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发

京沪首家个体餐馆开业

1980年，刘桂仙与郭培基开办悦宾饭店，拿到编号为001的北京首家个体餐饮工商执照。此前郭是国营单位厨师，每月收入30多元；刘是临时工，被派到叶剑英家当保姆。两口子生养5个孩子，工资捉襟见肘。

1979年，邓小平指出，要多搞赚钱的东西，可以开饭店、小卖部、酒吧间。允许自谋职业成为解决就业压力的方式之一。2月，国家工商局向中央提交报告，建议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不准雇工。但当时很少有人敢去想自己经营赚钱的事儿，这两口子也同样继续按部就班过清苦日子。

是一次叶帅夫人曾宪植从英国访问回国想吃“小刘”的手艺而带来命运转机。吃饭时叶帅夫人感慨说，国外挂中国餐馆招牌的馆子味道都不如小刘做的好，建议她在京开一个，定受欢迎。两口子没敢往这方面想，直到后来叶帅夫人又催才开始写申请。时任东城区工商局副局长靳云平回忆：“给我印象很深刻，别人问问没结果就回去了，她（指刘桂仙）那月每天都来工商局问执照，有耐性有决心。我们领导班子就是想搞个试点试一试，一合计都同意给她特批。”当时尚无正式营业执照模版，工商局手写了一份，靳签字并盖上专用章，刘便拿到了京城首家个体餐饮营业执照合法开业。

两口子动手忙活起来：三间平房中的一间改成饭店，他从单位借来砖头木材搭建厨房，她到皇城根买来4张旧桌子15把旧椅子，找了个烤白薯的旧桶改装成灶国庆将开张。9月30日一早她欲提前开火试灶并拿家中仅剩的34元买了4只鸭子，做出几道菜先让街坊邻居尝尝手艺。待他中午下班，胡同里密匝匝挤满人且排到胡同口五四大街上。邻居拽着他袖口小声说：“你们家饭馆都开业了，你还上啥班？赶紧回去看看，来了好多老外！”

四桌两灶一门面的悦宾饭店的提前开张，被美国合众社记者龙布乐写进报道里：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小胡同里恢复元气。开张头天她赚了38元，顶得上那时工人一个月工资。店里4张桌子一天只能接待十四五个顾客。来吃饭得排号，最末的要排到60多天后才能吃上。

开业初，普通老百姓下馆子频率不高，多是高干子弟和使馆区外国人及采访者，最多时一天能来二三十个记者。她就叫記者站在院里，她把小厨房的窗户打开，记者在外头问，她边炒菜边回答。客人多了，饭店火了，原料开始紧张起来。当时买粮油要指标。没指标，她就去外地赶集下乡采购。河北高碑店、保定一有集市她就5点多起来坐火车去，集上米、面、油等样样齐全，但都是私人高价卖。她一个人买4大提包菜肉，提不动就背回来。

名气大了，各种非议也都来了。有人说她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女儿结婚都差点受影响。丈夫每天下班到胡同口就下了自行车默默推车回家，生怕别人听见骑车声在背后指指点点。靳云平也收到些反对材料，说悦宾饭店不合法应关停。夫妇俩一直提心吊胆，将赚的外汇劵都上交到银行不留自己手里。

1981年大年初一，姚依林、陈慕华副总理来拜年并说不用怕。两口子的心终归踏实。且看菜单后建议弄些下酒的凉菜，既满足顾客的不同需求又可以多赚钱。

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发布，明确承认“个体劳动者，是我国社会主义劳动者”。有了这政策个体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京城个体餐馆如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这两口子更能安安心心开饭馆且蒸蒸日上，早期开业工商局作保向银行贷款的500元钱，不到3个月就还清。没几年家里就成了万元户。早期不允许个体经营雇工，5个子女都扑到了饭馆里，老四老五全天跟着刘桂仙做事，其他子女每天下了班也到饭馆里帮着张罗。遇到生意忙时更是举家上阵。

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饭馆也迎接着一次次变化。1992年，她又在离悦宾饭店几十米远的翠花胡同里开了悦仙美食。女儿辞去正式工作，全天在饭馆里卖饭记账。儿子为学习对账报税没少受妈批评，税票也从每月定额交税到根据具体营业额使用手写发票、手撕发票、机打票。这儿子后来把自己女儿也送去学了会计——女承父业。年纪渐长的刘桂仙开始教儿子儿媳和雇来的厨师掂勺做菜及经营管理饭馆。饭馆对食材的选择也一直一代传一代地严苛。

