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晓,侯 金,张晋东,*,白文科,黄金燕,周世强,欧阳志云

1 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西南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充 637002 2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 623006 3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北京 100085

放牧活动是最为重要的人类干扰之一[1],国内外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放牧对群落生产力、草地昆虫群落、土壤物理化学性质以及植被地上形态及功能等有影响[2- 11]。随着畜牧业的迅猛发展,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逐渐退化,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过度放牧已经导致三分之一的草地丧失[12],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放牧家畜呈现出向森林等生境扩展的趋势[13]。

近年来,我国政府特别重视生态保护,相继实施了世界上最大的两项森林保护工程： “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随着这两项工程的实施,天然林的商业性采伐行为被禁止,耕种的区域也明显缩小[14],致使地方产业结构出现调整,保护区内的放牧活动出现较强增势[15- 16],越来越多的家畜出现于保护区森林生境中。少数科研工作者关注这一现象并针对单一明星物种如大熊猫(Ailuropodamelanoleuca)开展了相关研究[13,15,17- 24],但这些研究大多时间尺度小、研究物种单一,也少有提及野生动物对放牧干扰的响应,只有个别研究中指出大熊猫倾向于回避放牧生境[13,17,23],将不太适宜的生境纳入使用[13]。为更全面、深入地了解珍稀保护野生动物对放牧干扰的行为响应特征,本研究利用长期的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定量分析了4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