死后回忆》时所言，叙述者在开篇的这种做法不只是清清喉咙说几句客套话，给读者入场就座的时间。这是诱人上钩的战役中的第一声枪响。[美]苏珊·桑塔格：《重点所在》，陶洁、黄灿然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43页。尽管读者深知叙述者是桑塔格虚构的，深知他的叙述并不可靠，深知文中的“你”是叙述者为自己预设的受述者，受述者指“叙述者直接与之说话的读者；受述者有可能（或不可能）与理想叙事读者相吻合（即作者的读者）”。[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2页。并不等同于真实读者， 然而，叙述者所使用的对话语气以及大张旗鼓地暴露自己创作过程的做法却是隐含作者授权许可的。通过既准许叙述者承认自己在虚构故事，又让叙述者宣布自己很诚实，隐含作者取得了这样效果：使叙述者既有点不可靠，又显得很诚恳、很有吸引力，以至于读者对他猝不及防而不知不觉走近了他。

在随后的叙事的进程中，叙述者延续了有意暴露自我虚构身份的做法。除继续袒露对创作本身的思考，如叙事方式的选择、小说标题的选择、结尾的处理等，叙述者还运用视角越界（metalepsis）这一修辞手段，自由跨越于故事层和话语层这两个层面。他常常打断故事叙述，转而进行一番解释和说明，时而提醒读者注意“这个梦和童年无关”（20）、“别把事情简单化”（260）；时而讨好地说：“我不想提醒读者相信我动机的纯洁性，那是对他们人格的侮辱”（51）、“够了，我不想再说什么，免得读者厌烦”（78）；时而请求读者“别责难我”（211）、“千万别将我的行为贬为强迫性官能症”（262）；时而强调他在“实话实说”（45）。他更是频频地使用“也许，你会认为”“你也许会问”“我是不是”等不确定的语气来揣摩着读者心思。

事实上，这些滑稽的说明文字不仅反映了叙述者对作品接受问题的高度关注，而且也透露出他的不自信。叙述者知道自己正在面临一场来自读者的审判，不由地要自我辩护一番。而“叙述者之所以出面为自己的叙述解释、申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出于对叙述接受者的考虑。干预叙述者对人、对事的评价以及所作出的情感倾斜，其用意之一就在于争取叙述接受者的同意和同情”胡亚敏：《叙事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7页。。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叙述者这一哗众取宠的花招的确高明，它有效地将读者的注意力从故事层转移到了话语层，同时也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至他与隐含作者在文体上的相似之处：比起内容，两者似乎都更关注叙事形式，更关注感官和意识上的审美感受，这使得他们在感知上结成同盟，以至于作者的读者倾向于将叙述者视为可靠的阐释者，从而在伦理和情感上与隐含作者、叙述者站在了一起。

小说中，叙述者有意弱化情节发展、环境描写等内容因素而将直接感性、无法解析的梦境前景化的手法是隐含作者所认同、并想向读者传达的交际信息。在紧随《恩主》之后发表的《反对阐释》和《论风格》等使桑塔格享誉文坛的评论文章中，桑塔格反对过度阐释，呼吁削弱内容的重要性、更多地关注艺术中的形式，并且探讨了艺术自律的美学观点，颂扬了那些偏爱形式之美的艺术家，阐发了与叙述者相似的形式美学主张。不仅如此，洞察敏锐的叙述者在宗教、电影、同性恋、坎普风格、疾病等观念上也抒发着与作者相似的创见。 此外，与桑塔格一样，叙述者也喜好格言与警句，叙述中不时迸出“战争从未失败过，爱却总是失败”（211）、“梦是想象的‘诗歌，疾病是想象的‘散文”（218）、“生命是电影，死亡是照片”（226）等富有哲理的句子。

总之，游戏性比较策略的运用缩短了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也促进了读者与叙述者契约关系的形成，读者因而很容易受迷惑而掉进阐释陷阱，误将叙述者的价值判断完全等同于隐含作者的价值判断，忽略了隐含作者对叙述者的反讽。诚如布思所抱怨的，“面对巧舌如簧的叙述者这一番充满迷惑性的自我辩护，读者根本没有能力从其邪恶的意识漩涡中脱身”Wayne 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p.390.。