38年过去，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里充斥着各式各样的饭馆，各国各地风味不断满足着食客们的味蕾。而悦宾饭店场地和手艺依旧：白墙小桌迎客，用着圆珠笔、复写纸、老算盘。主打菜还是那几样。吃完结账，算盘一拨拉算好的数，只接收现金和手机支付，不刷卡。连主厨都是郭培基招了十几年的老员工。这小馆成了常客和邻里街坊的口味记忆。专程来此等位吃饭的老顾客说：“自打80年代开业起我就来这儿吃，认识老太太老爷子，现在是他们儿媳妇看店。他们家的干炸丸子我吃了半辈子。”两馆子里卖饭算账的是四儿媳张学兰和女儿郭洪燕，34岁的长孙成了主厨，继承了奶奶的手艺。每项变革与否都被郭家上上下下讨论过。曾有人要入股合作，郭家人想了想还是拒绝了。长孙说：“胡同地方就这么大，扩张不了，离了胡同，那还是悦宾么？”几十年来一大家子把精力心血都倾注到饭馆上，所以凡事很慎重。“换个品牌，我们也知道该怎么去规模化经营、使用中央厨房配送、把菜做小做精致提高利润。可我们绝不会随便拿悦宾去尝试，不能砸了爷爷奶奶留下的招牌。”五丝桶、蒜泥肘子、清炒虾仁、面筋白菜……菜单首页的招牌菜冒着热气盛在白瓷盘里被端上桌。厨子换了几个，家里传了3代，但口味配料仍传承刘桂仙自创的做法，一卖就是38年。

几乎与此同时，上海青年陈贵根1980年6月18日拿到了上海市个体饮食业的001号营业执照。7月12日，味美馆在上海开张。与悦宾饭馆名声显赫不同，如今，没多少人还记得味美馆的名字。可在当时，其一举一动牵引了整条华山路、整个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视线——它是改革开放后上海首家个体饭店。

首任业主陈贵根当年26岁，是70届的中学毕业生，1974年由农村病退回到上海。4月，他向静安区工商局申请作为个体户开店经营酒菜业务，6月18日得到批准。

筹备的除陈贵根外还有他在国营饭店任厨师的二哥陈云根夫妇和未婚妻，他向亲戚朋友借了3000块钱置办了电冰箱、电风扇和一些家什、餐馆用具。店面是自己住的一间20平米平房，只能放下4张小桌子和16把椅子。开业后生意极好，甚至一些外国人和华侨也来参观与用餐，顾客盈门门前的华山路上还有警察维持秩序。

怎么看这家店，当时上海也有不少议论。一些人认为这虽合法但收入太高，让其先富起来能否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另些人则认为要允许自找出路，但个体户的规模、范围、管理和政策等问题有待研究。

他二哥工余常来帮忙。有人质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否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搞第二职业”；同事也说他“白天像条虫，晚上像条龙”，这对国营企业职工影响不好；房管所认为住房改店面，应按营业用房的标准提高房租；税务局则认为此店的税收标准不能以个体户照顾，应加税。

小小味美馆惊动了全国。1980年10月陈贵根被接到北京受到中央领导接见。但不久他突然被公安机关带走，开张3个月被吊销执照。1981年4月才得以重新开张，但他已无心经营，陈福根便顶替成新一任业主。此后开开停停。1997年10月10日是第3次开张，只是在繁华上海滩它已不再引人注目。但它改革开放初期曾经的勇敢与辉煌颇具历史意义。

首次連年下发5个“三农”中央一号文件

无论历史车轮驶入哪个时代，在国民经济中居于基础地位的农业及其发展的国家战略地位必受重视。因此，中央一号文件渐成中共中央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专有名词，主导着中国农业发展的政策变迁，推动中国农业发展的不断转型，确保了我国作为全球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实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持续推进，才有了震撼世界的中国经济发展奇迹。

