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湖北武汉 430050)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人类得益于多媒体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对信息的处理方式方面的创新胜于以往任何时期。同时，数字化信息的发展对信息处理和传递的两端(也就是“人类”本身)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信息处理技术解决的是工程学方面的问题，而人类运用这些技术的能力则是教育学方面的问题。如何通过科学和系统的教育，让人们能够顺利地形成充分利用那些新兴的信息处理和交流的能力呢？这些能力又该如何被概括和描述？国外已有学者和各类组织机构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试图给出定义，希望系统性地归纳和运用。比如“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概念的提出。

1 “数字素养”概念的发展历程

最早开始研究数字素养的人，是以色列学者 Y.Eshet-Alkalai[1]。他于1994年提出了数字素养“五框架概念说”：1. Photo-Visual Literacy图片与视觉素养；2. Reproduction Literacy再生产素养，对既存数字信息予以复制并再创造的能力；3. Branching Literacy分支素养，即通过非线性的超文本建构知识的能力；4. Information Literacy信息素养，对数字信息保持批判性思考的能力；5. Socio-Emotional Literacy社会与情感素养。“五框架概念说”是数字素养概念的雏形。

数字素养概念的正式提出要追溯到1997年P. Gilster的著作《Digital Literacy》[2]。当时的定义如下：能理解和使用各种数字资源及信息，能深入理解信息内在含义。近几年在数字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素养”概念逐渐成为热点话题。2012年，美国图书馆协会(简称 ALA)给出定义：“利用信息与通讯技术检索、理解、评价、创造并交流数字信息的能力，这个过程需具备认知技能及技术技能。”[3]。这个定义也受到了世界图书馆界的广泛认可和应用。同年，Y.Eshet-Alkalai更新了自己原有的数字素养“五框架概念说”，增加了实时多方位思考技能维度，形成了“六框架概念”[4]。 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简称JISC)的数字素养概念强调的，不仅仅是在数字环境中的生活和学习能力，还需具备批判性思考能力和利用数字工具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5]。

根据数字素养概念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不同的时期，不同国家和组织对数字素养的理解有所差异，说明数字素养仍然是一个新兴的、正在不断发展的概念。国外发达国家关于数字素养教育已开展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研究和参考发达国家的数字素养教育对我国高等教育实施数字素养的教育实践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2 英国数字素养教育模式发展状况

2.1 由政府推动，实现政策引导、行业协会组织和图书馆实施的三级保障体系

发达国家的数字素养教育一般都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形成由政府发起、由行业协会组织推进、由图书馆具体实施的三级保障体系。例如2009-2010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导的“National Broadband Plan”和“Broadband Technology Opportunities Program”项目。这两个计划的目的是促进政府和全美关注数字融合[6]。2010年5月，欧洲联盟委员会(简称欧盟委员会)启动了“欧洲数字化议程”工程项目。后两年，欧盟委员会又提出了新数字化议程，重点加强数字技术与工作的联盟。2013年澳大利亚也开始发起国家数字素养工程。发达国家高校和研究机构及图书馆等行业组织在国家政策的导向和积极影响下，大力推动高校数字素养教育和实践。

2.2 以项目合作的形式开展数字素养教育

发达国家在上述三级保障体系的基础上，在图书馆协会组织之间、各图书馆之间、政府与行业组织间以及图书馆与企业间积极开展广泛的合作。例如2015年2月NEF 机构( National Education Foundation美国国家教育基金会) 和SUNY ( State University ofNew York纽约州立大学) 合作推出数字素养项目[7]。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 JISC)2011～2013年资助12所大学和11所高等教育机构开展33个高校数字素养项目。卡迪夫大学为了促进学校的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和师生的数字素养的提高和发展，在全校建立一套机制实施Digidol项目。巴斯大学在学校内部通过建立“学习型社区”，实施 e-Digital Environmen项目，采用行动学习方法来提升管理人员、研究人员和教师及学生数字素养水平。牛津布鲁克斯大学Institutional Student e-Pioneer Partnerships项目将数字素养嵌入到具体的专业课程和职业发展当中，把课程学习、就业实践和数字素养发展结合起来[8]。澳大利亚CAUDIT(澳大利亚理事会信息技术协会 Council of Australian University Director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在2014年成立了数字素养工作组，主要负责制定数字素养技能国家标准[9]。