三 疏远型不可靠性与深层反讽

费伦将疏远型不可靠叙述定义为“叙述者的报道、阐释或判断与作者的读者对这些因素的推断之间产生的差异，使得他们在交际过程中远离对方——即疏远了对方。换言之，作者的读者意识到，若采用叙述者的视角就意味着远离隐含作者的视角，这便意味着作者—读者之间交际关系的缺失”James Phelan.“Estranging Unreliability，Bonding unreliability，and the Ethics of Lolita”.Narrative 15.2 （2007），p.225.。

《恩主》中，尽管隐含作者与叙述者游戏性的比较凸显了两者的诸多相似之处，然而，它也彰显了他们之间的鲜明区别：与隐含作者不同，叙述者犯下了种种非道德行径，他的叙述中含着这样的游戏性想法：形式比内容重要，或者说审美效果远比道德责任更重要。对此，桑塔格并不完全认同。在她看来，审美与道德并不是相互冲突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她在文本中更是频频发出疏远型不可靠性的信号，提醒读者与叙述者保持距离。因此，小说的不可靠叙述最终具有的是疏远的效果，而不是契约的效果。若读者越过叙述者的话语来推断事情的本来面目，便不难发现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在价值观上的差距，从而理解小说蕴含的深层反讽，与隐含作者产生共鸣。

小说中，有两个人物和叙述者的梦幻生活密切相关，一个是情人安德斯太太，另一个是他的作家朋友让·雅克。但事实上，这两人都完全处于叙述者的摆布和操控下，他错误地报告了他们的关系，彻底暴露出为自己行为的合理化而辩护的意图。

首先，叙述者与安德斯太太的关系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情人关系。他们的关系都是他一手“精心设计”的，决定他们关系亲疏的因素是他的梦而不是爱。在梦的点拨下，他对安德斯太太采取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行动：先是勾引她，与她私奔异域，让她扮演梦中的种种角色（其实是性虐待），然后转卖她，后来又两次企图谋杀她。不过，叙述者早已在叙述中做好铺垫。小说中，他是这样描述安德斯太太的：“行为放荡”“酷爱异国情调”“需要不断有乐子”（74）、“永不满足”（116），且“视野有限”（176）。另外，“我对她的头脑没有信心”（75）。肯定的陈述语气，加上具体的佐证，使得他对安德斯太太的评价显得不容置疑。对于这样一个耽于感官之乐的女人，当她“希望尝试一种完全不同于旧的生活方式”时（116），“我”推她一把，将她卖给一个阿拉伯商人，这很符合情理。甚至于两年后谋杀她的企图，“我”也是无可指责的，因为“我”是在“帮她做一次裁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小说的一个结局中，安德斯太太反客为主，将“我”赶出大房子。由此，叙述者话语中的缺陷彰显无遗：一直被认为是“我的影子”且蒙昧无知的安德斯太太居然以自己的方式成功了，她不仅变得精通世故，还学会了叙述者微妙复杂的处世之道——出于自爱和爱对方而将情人打发走，让他去享受某种程度的自由。读者可以由此推断，叙述者对安德斯太太的评价不可靠，他别有用心，他是在为自己的邪恶行为辩护。卖掉安德斯太太是因为他觉得，“让她更充分地品尝她已经为之着迷的带有异国情调的激情，对她会有好处”（84）。至于谋杀呢？那是因为“她带着现在这种被糟蹋的身子，能過什么样的生活”（144）？后来，为了弥补谋杀安德斯太太未遂而给她留下的阴影，他赠予她一座大房子，“安德斯太太想拿这栋楼做什么呢？我的回答是她想享受不受侵犯的自由”（173）。仿佛处处在为情人考虑，但事实上，叙述者所有行为的出发点都是自己的梦，安德斯太太不过是他进行精神探索的一个工具。为了个人隐蔽的意图，叙述者不惜诋毁抹黑自己的情人，误导读者对安德斯太太的看法，还将自己的行为美化成“善行”，企图躲避读者对其卖人、谋杀以及后面叙述中对宗教随意歪曲、为享受习俗而与传统女子结婚、对二战中犹太人的处境冷漠等一系列非道德行为的审判。而使他形成错误感知、做出错误评价的正是他偏执、 扭曲的价值观。