到目前为止党中央共下发在不同年代背景下各有侧重的20个中央一号文件，可以从中看到中国农村政策轨迹和改革路径。其历史演进大体如下。

一是全面启动农村改革的关键时期。1978年到1995年是中国农村发展最具活力的时期，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下发5个三农一号文件，主要是放活农村农民，拉开乡村经济繁荣序幕，解决了8亿农民温饱问题。时值食品短缺时代，农民受惠最大。多劳多得，勤劳致富，乡村处处充满积极向上的力量。1985年，首次出现农村消费占全国绝对比重的态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的64%。乡村经济全面繁荣，尤其是快速发展的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到近半比重，拉动了重化工业的增长，有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的“黄金增长”，成为后来中国工业革命的源头。这一时期，农村改革成为各行业改革的排头兵试水改革风浪，由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连年下发5个“三农”中央一号文件及其带来的明显成就而称奇，证明了党中央对农村改革的高度重视和强化力度，在改革开放史上写下精彩一笔。

二是改革重心全面向城市和工业转移的阶段。从1987年到2003年连续17年未出台三农一号文件。到1995年是个转折点，农业、农村、农民开始出现重大问题一直到2003年，形成后来所谓的“三农”问题。

三是实施“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战略时期。“三农”问题发生后急需政策的转轨。2002年11月十六大正式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将其放在“五个统筹”之首，2004年“三农”一号文件以促进农民增收为主题推出一系列惠农政策，是推动实施“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发展战略的先声，是自此以后所有一号文件含金量最高、政策效应最好、措施执行最有力的。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两个趋向”的重大历史论断。可以说，2004年一号文件的三农政策是个历史拐点、划时代转轨。

四是农业发展进入由总量不足向结构性矛盾转变的战略转型时期。2004年到2015年实现粮食产量“十二连增”、农民收入“十二连快”，处于历史鼎盛期，彻底打破“谁来养活中国”的预言，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远离饥饿的恐惧。伴随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快速提升。农产品从卖方市场渐转为买方市场，而农民的生产与市场脱节，造成供不应求与供大于求同时并存，农业供给呈现阶段性、结构性供需不对称的过剩特征，导致粮食“高产量、高进口和高库存”的“三量齐增”。因此，农业发展供需关系的演变，由改革开放前的强制性农村生产满足城市消费、到改革开放后由农民生产主导市场消费、再到近期由市场需求主导农产品供给，即由长期短缺向总量平衡、丰年有余再到当前阶段性过剩的历史变迁。

政治经济体系与经济改革的要求不配套，是阻碍或减缓改革前行步伐的痼疾。为此，邓小平在1980年的讲话中提到，政治改革不进行，经济改革就不能深入，甚至还会失败。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倡要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发挥其民主权利。但相关实施细则还是国务院各部委在具体落实且不尽如人意。对此后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就明确规定，各部门都要检查一下，过去发的哪些文件不符合一号文件的精神，都要修改。中央第二个一号文件指出，有统有分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它还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面长期未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这主要指的是发展中国家应如何对待农民土地问题。

中国改革从农村突破并取得成功，主要在于：一是亿万农民受害计划经济僵化体制最深、改革的要求最强烈迫切，广大农村恰是旧体制中薄弱环节，正好作为改革突破口；二是当时党中央总结长时期内“左”倾错误教训尤其是“文革”所遭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采取一系列新的农村政策，实行拨乱反正方针，强调正视农村实际状况加快农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并保护农民利益、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其集中表现即前期党中央国务院连续5年发布5个一号文件。这两方面结合，在全国造成汹涌澎湃不可阻挡的改革浪潮，为商品市场经济发展扫除障碍提供坚实基础、创造了最重要条件。

2016年的一号文件主题是加快农业现代化，2017年的则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8年2月4日，在十九大宏伟战略目标任务指引下，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是谋划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全面部署和重要顶层设计，是改革开放以来第20个、新世纪以来第15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其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五新”策略：1、以产业兴旺是重点，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2、以生态宜居是关键，推进乡村绿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3、以乡风文明是保障，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4、以治理有效是基础，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5、以生活富裕是根本，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塑造美丽乡村新风貌。并指出此战略的保障性措施：1、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增强贫困群众获得感；2、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3、汇聚全社会力量，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4、开拓投融资渠道，强化乡村振兴投入保障；5、坚持和完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等。这一文件的亮点是提出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等。

改革开放后的首次重大全面修宪

宪法修改，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是事关全局的重大立法活动。为此，中共历来极其重视，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改革开放中尤其如此。