2.3 制定数字素养评估体系

评估体系是推进数字素养教育的基础，多数发达国家的高校制定了数字素养评估体系。例如英国开放大学的基于五个发展阶段的“Digital and Information?Literacy Framework”[10]。卡迪夫大学的数字素养、信息素养和学术素养三维度融合的数字素养评估体系，并专门针对图书馆员建立了教育支持框架，用于指导实施具体的数字素养管理和教学[11]。南安普顿大学联合e-Language共同开发了一套基于 Web 2.0 技术的在线互动式的数字素养在线测评工具集[12]。

2.4 构建承载数字素养教育任务的高校图书馆服务体系

高校图书馆是实现数字素养教育的重要机构。2011年美国 ALA数字素养工作小组( Digital Literacy Task Force) 联合美国一万多所公共图书馆、三千八百多所大学图书馆和九万多所中小学图书馆，共一百五十多万名馆员加入到国家数字融合和数字素养教育工作[13]。英国高校非常重视加强与行业组织间的交流合作，目的是使其成员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学习和发展数字应用技术[14]。新西兰的 The National Library Services to Schools 通过 Digital Citizenship项目?，例如批判性思维和研究、网络意识、网络传播与数字足迹等主题来加强数字素养教育[15]。由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数十个图书馆组成的National and State Libraries Australasia(简称NSLA)?于2014年推出了数字素养教育资源指南，目的在于培养和提升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数字素养和相关技能[16]。

2.5 大力建设数字素养在线课程

发达国家在发起国家级数字素养工程的同时，一般都会建立大型数字素养门户网站。例如美国的www.digitalliteracy.gov、澳大利亚的www.godigi.org.au、英国的www.Digital literacy.org.uk等等。此外，一些非赢利性组织和企业也在开发数字素养在线学习资源，如微软公司的 Microsoft Digital Literacy。有些大学通过引进或自建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数字素养在线教育平台。例如英国开放大学图书馆建立的数字素养在线教育平台[17]；澳大利亚西澳大学图书馆购入的一个名为Virtual Training Company的在线培训网络公司，该网站提供一千多种不同的数字课程来提升用户的数字化技能。这些在线课程都能够为不同年龄的人群提供基本的数字素养提升帮助[18]。

3 我国在数字素养教育方面的发展现状

我国“数字素养”一词最早出现在张薇《英语数字素养的研究型评价模式》中(2006)。肖俊洪在其《数字素养》(2006)中首次将数字素养的概念和观念进行了讨论。2016 年，教育部公布了《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规划指出了提升教师和学生数字素养的重要性，提出了“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的培养战略[19]。调查发现，数字素养教育相关研究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笔者在 2017 年 11月17日以“数字素养”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了2006-2017年间相关文献的检索，仅得出72 篇相关文献。经统计分析，与我国高等教育数字素养培养实践有关的文献有14篇，占19%比例，如图1所示。

图1 2006-2017“数字素养”论文分布

由图1可知，我国大多数的学术研究停留在对国外数字素养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方面，处在学习阶段，这也是由于我国数字素养的生态系统尚未完善造成。另外，还有一部分研究者仍然在研究信息素养的理论与实践，这是由于混淆信息素养与数字素养之间的定义界限所致[20]。总的来说，从文献数量看，对于“数字素养”的研究起步晚、数目少，中文研究的发展尤其薄弱[21]。

3.1 政府尚未深入全面开展数字素养教育工程

2015年11月，在《国家“十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构建泛在高效的信息网络，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发展现代互联网产业体系，实施‘互联网 + ’行动计划，促进互联网深度广泛应用”。我国政府相关政策的实施对实现我国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和宽带网络的全面覆盖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为我国开展数字素养教育和实践打下基础。然而，在政府工作层面上，仍未见到有深入开展国家级数字素养工程，图书馆行业协会组织也鲜有启动与数字素养相关的项目，我国数字素养教育仍处在探究阶段。面对深刻的信息环境变革，各级政府、教育部门亟需出台相关政策和具体实施办法来提高国民整体数字素养水平，以帮助广大民众尽快适应新的数字信息生存环境。

