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韩助越:抗战中国支持的民族解放运动
2018-11-06王戡
同舟共进 2018年10期
王戡
1942年2月21日,印度加尔各答“全印电台”的听众在广播中听到了宋美龄的声音。她用英文朗读了盟军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告印度国民书》,呼吁印度人“积极地参加此次反侵略战线,联合中英美苏等各同盟国,一致奋斗,携手同登此争取自由世界之战场,获得最后之胜利”,也呼吁英国“不待人民有任何之要求,而能从速赋予印度国民政治上之实权”。
印度之行,是中国加入同盟国并对日宣战后,蒋介石首次出国访问。他不但呼吁英国赋予印度人政治权,还访问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精神领袖甘地,令英国保守主义者颇为不悦。但从蒋的角度看,支持亚洲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应有之义。在艰难困苦中奋斗4年多的抗战中国,支持了多支民族解放运动力量,重中之重则是韩国和越南这两个邻国。
韩国反日双子星的离合
抗战时期的重庆市民都知道,这座城市拥有两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一个是大溪沟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另一个则是七星岗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后者是韩国反日人士在中国组成的政治实体,被誉为中国抗日最亲密的同盟军。他们人数不多,但机构设置齐全,不仅拥有国务委员会和行政部门,还拥有一支武装力量“韩国光复军”。
正因如此,1940年9月17日,重庆李子坝一座大楼外同时摆出中华民国国旗和四个易经卦符围绕红蓝太极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国旗,便丝毫不足为奇了。这一天是韩国光复军的成立仪式,到场的有临时政府国务委员会主席金九、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等韩国民族解放运动要人,中国方面派出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上将到场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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