八二宪法前，我国先后制定过3部：1954年的首部较好，1975年的宪法是“文革”的产物。1978年宪法仍受“文革”較大影响，显然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客观现实很不相符且越来越不适应。因此，1979年和1980年不得不接连两次修改个别内容。但党中央仍认为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全面修改。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系统阐述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其中为起草八二宪法确定了重要指导思想：中央正在考虑进行的重大改革，第一项就是将向全国人大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

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全面修宪并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叶剑英为主任委员，宋庆龄和彭真为副主任委员，委员共103名。又成立了秘书处，胡乔木任秘书长。17日晚秘书处开成立会。那时的思想氛围空前活跃。要不要宪法写序言、搞司法独立和法官终身制、取消检察机关、实行什么样的民族区域自治等重大问题都被提了出来。

思想解放的同时也带来纷争不休、共识难达，为此彭真受命主持修宪。他反复强调，宪法修改须以1954年宪法和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基础，须写进四项基本原则。他提出，要尽量避免引起争论，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9月1日，为集中精力彭真率宪法工作班子入驻京郊玉泉山。起草工作基本分为宪法报告和序言的起草、具体条目的起草两部分。是否恢复国家主席的设置首先被提上议事日程。彭真倾向于恢复设国家主席，请示邓小平。邓说：“还是要恢复国家主席。我们是个大国，这样对国家有利。”同时又提出，国家主席的职权要规定得“虚”一点，不要管具体事，不做具体决定，不要干涉政府的行政事务。当时有位领导同志不赞成设国家主席，说要设国家主席只能由邓担任，但邓又不愿意，既然没合适人可以担任，只好不设了。邓说，除了我别人也可任。若国家需要就设立，不能从对某个人的考虑来确立我们国家的体制。当时党中央考虑，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要由两人分任。邓提出，宪法要专门规定设军委主席，其和国家主席都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据此在宪法的国家机构一章中增加一节，专门对中央军委作出规定，条文草稿经彭修改后报邓审核。邓考虑两天后把彭和杨尚昆等找去亲自主持讨论和起草这节，敲定两条：中央军委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规定军委主席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

1982年4月21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将之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公布宪法修改草案，交付全国各族人民讨论。这次讨论有几亿人参加，持续时间比起草五四宪法草案时还长了一个月，达4个月之久。仅在西南边陲的贵州省就组织了2286次讨论。呼和浩特制锁厂王银祥给全国人大写信提出有关土地利用问题的4点建议。信寄出后他又怕邮递行程太慢错过时间，次日赶到邮局用月工资的1/4发了封近200字的电报阐述建议。全国人大宪法工作小组收到后决定采纳他意见中的一点，把宪法草案第9条第2款的“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改为“国家保障自然资源和土地的合理利用”。

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宪法，公布施行。这天后来成为全国普法日。彭真强调宪法是根本大法，任何人不能超越。宪法草案写完后又加进去这方面内容。此规实际即中国的宪政原则，奠定中国宪政基础。在党要守法的问题上彭极透彻地概括为3句话：中共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中共自己也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内活动。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该原则曾被写入五四宪法，但在七五宪法、七八宪法被删，八二宪法又恢复。邓小平亲自领导修宪工作，不仅果断提出建议还对起草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国家体制方面的一系列问题，都及时明确地提出意见，起了决定性作用。

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发展，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先后4次对八二宪法个别条款和部分内容作了重要修改，共通过31条修正案，为40年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国家治理的框架和基础。

2018年1月，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这意味着时隔14年后八二宪法迎来第5次修改。期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十九大在新历史起点上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一系列重大政治论断，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确定了新的奋斗目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对宪法进行必要的修改，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指导和引领意义。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使我国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紧跟时代步伐，实现与时俱进、完善发展。《宪法修正案》完善了依法治国和宪法实施举措，为我国更好地实施宪法、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深圳率先取消票证、放开粮价

粮票最早可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百业待举、供需矛盾激化（供远不足于需）下为用有限的粮食养活全国人，不得不凭票限量供应。1955年9月全国通用粮票正式发行使用，油票、布票、肉票随之面世。到1961年凭票供应的商品一度达156种，68%的工业品、90%的副食品都得凭票定量供应。这种一物难求状况一直延续至改革开放初期。首当其冲打破这数十年惯例的，是勇立改革开放潮头的急先锋——深圳。其实，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与时代急需解决问题中的自然规律所致。

