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

摘 要 美国近现代陶行知研究主流范式，主要经历了由费正清为代表的冲击——回应模式到以巴雷基南、布朗为代表的中国中心范式的转变。通过从预设突破、中心边缘、协作还原视角切入，发现费正清和孔飞力的研究框架没有突破冲击——回应模式，布朗和巴雷基南的研究已经突破冲击——回应框架；美国近现代陶行知研究的中心边缘危险倾向以及其多学科协作研究思维。

关键词 美国近现代 陶行知研究 冲击——回应 中国中心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z.2018.08.003

Abstract The mainstream paradigm of modern American Tao Xingzhi research mainly experienced the impact of the response-representation model represented by Fei Zhengqing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entral paradigm represented by Barrequilan and Brown. By cutting through the pre-set breakthrough， the center edge， and the collaborative restoration perspective， it is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Fairbank and Kong Feili does not break through the impact-response model. Brown and Barrekinan's research has broken through the impact-response framework； The dangerous tendency of the center edge of American modern Tao Xingzhi studies and its 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ve research thinking.

Keywords Modern America； Tao Xingzhi research； impact - response； China center

海外的陶行知研究最早开始于二十 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日本。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近现代陶行知研究的发展促使了海外陶行知研究成为西方中国学的重要分支，同时为今后的发展也展示了良好前景。美国近现代陶行知研究可以说是全球海外陶行知研究史的繁荣昌盛期。其研究主要经历了两种主流研究模式，即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冲击——回应研究模式和以巴雷基南、布朗为代表的中国中心研究范式。本文以下將从预设突破、中心边缘、协作还原视角切入，对美国近现代陶行知研究进行浅析。

1 预设与突破

海外陶行知的研究涉及到历史学研究，“历史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其研究原则是从事实出发，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研究某一事件或现象的时候，若带着预先设定的某种取向或模式，往往妨碍人们对这些事件或现象得出正确的认识”。[1]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费正清提出了冲击——回应模式。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外向型模式在美国近现代中国学界一直占有统治地位，成为一种学术规范。”[2]它深刻地影响了美国近现代学术研究趋向。

1.1 预设冲击——回应模式下的陶行知研究

费正清反对把问题诉诸固定的理论框架，但是他的陶行知研究并没能跳出冲击——回应模式的局限，而且恰好应验了卡尔Y尣ㄆ？ Karl Popper）的观点： “在历史方面， 一种可以考验的、因而是属于科学性质的理论是很不容易找到的。” [3]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他一再强调“杜威思想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的影响以及与新教育运动领导者的关系，强调西方杜威思想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性。”[4]可见其研究局限于冲击——回应理论框架。同时，费正清的学生孔飞力对他的冲击——回应模式进行了承袭并改良。他反对用预设的“冲击—反应” 模式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在其与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国民史（下）》一书中，孔飞力认为陶行知以学校作为乡村原动力的观点，“和晏阳初不同，陶行知是不会脸红的乡土主义者：西方既不是中国改革灵感的可靠源泉，也并不特别吸引人”。 [5]可见，孔飞力并不赞同其师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理论框架。但“孔飞力对陶行知的探究还是在费正清预设的冲击——回应框架里分析问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分析框架。这不是孔飞力的问题，是时代的问题，是整个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问题，要把问题放在这个大环境中去考察才看得清楚”。 [6]

1.2 突破冲击——回应模式下的陶行知研究

在中国中心观的影响下，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学者巴雷Y尰希˙arry Keenan）对费正清的冲击——回应预设模式下的陶行知研究提出质疑。其中，《杜威试验在中国：国民早期的教育改革势力与政治势力》一书中，他论述了“郭秉文、蒋梦婕和陶行知等二十世纪20年代中国新教育改革运动领袖们虽然都曾把教育架构看作促进教育改革的工具，但是当教育与政治交锋时，却显得软弱无力”。[7]可见，他突破了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注重从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去对陶行知教育思想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同样，布朗也冲破其研究框架，强调陶行知思想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是中国内在的自发的文化元素。在《中国的教育和工业化的世界：文化传递研究》一书中，布朗认为“西方杜威教育思想对陶行知的影响都是“微乎其微”或“不确定”的”。 [8]