与安德斯太太如出一辙，好友让·雅克也是以负面的形象被呈现的：生活方式夸张、自以为是、为人轻浮、不诚实、行为放荡不羁，还喜欢夸张、琐屑、粗俗的作品。总之，在叙述者的眼里，他是“坎普”作风“坎普”（Camp）是指出现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一种边缘文化现象。桑塔格曾专门撰写《关于“坎普”的札记》一文，对这一另类的、不易把握得艺术感受力做出独到的界定。详见[美]苏珊·桑塔格 《反对阐释》， 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320—339页。的集大成者，即那种“完全可以用游戏、种种奇思妙想和拙劣的艺术品来装点自己生活”的作家（63）。与雅克截然相反，“我”崇尚恬淡、做事有条不紊、为人诚实，并且对待生活严肃认真。然而，如此巨大的反差与其说是“为我们的友谊奠定了基础”，还不如说是叙述者为了骗取更多同情与信任而使用的招数。不仅如此，在两人的交锋中，雅克似乎总是洋洋得意的赢家，而“我”总是被嘲笑的对象：“我们在一起不管讨论什么，他还是把我当作一个愣头青”（103-104）；“（妻子）葬礼后，他从未来看我，说明他看不起我”（231）。当然，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叙述者口口声声称雅克是“我寻求自我过程中的导师和伙伴”并且“尊重他、仰慕他”，他却又时刻提防雅克对他的影响，逆其建议而行，甚至将妻子的死亡怪罪于雅克，认为是他轻薄夸张的举动所致。读者从叙述者这些充满矛盾的言行中可以推断，他与雅克之间的友情报告也是不可靠的。其实，叙述者完全排斥雅克的另类生活方式，两人的关系也是他臆想出来的，主动权也是握在他手中，是他决定是否恢复友情：“就是听到雅克可能很快要遇到麻烦，我才想到与他恢复关系”（231）；也是他决定什么时候终止这一关系：“我心目中的英雄一直是你，但我已经与你断绝来往”（237）。更有甚者，他还将雅克描述成为了钱而保持友情的人，（雅克）“你为什么认为我要继续对你友好？”（叙述者）“那样我就会给你钱。”（238）

叙述者多次主动资助雅克写作，但都出于同样的意图，即“通过向对方表现出其不配接受的慷慨”（235）来改变好友的生活方式，并非出于真正的关怀与支持，这种做法无异于对朋友施行精神上的专制，但错误的价值观使他未能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两人的关系中，雅克才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是真正被贬损的。然而，叙述者错误地报告了他俩的友情关系，并且有意通过与雅克的鲜明对照，来反衬自己乐善好施的“恩主”形象，从而转移了读者的批判取向。实际上，除了安德斯太太和让·雅克，小说中的其余人物，如叙述者曾经的恋人莫妮克，以及后来的传统的妻子等，全都是这个唯我论者“为自己的梦收集的物和人”Carl Rollyson.and Lisa Paddock.Susan Sontag：The Making of an Icon.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Inc.，2000， p.72.之一，他们都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以及失语状态，只具有工具价值，而不被纳入伦理关怀的视野。

在极力诋毁情人与好友形象的同时，叙述者将再现的视野向着自己倾斜，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孤寂落寞，但仍不放弃追求积极向上生活、有道德感的“行善者”。小说中，叙述者多次诉说了自己的孤独可怜，如在卖掉安德斯太太后：“她远在沙漠国家和她的穆斯林情人尽情地享受生活，而我却呆在房间里，孤枕难眠，聆听我的梦”（127）。还有，妻子病亡后，因为极度悲伤，“我感觉仿佛我的皮肤都松弛了，全然感觉不到自己的双臂、双腿、头上的毛孔……我的手脚似乎变得僵掉了”（227—229）。不过，生活中的这些“变故”并不能将他击垮，每次孤独悲伤过后，他总是努力“重新开始生活”，或者“更积极地去生活”。最后，当他被逐出大房子时，他称自己成了个乐于助人的“新人”。