3.2 高校图书馆数字素养教育管理存在的诸多问题

高校图书馆是数字素养教育的重要机构。《2015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图书馆版)》指出，在数字环境下，许多图书馆面临诸多挑战，大多数高校图书馆在数字素养教育方面存在着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我国高校图书馆已有的数字素养教育内容从目的上看还只是侧重于信息素养教育，并未涉及到图像素养、超媒体素养、社会情感素养的培养[22]。同时图书馆和各个院系的合作不够深入，许多图书馆还尚未嵌入到课程建设中，无法与教师达成数字素养共识，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图书馆实施与数字素养相关的管理政策和制度建设，影响了馆员及教师的专业发展。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院系对图书馆仍存在一定的偏见，很多院系认为图书馆只是借还书的场所，并不了解图书馆的教育功能定位，没有主动合作的意识，无法进行教书育人活动[23]。

3.3 教师队伍数字素养水平提升相对滞后

与“00后”“数字土著”年轻人相比，现存教师队伍的思维习惯和应对新的数字环境的适应性反而还略显不足。作为同样未经过专业系统的现代信息教育培训的教师团体，在承担着数字素养教育的主要任务的同时，还要面对学习并接受新技能和新思维方式带来的挑战，从而导致现实状况的不容乐观。由于缺乏系统性的政策的指导和标准化要求，教师队伍在实现信息化转变的过程中所依托的主要动力仅仅来自于便利性要求和形式上的盲从，无法落实完整的数字素养概念，从而严重导致大部分教师数字素养水平有限，使其在教学资源管理和教学课程数字化设计等多个方面存在局限性[24]。因此快速发展的数字信息社会以及新生代学生群体对教师队伍的高数字素养要求与现实状况之间出现了较大的距离。

3.4 大学生普遍缺乏健全的数字素养教育环境

高校大学生普遍对新兴的数字媒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各种数字媒介带来的便利性持接纳态度，具有较强的利用数字媒介进行交流互动的能力。大学生对数字媒介产生“浓厚兴趣”的原因有一部分可能源于娱乐和游戏。然而这些新媒体行业开发商的逐利性却决定了其在开发数字媒体、虚拟(增强)现实平台时往往不遗余力，使得许多缺乏自制的大学生沉沦其中。由于新媒体开发商并没有承担培养学生数字素养的义务，仅仅是利用相关技术逐利，所以大部分学子没有意识到“数字技术”还应与“学习”这件事情挂钩，更没有意识到培养自身完整的数字素养的深远意义。数字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带给人类便利的同时，“剑”的另一刃——脱离实际的数字环境容易让人沉迷其中，不可自拔。由此可见，批判性思维的建立对于当前大学生显得尤为重要，高校须承担为大学生提供和健全数字素养教育的良好环境的责任[25]。

4 对我国数字素养教育的启示

4.1 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高等教育数字素养发展框架

数字素养发展框架是开展数字素养教育和评估的基础，对数字素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我国高校对数字素养教育的研究大多仅停留在概念和定义方面，鲜有深入针对框架的研究工作。在此笔者建议我国可以借鉴英国JISC创建的数字素养发展框架[26]，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数字素养能力框架，如图2。

图2 高等教育数字素养培养框架

该框架描述了数字素养四个不同发展阶段中三项技能的成长。三项技能分别是数字技术技能、数字媒体技能和独立思辨技能。数字技术技能是与数字媒体技术相关的技能与行为；学习与思辨技能体现了价值观和知识行为；信息与媒体技能介于数字技术技能和学习与思辨技能之间，同时关注技术和文化。

框架中的四个发展阶段分别是：

(1)初级阶段——信息获取：主要是初步建立遇到问题利用数字化方式解决问题的意识，开始养成数字化学习的习惯，逐步形成数字化媒体法律、道德和安全意识。

(2)次中级阶段——技能学习：培训与各种程序、设备及服务相关的技能。能选择合适的数字化工具和数字媒体进行问题的解决，实现预期目标，并对形成的观点和思想进行有效传播。