1982年4月，国营餐馆泮溪酒家在离深圳火车站不远的黄金地段开张迎客。那时深圳成为经济特区还不到两年，所以酒家一开业便红火异常。但开业不久总经理就愁眉苦脸地找到市政府反映问题。原来，有些没粮票的客人来后点不了饭，饭店也没法通融，客人只好离开。他反映的粮票问题折射出特区发展遇到的一个大问题。1982年前后，深圳人口已达五六十万人，就此引发了吃饭问题。

时任主管财贸副市长周溪舞听完市政府副秘书长兼财贸办主任李定的汇报及他提出的以泮溪酒家作为不收粮票试点的建议后，思来想去，觉得有必要打破陈规陋习实事求是地去解决一把，他当即拍板：“不要大开口子，先试一下吧。”很多具体政策一般都经先试先行的必要过程，这一不收粮票的大胆做法也不例外，更何况关乎不久后要推广波及到全国各地施行，深圳的率先垂范作用不可低估，敢想敢做但更要慎重试行。

得到市里许可后，泮溪酒家开始从农贸市场购买高价米做饭。主食、点心卖给没粮票的客人时，价格要比交粮票的高一些。政策放开没几天总经理就满心欢喜跑来向李定汇报：“没粮票也能吃饭，好多人都说好！”实践证明，这一招改革颇受老百姓和市场欢迎！

闸门一开，其他饭店纷纷效仿。不久就连企业职工食堂也可通融。不用粮票就卖饭的越来越多，自然引发粮源问题。国家调拨的粮食就是原来登记在户籍册的几万人的口粮，自由市场上流通的高价粮数量也实在有限。周只好带李四处找粮。随着市面上物资极大丰富又引发新问题。1983年深圳销售粮总量1亿多斤，其中从外省调入的平价粮占六成，剩下四成是高价粮，高价粮价格比平价粮高出40%以上。有粮票的买平价粮，没粮票的买高价粮，老百姓不满意。同时，为保证居民定量供应，深圳实行购销倒挂（即贵买平卖），将政策性亏损列入财政补贴。仅这年市财政就补贴937万元，政府承受很大压力。

基于此，深圳开始动起彻底取消粮票的念头：放开粮价，让粮食价格随行就市。1984年11月，时任深圳市长梁湘主持召开会就议：是否彻底取消粮票，敞开粮食供应。会上决定，通知国营粮食部门多储粮，提高粮价。若发现周边地区来深圳抢购就再想其他法子来应对。更重要的问题是：粮价抬高、买粮贵了，职工意见自然会很大。故也得相应涨工资。有关部门当场算了笔细账，按每人供养系数1.56人计，每人每月将增加支出13元，那么可按月增补给每人，发工资时一并发放。另一方面，因粮价提高，购销倒挂消除，故财政不会因补贴职工的粮食差价而大量增支。就这样，从11月1日起，深圳经济特区（不含宝安县）取消粮、油、猪肉票证，实行议价、敞开供应。

深圳成功试行价格改革后，广东全省范围内开始推行。1988年首先放开了食油的价格并取消了居民供应的定量。1992年4月1日又在全国率先放开粮食的购销和价格，取消粮簿，告别了延续近40年的粮食统购统销的传统体制，使粮食购销走上市场调节的轨道。

1992年10月，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一年多全国各地商品价格放开的步伐提速，票证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一谢幕退场。到1993年底，全國95%上的市县都完成放开粮价的改革；1994年，票证制度淡出历史舞台。这票证存废之间，反映的是国家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折。

商品经济首次写入中央纲领性文件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事地带领人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冲破思想束缚到正确认识、再到改革实践的过程，可分为3个阶段：突破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概念，形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思想；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重新解释了计划经济的内涵；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中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实践已证明且将会进一步证明：市场经济是中性的，在外国它就姓资，在中国就姓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后来的改革成效引人瞩目、蔚然壮观，但初期的举步维艰也是公认的。最初关键的一步，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达成共识而首次写入中共纲领性文件，就有着鲜为人知的曲折和艰辛。

1982年，一直从事经济政策研究工作的高尚全被调入刚成立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从此，改革成为他研究的重大命题，也使他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要的见证者和推动者。他是为“商品经济”鼓与呼者。

1984年9月初，数十名来自改革最前沿的研究者在北京西苑饭店聚集一堂开了一场研讨会，主要议题即该不该搞商品经济。发起召集者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调研组长兼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所长高尚全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童大林。此前参与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过程中，高极力主张将“商品经济”写入文件却遭阻力，有些人担心把社会主义混同于资本主义，也有些人只同意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次研讨会达成共识：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经阶段。这一结果以报告的形式上报给中央决策者，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最终，商品经济的概念被吸收进中共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

