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蕾,吴 健,李海萍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 北京 100872

过去20年我国开展了一系列大型或超大型的生态保护工程,在生态保护领域取得了巨大成效[1]。十九大报告将生态保护工作提高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的战略高度,希望通过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然而在依靠自然资源进行生产发展的农村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往往与居民的收入是脱节的[2]。正如1993年Auty提出的“资源诅咒”,即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经济增长反而受到制约[3]。研究表明,我国生态环境脆弱性或生态环境重要性与经济贫困存在明显的耦合关系[4-5],这说明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收入脱节的情况在中国真实存在。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指出,“结合生态补偿推进精准扶贫,对于生存条件差、生态系统重要、需要保护修复的地区,结合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探索生态脱贫新路子”[6],这要求我国的生态保护举措需要考虑保障关键性的自然资本和削减贫困的双重目标,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7]。因而在具有生态重要性、脆弱性的地区,如何协调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以达到相互促进和协调共生的目标,成为中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和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

生态系统服务是连接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桥梁,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中明确提出,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之间的研究将成为现阶段生态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并引领21世纪生态学发展的新方向[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