当然，隐含作者从第一章开始使用的复杂编码模式还在继续。利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体验视角与回顾视角交替作用的特点，申丹认为，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通常有两种视角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体验事件 时的眼光。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3页。桑塔格还使用了对作者正常范式的部分接近的契约型不可靠性。[美]詹姆斯·费伦：《疏远型不可靠性、契约型不可靠性及〈洛丽塔〉的叙述伦理》，尚必武译，《世界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第294-302页。在《恩主》中，桑塔格的立场之一就是针砭陷入形式极端的行为。而了解事情真相的叙述者在回顾人生经历时已经能够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弊病，并进行自我道德谴责，体现出一定程度的进步，如在叙述让安德斯太太扮演梦中角色时，他歉疚地说道：“这完全是我自己愚蠢的，幼稚的计划”“我到现在都不能宽恕我当时摆脱不了的病态的轻浮”（83）。对于自己沉湎于梦的一生，他深深自责到：“我年轻时时间全用在自己身上，我为这样的自私行为感到后悔”（277）。

这些深刻的自责表明了叙述者的观点已经部分地接近了隐含作者的范式，它们固然缩短了叙述者和读者在感知、伦理和情感上的距离，然而，基于前面叙述者与情人和好友关系的分析，以及他时常在不经意中流露出的对孤独的偏爱，如“享受越来越少的友情带来的快乐”（104），读者不难推断：叙述者的自我评价也是错误的、不可靠的。整天沉湎于梦“并不是严肃的做法”Phillip Lopate. Notes on Sontag.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39.，“孤独落寞”也只不过是一种惺惺作态。而且，叙述者出于个人主观意图的种种“善行”，有悖于小说开头处他宣称自己所遵循的行为准则中的一条：“不要希望别人拥有他们自己不希望拥有的东西”（2）。因而叙述者的善行报告就令人质疑。

那么，这些“善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这些物质上或精神上的帮助，看似无私慷慨，实质上却是一种“伪装的自我主义”Bruce Bassoff.“Private Revolution：Sontags The Benefactor.” Enclitic 3（1979），p.64.。一心只专注于自我之梦境的叙述者，根本不在乎他人的真正感受与处境，除非他们对他有用。这种完全出于个人主观意图的行善是对于他人的否定。然而，反过来说，这是对行善者自我的一个投射，否定他人，意味着否定自我。正如他用自我批判的语气说“你看到了我这段时间所表现的软弱和可恶（我不隐瞒）：我动辄想帮助人，但我清楚我的帮助看起来是对别人生活的粗暴干涉”（168）。

尽管小说最后叙述者称自己帮助别人的方式不同于以前，以在收治乞丐的医院当义工的形式，但他却提到了一条“残疾分配原则”。他是这么解释的：

“如果你是个残疾人，那么，你就需要有两个朋友。你身边需要一个残疾程度比你厉害的人（你好帮助他、怜悯他），同时，你又需要一个残疾程度没你厉害的人（以便向他学习、羡慕他）”（279）。

出于“怜悯”而帮助他人，叙述者的语气透露出了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这种夹杂着 “恩赐”“施予”色彩的行善只是一种表演与炫耀，而不是真正意义的行善。它对受助者而言构成了人格上的不平等，具有破坏性，因此是令人厌恶、令人惶恐不安的。显然，叙述者自私的本质并没有因此前不断的“义举”而转化。其实，被怜悯的残疾人，恰恰是叙述者内心那个残疾的自我的一个投射（叙述者的情况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残疾）。这正好契合了桑塔格在中文版序言中提到的：“这是一部色彩黯淡、令人不安的小说”（序2）。至此，叙述者价值判断与隐含作者价值判断的不一致彰明较著。而一旦识别出叙述者的真面目，读者就可以感悟到小说标题“恩主”蕴含了多大的嘲讽。

