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的动人华章

2018-11-07王十梅

雪莲 2018年10期

王十梅

四十年，对于亿万年间形成的地层书页来说，也许仅仅只是几粒尘埃，渺小到很容易被人们忽略。40年，对于人类浩瀚的历史长河来说，也许仅仅只是一瞬，甚至都来不及被记录。但对一个人来说，四十年就是从少年到中年甚至老年，几乎是一个人的一生。对一门学科来说，四十年就是发展与巨变，就是如日方升，沧海桑田。

1978年至2018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改革开放，砥砺前进的40年，生活在那段时期里的每一人，无一例外地成为了改革浪潮中的参与者和弄潮儿。青海师范大学生命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侯光良老师就是其中之一。

——题记

一

1972年的一天，在一声嘹亮的啼哭声中，一名男孩出生在了大通县大通煤矿家属院一户侯姓家庭中。男孩是家中的第五个孩子，上有兄姐四人。

男孩的父亲是大通煤矿的普通工人，母亲全职在家照顾孩子。在当时，全民生活条件都较差，因为家中孩子多，侯家的生活更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虽然如此，男孩的出生依然为这个家庭带来了喜悦，也许是为了寄望男孩将来做一个善良的人，并拥有光明的人生路，男孩的父亲为他取名为光良。

1978年，侯光良还是一个虚岁只有七岁，不谙世事，只知玩耍的小男孩。他所不知道的是，远在他不是很了解的北京，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即将越过千山万水，扑面而来。那是一场在他短短六七年生命中，从未感受过的化雨春风。

虽然当时候光良的年龄还小，但是在他年幼的脑海中，改革开放的洪流依然在他的记忆深处冲击出了一道道深深浅浅的沟壑。即便40年倏忽已过，他依然铭刻。

变化，是侯光良记忆深处烙印最深的一个词汇。因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变化体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978年以前的多年间，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计划经济，生活物资都是由国家定量、定点供应。侯光良清晰地记得，那时的人们生活都比较困难，即便是象他们家一个工人家庭，也是紧紧巴巴，左支右绌。饥饿和困苦是铭刻在当时人们记忆深处最深刻的词汇。

在当时，侯光良最惦记和喜欢的日子，就是过年，因为只有过年，他才会吃到一年当中唯一的一顿饺子。那时，饺子一熟便会香满一屋子，让人口水直流。在物资极度匮乏的70年代，矿区粮食都是按照户口定量供应，本地不产的大米更是稀罕物，仅仅在大年初一才能吃到一顿香喷喷的白米饭。当时人们总是感慨何时才能过上顿顿吃饺子、顿顿有白米饭的生活，那简直就是天天在过年似的神仙般的日子。

在连温饱几乎都无法解决的时期，人们对穿着和打扮几乎没有什么要求，衣可蔽体就行。因为上面有四位兄姐，侯光良的衣服几乎都是哥哥姐姐穿不下的，因为老大穿过老二穿，所以很多衣服上面都补丁摞补丁。

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响遍神州大地。在这声号角声中，做为孩童的侯光良仿佛重新睁开眼，看到了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国大地挣脱文革枷锁，慢慢苏醒。到了八十年代初，一些新的事物，就像乌黑天空中闪耀的星辰，点点星光进入普通老百姓的视线，让大家感受到变化。

人们再也不用凭着布票、粮票、肉票等才能买卖日用品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条件虽然还是达不到随心所欲购物，但开放的市场，让人们看到了许许多多之前闻所未闻的事物，电视、洗衣机等家电产品陆续进入了百姓家中。

侯光良至今记得他和兄姐们跑到领居家看电视的场景。那是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一到晚上，几乎所有有空闲的人都会跑到有电视的领居家看，将小小的平房挤得水泄不通。有的距离电视太远的人，甚至都看不清电视上在演些什么，但是依然兴致勃勃。

改革开放后，国外电影开始增多。那些远从欧洲国家引进的电影，像一扇打开世界的窗户，让侯光良了解到原来这个世界除了中国，还有更大的地方。那里有很多高楼大厦，那里的人们出门就有汽车可乘坐。看着电影中，穿梭于各个街道上的小汽车，侯光良曾想，这样的生活，在他这一生是不能实现。可是他错了，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他曾经以为遥不可及的事情，他曾经被当作梦想的事情，都一件件地发生在了他的身边。

市场开放的同时，在改革开放的号角声中，人们的思想也变得十分活跃，被桎梏多年的思想火花，似乎瞬间喷薄而出。人们对知识的渴求变得异常的浓烈，每个人都似乎想用最短的时间弥补知识的匮乏，想要填充自己，报效祖国。