(3)中级阶段——实际操作：具备能运用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综合使用各类数字工具整合创造形成新信息，开展研究性学习，形成研究结论。

(4)高级阶段——特征与身份：数字素养的最高阶段。在学习活动中能运用批判性思维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具备高层次的数字化学习能力。

4.2 政府制定政策保障和推动全民数字素养工程建设

随着信息环境的变化，公民的数字素养逐步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须制定相关的政策来指导实施国民数字素养教育，并由此推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我国政府可以借鉴欧盟《公民数字能力框架2.0》的做法，联合高校和研究机构实施大型数字素养工程，通过政策保障和财政支持全面推进国民数字素养教育[27]。

4.3 发挥图书馆数字素养教育基地作用

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和服务内容是数字化校园背景下数字素养教育的重要因素。图书馆可以通过提供丰富的在线资源，开发高质量和创新性的信息服务、资源和环境，支持师生数字素养和研究技能的发展。利用数字平台提供免费在线课程和交互式学习模块，帮助学生养成日常学习和生活中使用数字工具和资源的习惯，提高学生在线查找、使用和创建信息的能力。同时，高校图书馆需要采取适当的管理措施注重馆员的数字素养提升，重视馆员的职业培训，鼓励他们学习新的数字技术，将数字素养教育嵌入到馆员的职业发展计划中[28]。同时，图书馆需要加强与校园各单位之间的联系，增加对学校的物理和虚拟信息化空间的覆盖，使得图书馆更有效地为学术研究、学生和社区提供服务。

4.4 加强对教师的数字素养的培训和鼓励

高校须以开展信息数字技术培训课程或者交流会的形式，推动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到教学、科研和管理中，促使高校教师在工作中需重视数字技术的应用，培养用数字工具处理和解决问题的习惯，使数字素养成为一种教师内心认可的专业化发展的必备素质，进而在教学中影响和提高学生数字素养水平。

高校不同岗位工作性质的差异，对人员数字素养的基本要求也不尽相同。其中教学和科研岗位对人员数字素养要求较高，管理类岗位则更加侧重独立思辨技能。为了保证高校人员有足够的数字素质能力配备，除建立对应的培训体系以外，建立强制性考核、鼓励机制和合理的等级评估体系尤为重要。考虑到这是一个全新探索性课题，需要成立专项研究单位，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规划，从而分阶段逐步达成。

4.5 大学生数字素养培养途径

途径一：开设对应的课程进行专项教育。在当前信息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早已不仅限于听说读写，语言类的课程早已需要结合新的信息环境和沟通方式进行改革，仅仅依赖对传统信息检索类课程的改进是明显不够的。新时代的人才必须学会熟练的运用数字工具，对信息进行检索、识别、整合、制作、发表及有序传播。这些具体的素质和技能，通过课程进行培养是最有效的方式。

途径二：重视学生数字素养文化建设，培养新时代的数字媒体文化道德观念。在构建针对学生数字素养教育评估体系的背景下，积极开展学生数字文化社会团体建设，设立全国性的数字文化赛事，管理和引导学生对数字媒体的态度和观念，将学生的数字热情合理释放到学习和科研等正确方向。

途径三：为学生创造廉价的数字素养学习环境，鼓励发展数字媒体平台建设和相关软件开发向教学和科研方面倾斜，增加软硬件投入，加大非盈利工具和平台的补贴力度，不断降低数字素养学习的准入门槛。

5 结 语

生活在当今这个数字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将会不断涌现可以改变人类学习和交流方式的新技术和新方法。过去我们重视运用计算机、Email、网页、PPT和数据库的能力，今天我们还可以利用大数据、物联网和机器人，不久的将来，VR/AR(虚拟和增强实景技术)和AI(人工智能)还可以帮助我们做更多的事情。在迎接新技术为我们生产、生活、娱乐、沟通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人”这一世界的主体不可避免的将做出一定的适应性改变。相信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需要认真面对“数字素养”的培养这个重要问题。作为政府、高校和相关行业协会都有责任进行深入研究和投入，为人类的科技、文教发展做出正确的估计和长远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