综上，可见单一使用费正清预设的冲击——回应模式来解释复杂多变的历史容易导致陶行知研究的简单化。同样过于偏向“中国中心”研究范式也容易使其研究走向片面化。福柯提出： “在目的论的单线框架下，为了强调其本质特征，最终涵义或它们初始的和最终的价值，许多史实被故意简约掉了”。[9] 可见脱离目的论单线框架下的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学术研究不能以目的论框架为目的和起点。

2 中心与边缘

巴勒克拉夫指出，“ 推进当代历史研究既需要集中批判欧洲中心论，也必须努力克服民族和种族的局限性，抛弃中心和边缘的观念，无论这个中心是位欧洲还是位于中国”。[10]王国斌在其90年代著作《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中提出“时空双向交叉比”观。这种研究方法 “在空间方面，不仅从欧洲的立场出发看中国，而且也从中国的立场看欧洲（从‘西（欧洲）看‘中（中国）与自‘中视‘西结合）”。 [11]同时“从‘今（近代）察‘古（近代以前）和由‘前（先前）思‘后（后来）并行，这种双向性的比较交叉使用，形成了一种时空的双向交叉比较”。 [12]这种研究思路比以前的那种时空分离和单向比较更加全面科学。

2.1 冲击——回应模式研究的危险倾向

费正清在其《陶行知与杜威》一文中，强调西方杜威思想对中国教育和陶行知的影响。可见其研究的西方中心倾向。孔飞力在其《陶行知，一位教育改革家》的专题论文中，写到：“陶行知的思想发展只是杜威思想在中国引起广泛反响的一部分……杜威发现当自由主义者面临远离工业社会的历史形势时，他的思想将发生令人惊讶的变”。[13]可见其研究走出西方中心倾向，但未能逃脱西方人对中国的固有观念。他的陶行知研究还是在冲击——回应理论框架。

2.2 中国中心研究的危险倾向

中国中心下的巴雷基南和布朗的陶行知研究虽然跳出了西方中心的危险倾向，但是他们似乎又跳入了中心危险倾向。巴雷.基南的陶行知研究注重从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去对陶行知教育思想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在《陶行知与教育改革》一文中，巴雷基南论述了“教育改革主要以当时的社会背景为依托，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改革方式也都以所处的社会动态为转变的依据。巴雷基南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当时宏观的社会因素，更加深入地体察陶行知作为平民教育领袖的初衷和思想变化。”[14]可见，巴雷基南对陶行知的研究趋向中国中心。布朗在其长篇论文《中国教育中的美国进步主义：陶行知个案》中，认为“陶行知后来的教育改革首先与他早期信奉的王阳明哲学中所强调的直接感知以及思想与行为的同一性有关。他的结论是陶行知的思想犹如一个浪潮，而进步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相对微不足道的涟漪。他的分析给陶行知充分的自主权。即在创造中国自己历史的过程中，有主体性，强调陶行知的个性形成与发展、陶行知的主体性”。可见其研究中国中心倾向。

巴雷布朗和布朗中国中心下的陶行知研究较之冲击——回应下的陶行知研究可能比较客观一点。但是，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的形成与他早年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与进步主义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只是从中国中心模式去探讨陶行知思想，忽视冲击——回应模式下的西方杜威思想的影响是很容易导致陶行知研究的片面性。中国中心研究范式下的陶行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使海外陶行知的研究从一个中心边缘调到了另一个中心边缘。这种中心與边缘的危险倾向是我们在做学术研究时经常犯的错误。基于此，在做学术研究时，一定要时刻洞察问题可能发生的危险倾向，抛弃中心和边缘的观念。

3 协作与还原

中国学具有高度社会科学化，其研究不仅要涉及“传统的历史学、哲学、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也要涉及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15]其中，刚开始“费正清创办的东亚研究中心就是美国中国学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基地。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跨学科研究与近代化理论挂钩，七十年代后它强调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一些相邻学科的交叉与渗透”。[16]这种跨学科研究其实就是后来的多学科协作研究。多科性协作研究“既包括研究的对象涵盖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等等领域，也包括研究的方法综合运用了比较、微观、宏观等等手段，特别是学者从微观上能够选择一城一地、一事一人进行研究，具体而微；从宏观上能够古今中外打通比较，既有理论的抽象（历史观），也有规律的探寻（传统、近代）”。 [17]