那时的侯光良正是一名求知若渴的莘莘学子，对于学习他从来不敢懈怠，因为他想了解不一样的中国，更为广大的世界。

学校的图书馆虽然不大，但是是他和同学们最常去的地方。当时，他们对读书几乎不挑，小说、传记、世界名著等，每个人都可以读的津津有味。特别是金庸小说，几乎每个人读过，一本书大家都是争相传阅。

在校期间，侯光良第一次了解到了地理这门学科，在经纬纵横中，侯光良才了解到这个地球有多大，属于它的奥秘有多深，那是穷尽他一生都无法探究完的。

二

改革开放以前，因为思想文化以及学术领域受到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过分强调政治立场的思想方法被注入到了学术研究中，所以学术研究被局限在了及其狭窄的范围内，许多研究领域甚至被视为禁区，难以有比较宽阔的视角进行全方位的学术研究。

人们不会忘记，邓小平同时在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继之又升华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深刻揭示了科技的战略地位、内在规律及其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关系，指明了改革开放后科技发展的方向。科学春天迎面而来。

迎着这场科技春风，1994年，侯光良考入了青海师范大学，开始正式接触地理学，从此他与地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改革开放以前，地理学是一门很多人所忽略的学科，当时在很多人眼里，地理学与风水堪舆画上了等号。但其实不是，地理学是一门高深的学科，它对农业生产，工程建设、资源的开发利用，环境的污染和治理等诸多方面都有着十分必要的指导意义。

地理学是一门古老的研究课题，曾被称为科学之母。地理学是关于地球表面各类事物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形成演化规律的学问和科学，它伴随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而产生演变，是人类发展的有力保障。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各行各业的发展都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是在一些专业领域，依然十分落后于其他国家，比如地理学。当时，地理学在调查和研究、评估等方面，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和满足这种发展形势的需要。国家急需地理学方面的人来补上这块发展短板。

侯光良曾这样形容他对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感受，他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觉得我生活在一个世界上最幸福国度。到了八十年代，当我因为改革开放看到了更多外面的世界后，我发现，我们的国家很贫穷，我们有很多不足。”

那时，学生们对知识的渴求空前高涨，都希望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报效祖国，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在青海师范大学读书的侯光良也是一样，他也希望可以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

他发奋读书，他经常流连于图书馆，借阅图书，抄写笔记。久而久之，他发现，相比于国外甚至是我国沿海地区，在我省能了解到的关于地质地理的相关知识，明显滞后。为了学习更先进的专业知识，侯光良通过努力学习，最终成为了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的博士。

博士毕业后，侯光良回到了西宁，成为了青海师范大学地理学院的一名教授，主要研究全球变化与人类适应，重点为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活动与环境演变关系的研究。

如今，每当在宽敞明亮的研究室做研究时，在给学生授课时，看着自己和学生们运用着高科技的实验设备完成研究成果时，侯光良总会想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曾为中国地理学研究和发展做出贡献的前辈和学者们是在怎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做研究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虽然也有很多地理学前辈到青藏高原考察，我省也有一些地理学方面的学者研究，但是因为受到各种原因的影响，人们对于青藏高原上地质地貌的研究还是很薄弱。当时，人们对于青藏高原地质地理的研究，更多的在于对矿藏的研究和开发。

因为青藏高原条件艰苦，研究设备落后，交通环境差等原因，研究者们都是备受磨难。即便是条件比较好的国家研究项目或课题，也是困难重重。

以1976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今长江流域水利委员会）组织的长江探源来说，考察者们几乎经历了九死一生，才到达了姜根迪如雪山。“不冻泉得了病，五道梁送了命，沱沱河冻个硬。”真实地反映了石铭鼎等老一辈工作者在青藏高原考察的不易。

侯光良曾听老师们讲述过他们的考察往事。

那时专家学者们要做一些研究，只能通过徒步、骑自行车或者坐公交车的方式到达考察地点，这在地域广阔的青藏高原显然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地理学，就是研究大地的密码，无法到达自己所研究的实际地点，又怎能获得研究成果呢。

不仅交通条件差，就连研究设备和技术都十分落后。上世纪90年代以前，青海的各大科研院所和各大高校，几乎都缺乏科研设备，专家学者们只能通过一些土办法来研究地理科学。

绘制地图是每一个学习地理学的学生必须基本功，侯光良在读大学时，还采取的是最原始的办法绘制地图，就是用笔蘸墨水先在纸上绘制等高线，然后绘制出一副地形图。每画一张地图，都需要耗费特别长的时间，一不小心，还特别容易出错。