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邓小平对该《决定》给予很高评价：“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所言“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即指《决定》里提出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1986年，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带队赴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考察，真切感受到指令性计划不但无法满足社会化大生产需要，更会带来巨大的资源浪费。1987年3月他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提出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目标模式应该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8月21日十三大召开前他就十三大报告（征求意见稿）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提出3点意见：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一种手段和手法，并非社会制度的属性；用国家经济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改革的必然趋势；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展开，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形式会发生变化。他指出，从实物性计划向政策性计划转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需要。此文很快获得高层批示，十三大采纳了他的建议，用经济合同制逐步取代指令性计划，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程迈出了一大步。

1992年是中国改革转折点。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关键推动作用。同年10月十四大召开，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从理论上实现了计划和市场的统一。这便终结了长期以来计划与市场之争，引发新一轮思想解放，将改革开放推向新阶段。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高尚全再次参与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在对“劳动力市场”的表述上，一部分人建议提“劳动就业市场”，认为劳动力进入市场就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但高尚全坚持已见。为使自己的建议能得到高层支持，他写报告分别征求薄一波和李岚清意见。两位领导都给出正面评价，但后来的送审稿依然写着“劳动就业市场”，他有些着急，担心这么长时间的努力都白费了。正好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门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他作为起草小组的市场体系分小组负责人列席会议。本来此会上他无权发言但对他而言这是最后机会，便鼓足勇气举手发言并一口气讲了5条理由。江泽民听完后问：“提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显然他的建议已引起中央最高层的重视，直到此刻才恍然意识到自己“越级”了。翌日他找到起草小组组长温家宝。温并未责怪他越级而是说：“我赞成你提劳动力市场的建议，但能不能上到中央文件，我也没把握。”最终，“劳动力市场”这个概念写进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改革开放以来他6次参与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十五大报告，两次中央关于5年计划的建议，十二、十四、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按照中国改革步骤，10年一次大的综合改革，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前他又两次就改革核心议题向中央提出建议并被采纳。

首位洋厂长掌印武汉柴油机厂搞改革

1982年，武汉市与联邦德国杜伊斯堡市结成友好城市，开展了多项合作交流，其中之一是邀请德国退休专家到武汉担任技术顾问和咨询。1983年，邓小平发表“利用国外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讲话。很快，中国有关方面联系推进德国退休专家服务局派出第一批3位老专家到武汉几家国营厂任技术咨询。65岁的格里希即是其中一员。

1984年，他作为发动机制造和铁芯技术专家被安排到武汉柴油机厂做技术咨询。其时，这家建于1954年的老牌国企管理混乱、职工劳动纪律涣散、产量和质量均居全国同行业之末，一年亏损500万元。他极负责地先从深入调研着手，一心想搞清厂子的真实情况与问题症结所在，穿梭于各车间不时地在小本上写写画画。就这样，初到工厂一月余，他用心写出10万字的咨询意见，提出百余条合理化建议及整顿厂子的计划方案：大到工厂组织机构方案、小到机床上锋利度不符合要求的刀具等。可一个月过去了厂里丝毫未改变。

见此状况，他十分纳闷费解：“我不是来消磨时间的，我真心想帮你们。”并自信而言：“如果我是厂长，保证提高质量、产量。”外事办原副主任吕志清从翻译那里听闻后汇报给时任武汉市长吴官正。吴官正思忖片刻后大胆拍板聘任格里希为厂长，主持全厂的生产经营工作。外国人当国企厂长，在全国成爆炸性新闻。时任国务委员张劲夫赞赏武汉“大胆走了第一步，将引起全国的注目”。

1984年11月1日，格里希走马上任。在就职讲话中他信誓旦旦地承诺：在不花费新投资的前提下，利用现有的机器设备，采用最现代化的管理方法，以严治厂，创造出质量高、使用寿命长的柴油机。