作为中国学研究重要分支的海外陶行知研究必然也需要从多学科维度去研究。观察美国近现代陶行知研究可见美国近现代陶行知研究是一个多学科协作研究。其中，孔飞力的《乡村运动中的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一文，不仅仅涉及政治学还涉及到社会学等研究手法。布朗在长篇论文《中国教育中的美国进步主义：陶行知个案》中，“结合当时的历史史实和社会政治因素进行分析，以多重视角分析了进步主义教育在中国落后的原因。同时，他又侧重微观视角，着重考察了陶行知晓庄实验的思想渊源”。[18]他运用“文化传播学理论探讨陶行知与西方教育的关系。并注重探讨文化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传播物、传播渠道和被传播着诸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其文化传播理论为人们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19]可见美国近现代的陶行知的多学科协作视角促使了陶行知研究成果的多样化。这种理论基础及视角的多样化为我们全面、客观、多元认识陶行知提供了新的维度与思路。这是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而成，若仅从单一学科进行研究，或只关注单学科维度的研究，是很容易是陶行知研究走向片面化的。

海外陶行知的研究其实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追求对历史中的陶行知进行一种细致描绘，而当前的研究者们需要努力“在一个多学科的背景下重新思考不同的资料，对其加以不同的解释，使过去人们的思想重新浮现出来，告诉人们更多、更新的关于过去的故事”。[20]我们需要将陶行知教育思想形成的影响因素打碎成多学科的各种片段，而后通过各种学科视角对陶行知教育思想形成的影响因素加以多学科的分析、探讨和整合，促进海外陶行知研究走向真实还原。

三个视角切入分析美国近现代冲击——回应模式和中国中心下研究范式下的陶行知研究，一方面，可见“时空的双向交叉比较史观”和“多学科协作”两种研究思路都超越非此即彼的语境，开始从共存出发寻找出路。今天，在全球近代化进程中，西化和本土化的长期并存，二者缺一不可。因此，这种超越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的学术研究思维（即“悖论”的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极其重要。另一方面，美国近现代陶行知研究虽然存在的一定的研究不足，但其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为全球海外陶行知研究，甚至整个中国学研究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参考文献

[1] 李学智.冲击—回应模式与中国中心观——关于《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若干问题[J].史学月刊，2010（7）：96.

[2] 仇华飞.从“冲击—回应”到“中国中心观”看美国汉学研究模式的嬗变[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46.

[3] 卡.波普：历史有意义吗？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183.

[4][5][6][7] 周洪宇，于洋：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第七卷[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86；98；97-98；8-9.

[8] 刘大伟，杜京容.海外陶行知研究述评：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视角[J].教育研究与实驗，2015（2）：20.

[9] 参见Foucault，M.Nietzsche，Genealogy，History，The Foucault Reader[M].New York： Pantheon house，1984.转引自：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1：44.

[10][11] 乔新华.五十年来美国对中国史研究的两次转向[J].河北学刊，2004（4）：146；146.

[12] 李伯重.“相看两不厌”——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评介[J].史学理论研究，2000：153.

[13] 周洪宇.陶行知海外研究在国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49.

[14] 周洪宇，于洋.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第七卷）[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8.

[15] 刘招成.论战后美国中国学社会科学化研究取向的形成[J].湖北社会科学，2010（6）：128.

[16] 米姝利.从传承到转变：费正清与孔飞力的中国近代史研究[D]，吉林大学，2013（4）：48.

[17] 王能应.“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观”：美国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文献述评[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8（3）：95.

[18] 周洪宇，于洋：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第七卷）[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58.

[19] 吴擎华.陶行知与民国社会改造[D].山东大学，2008（4）：9.

[20] 乔新华.五十年来美国对中国史研究的两次转向[J].河北学刊，2004（4）：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