事实上，与他极力诋毁的安德斯太太和让·雅克并无两样，沉溺于自我之梦的叙述者也是耽于感官之乐的人，追求的是感性的自由。然而，对于形式的偏执使他陷入了不可遏止的自我中心主义，桑塔格在1980年接受美國作家查尔斯·鲁阿斯采访时批判过“不可遏止的自我中心主义”，认为这是美国文学中的一种缺陷。详见[美]苏珊·桑塔格著、 利兰·波格编：《苏珊·桑塔格谈话录》，姚君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 第95页。听凭自我无限地扩张与膨胀，对自己的邪恶行径不自知与不负责，并举着“恩主”的幌子为自己的自私、冷漠、虚伪辩护，还将一切责任推给梦。其实，隐含作者早已预料到这一点，小说扉页上那一段来自德·昆西的引语就是一处疏远型不可靠性的标志，提醒读者对这位“恩主”的价值判断提高警惕：“要有什么差错，就让梦去负责任。梦目中无人，一意孤行，还与彩虹争论显示不显示第二道弧形。……梦最清楚，我再说一遍，该由梦去负责任。”

四 结 语

《恩主》中契约型不可靠叙述的运用，拉近了叙述者与隐含作者、读者在伦理和情感上的距离，支持了审美的解读，但读者很容易因此为表层文本所诱惑而掉入阐释和伦理的陷阱，误将叙述者的价值立场完全等同于隐含作者的价值立场，并得出作品是“拒绝深层阐释的”“排斥道德和社会因素的”等片面的结论。然而，桑塔格同时也运用了疏远型不可靠叙述策略，对叙述者进行反讽，并提醒读者与之疏远。通过两种类型的不可靠性的交织使用，作品既表达了追求形式美学的诉求，同时又对陷入形式深渊的叙述者、视审美为自我救赎唯一出路而推卸个体对他人、对社会的道德责任的行为暗暗加以讽刺与否定。两种类型的不可靠性既互为补充，又互为颠覆，表达出复杂而丰富的主题意义。

小说中陷入形式深渊的叙述者最终离社会现实越来越远，当他的世界只剩下他自己时，他不是走向自由、走向自我救赎，而是走向了自我的瓦解。从这一意义上说，他的梦倒成了一种谶兆（梦中的他总是被肢解）。这令人想到了特里宁（Lionel Trilling）对作家的告诫：“不要去认同那些认为自由意味着与社会疏离的作家或人物，因为自我的与世隔绝，将导致自我的毁灭。”难怪桑塔格也声明：“他令我着迷，但我极其不喜欢他。他的存在是无意义的，荒芜的，邪恶有害的”Carl Rollyson and Lisa Paddock. Susan Sontag： The Making of an Icon， pp.72—76.。他是第一个站在审判席内等待着作为“沉醉的美学家”的桑塔格与作为“痴迷的道德家”的桑塔格长时间审判的小说人物，Sohnya Sayres.Susan Sontag：The Elegiac Modernist.New York and London： Rutledge，1990，p.65.也是桑塔格这位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的作家年轻时对自己的警示！

Abstract： In The Benefactor， Susan Sontags debut novel， dreams account for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overall narrative and thus the novel has been interpreted mostly from aesthetic perspectives as a text “against interpretation”. However， a thorough analysis based on the rhetorical theory of narrative arrives at a conclusion that the narrator of The Benefactor is not very reliable and two types of unreliability can be found in its narrative. Of the two types， the bonding unreliability supports an aesthetic interpretation hence renders the surface narrative seductive enough for readers to fall into an interpretative trap. Yet， the estranging unreliability creates an irony towards the narrator himself and thus makes readers aware of the true nature of the “benefactor”. A close examination of the unreliable narrative enables readers to understand better the complex and rich thematic significance of the novel， through which Sontag conveys not only her appeal for aesthetic autonomy， but also her satire on those who seek extreme states of subjectivity and regard aesthetics as the only means of self-redemption.

Keywords： Susan Sontag； The Benefactor； unreliable narrative； bonding unreliability； estranging unreliability

【責任编辑 龚桂明 陈西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