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孟伟

一过完1974年春节，学生就变成了社员，我又回到自己的山乡。队里没有亲戚，父母不在身边，一人参加劳动，遭遇可以想见。

削草是个轻便活，开始这个也不会。一锄头下去，“叮”一声弹起，手心麻到手臂，锄头不听使唤，就会削掉庄稼。我仿佛成为杀人凶手，立即遭到几个人的责骂，冷硬得像一块块石头飞来。骂得我杵在地里，不知如何是好。“谁都有个初来晚到，谁都有个手生手熟！”一个女声突然响起，声音不高但正气凛然，是她为我开脱辩护！只是声音有些发颤，脸孔憋得通红。几位老农也在附和，要我下次小心就是，骂我的人不再言语。歇工时她走过我身边，瞟我一眼柔声说道：“削到苗边要慢，没有把握手拔。”我向她投去感激的目光，她说完早已顾自走开。

她是我小学、初中的同学，姓钟名甜红，因为脸色红黑，大家就叫她种田红（家乡一种野草莓）。初中毕业，一起参加“文革”中第一次中考，她已拿到高中录取通知书，是村校考上高中的唯一女生。但由于她母亲长年生病，加上有个残疾哥哥和年幼弟弟，就自动放弃了读书机会，开始劳动并照顾母亲。不知出于自尊还是自卑，有时我们偶然路遇，她要么低头走过，要么绕道回避。如此腼腆的姑娘，今天却为我出头，出乎我意料之外。

怕再次削掉禾苗，我削得小心翼翼，自然放慢了速度。已是中午时分，山下炊烟四起，社员们削完各自地垄，就背着锄头往山下跑。而我还有长长半垄，一个人在紧追慢赶。不知她从什么地方钻出，低着头从对面削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