铸造车间是工厂的核心车间、也是全厂的基础，但当时铸件的废品率高达三四成。他发现了导致产品质量差的致命因素：工厂质检部门形同虚设。质检科长竟不会做精确的测量工作，更谈不上去指导工人做精确测量了，更有甚者，总工程师和质检科长甚至不下车间！4天后，格里希决定大刀阔斧改革并做出震惊全厂的决定：免去这两名干部的职务，将质检科划归厂长领导。他打破干部任职惯例，亲自考察聘请了新的总工程师、研究所所长及质检科正副科长，要求他们深入车间亲自给检验人员上课，教他们熟练使用检验工具。他免掉不称职干部的举措赢得大家拍手称快，大家早盼着能有一位敢想敢干、公正公平的领跑人带领大家革故鼎新了。

他又毫不客气针对工厂多年积弊“连砍三板斧”：一砍涣散的劳动纪律，每天厂长应率先到厂，车间主任应领先到车间，工厂里懒洋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者不见了；二砍混乱的管理方式，从厂长到管理干部都要深入车间解决生产问题，不能坐在办公室瞎指挥；三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对安置关系户的质检科毫不留情大换血，使之变成高效的管理中枢。他一上来就抓劳动纪律、产品质量并着重提高柴油机清洁度，国家标准为每升195毫克，而武柴是高达几千毫克，严重影响机器寿命。他戴白手套、拿游标卡尺和带磁铁的笔认真巡走车间角角落落，不放过每台机器設备。他用白手套摸机器，没有砂算合格。大家起先做不到，压力大。他说，我来中国、来武柴不是瞎忙的，对待产品要像对待眼睛一样。他说话有些刺耳但一针见血。他说，即便只有1%的产品是次品，可对这个用户来说也是100%的次品。他不断强调要加强质量意识。几番下来人们心服口服，连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也赞誉他为质量先生。

1985年1月，武柴的铸件废品率从百分之三十几下降到百分之十几，机油消耗降低了一半，另外几项重要性能指标明显改善，工厂的技术和管理迅速改观。名声大振后武汉市10家大中型国有工厂厂长分批来跟着洋厂长现场见习。两年任期结束后，他被聘为荣誉厂长。期间，他的严细管理令这家老国企焕发了生机：年产柴油机从1.83万台增加到6万台；柴油机使用寿命从1000至1500小时增加到6000至8000小时；柴油机的清洁度从5600毫克降到100毫克以内，主轴承盖的废品率从50%降至3%以内，铸件废品率降到5%，产品批量出口到东南亚7个国家，从年亏损500万元到年盈利达600万元……两年任期内他还撰写了26万字的企业机构设置和劳动组织方案，把工厂的行政管理系统设计成一个精干高效的网络，实行以岗位为核心的结构工资制。可惜他回国后武柴的质量管理松驰下来，产品质量迅速下滑。没几年，东南亚市场就不再进口武柴的产品。1998年，武柴破产。其衰落原因多方面但重要的是未将改革进行到底。格里希的改革并非早产而正当其时，为后来的中国企业改革开辟了宝贵试验田，其影响深远而巨大。

万事开头难。现在看格里希做的似乎很简单，但他当时要克服的困难超乎想象，因人们的思想还没完全解放，要真抓严管很难。他不远万里从德国赶来不拿工厂一分钱工资，凭着一股子工程师的执着愣是把厂子的老毛病扭转过来。追忆格里希最大的启示就是要永葆改革的初心，呼唤改革的勇气。着眼于严格管理、严抓质量，但当时中国物资商品仍很紧缺，企业对质量的关注远远不够，不少企业吃大锅饭人浮于事，工人干事不认真，产品质量提不上去。他在探求武柴产品质量问题时曾说：你们的图纸没问题，但制造工艺达不到图纸要求。图纸上一般都标注允许的误差范围，工人们觉得只要在范围内就行了，但他要求误差越小越好。此后其改革方案也在武汉3家国企试点。这意义不止于他搞活一个武柴，更重要的是证明西方先进经营管理模式可以为我国所用。

30多年过去了，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大国，正在迈向制造强国。其间，无论何时，质量至上始终是关键。洋厂长到国企上任成为大时代的鲜明特征，开放带来了“外脑”，引来了先进经验和理念，成为改革的加速器和催化剂。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来华专家累计达到650万人次，遍布经济社会等各领域，为中国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持。中国今天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但仍需向其他国家学习借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外国专家时所说，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坚持引才引智同引技引资并举，才能更好实现十九大提岀的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改革开放40年經验表明，改革与开放互为动力互相促进，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扩大对外开放，仍不失为破解改革难题的一把金钥匙。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