如今，绘制地图可以用易如反掌来形容。利用GPS或是矢量化电脑软件，很快就可以会在电脑上产生一幅自己需要的地图，方便、快捷、准确而且美观。

在青海，分布着许多第三纪形成的黄土。亿万年前的气候、地理、生物等所遗留下来的奥秘，就隐藏在这些肉眼看似并没有啥区别的黄土里。

侯光良介绍，在地理学中，黄土有一个粒度的概念，黄土的颗粒大，就意味着是由比较大的风力搬运而来，粒度小，是被比较小的风力搬运而来。分析黄土的粒度，可以了解一万年前青海高原上的气候环境变化。

在研究条件比较落后的时期，对于黄土粒度的研究，人们只能通过大小不同筛孔的筛子人工来筛选，有的筛孔甚至只有数十微米，做起来费时费力，准确率还不高。

如今，研究黄土的粒度，只需要将黄土放入激光粒度仪中，不消一会儿工夫，就可以得出准确的测试结果。

孢子，一种记录植物基因的生命精灵，它其实就是植物母细胞分裂出的小细胞。不同植物的孢子保存在不同年代的沉积层中，根据这些孢子存在的状态，我们可以分析出与之相对应年代的气候变迁和生态环境。

原来，哪怕很多地理学家都知道孢子，但是因为受条件限制，很难有办法将孢子从土壤中分离出来用做研究。但是现在不同，在高科技设备的帮助下，属于孢子的秘密很容易就会呈现在人们面前。侯光良通过对青海湖附近孢子的研究，得出研究成果，如今的青海湖地区，在很早很早以前还曾种植过黍这种古老的农作物。

这是改革开放40年来，全国各行各业科技发展的成果，是曾经研究者们向往的高科技。短短四十年，是当年的专家们意想不到的巨变和创新。

三

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对青藏高原自然地理的了解，还停留在“世界屋脊”四个字上。后来，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才了解到青藏高原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性。这很大一部分程度上，要归功于改革开放后期，国家对青藏高原自然地理学科方面的巨大投入和支持。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国家底子薄，对于自然地理等科學的投入很少，科研经费也很少，往往是杯水车薪。后来，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国家逐渐加大了对自然地理科学的投入，很多院所和大学开始获得一些国家基金，有的项目基金高达四五十万，为自然地理科学的研究提供资金和设备的支持。在这样的契机下，青海的自然地理科学发展也取得了长足进步。

进入青海师范大学任教后，侯光良几乎见证了青海自然科学在改革春风下的发展之路，并成为了这条道路上的一员。侯光良说曾形容他眼中的改革开放后二十年：“这二十年，对科学研究者来说，是最好的二十年。”

这二十年来，国家对科研的投入越来越大，申请到项目基金变得较为便捷。这是国家对科研最大支持。如今，即便是在条件艰苦的青藏高原考察，不管是项目基金，还是交通，科研设备等，专家学者们都会得到最便利的条件。

从参加工作到如今，侯光良曾主持和参加过国内外很多的科研项目，穿行于青藏高原的很多地方，做科学研究。他曾与很多家外专家一起参与一些课题的研究。

在考察研究时，国外的专家们都会感叹，中国不仅有最先进的科研设备，还有国家在资金等方面的大力支持，这种良好的科研环境，让他们羡慕不已。

不仅如此，高效快捷的互联网服务，也为自然地理的科研人员们提供了方便快捷的信息和平台。

改革开放之前，国内的消息闭塞，很多科研人员都不了解国外的科研进展，往往都是固步自封，一些千辛万苦的科研成果，其实国外早就有了成果。

现在不同了，几乎不用出门，科研人员就能从网络上获得本学科最新的消息和动态，避免了很多无效的工作。国内的专家们也可以很快的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到网络上，瞬间传遍全球。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如今，中国的自然地理科学发展已然赶超世界很多国家。我国学术论文的发表也跃居世界第二。

改革开放40年来，在老一辈地理人和新一代自然科学专家们的努力下，青藏高原不再遥远。40年来，青海自然地理科学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为青海省很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依据。

2018年1月26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明确至2020年正式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

这条振奋人心消息的背后，也倾注了很多地理科学学者们的心血。在三江源这一方热土水，留下了很多自然地理科学学者们的脚印。

2008年9月，侯光良就曾参与了由国家测绘局、青海省政府和武汉大学联合组织的“三江源头科学考察”项目，他们曾深入三江源地区四十多天，考察三江源地區的地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