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彬

（北京服装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0029）

丁都赛砖雕（图1）是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件宋代珍贵文物，丁都赛是当时民间有名的杂剧女艺人。图像中的丁都赛作男子装束，双手合抱胸前做拱揖状，幞头诨裹簪花枝，着圆领小袖开叉衫，腰系革带，下穿钓墪袜裤，着筒靴，背插一团扇。这种奇特的装扮，乃是宋杂剧艺人所穿的一种“时装”。砖上浅浮雕人物全身图像，右上角浮雕正楷书写“丁都赛”三字，作长方印章式样［1］，服饰衣褶清晰，人物体态风姿绰约，这是丁都赛砖雕视觉上反映出的主要内容。

一、从宋代丁都赛砖雕服饰探讨杂剧艺人所穿“时装”

“杂剧”这个词在中唐时已经出现［2］，是指具有一定表演体制和角色体制的滑稽表演形式。如王国维所说：“宋人杂剧，故纯以诙谐为主，与唐之滑稽剧无异。”［3］由唐入宋，杂剧表演、角色体制未变，但社会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夜禁废弛，坊制破坏，宋代城市加速繁荣，通俗文艺与文化生活兴盛。上至皇帝，下及平民，都表现出对宋杂剧的喜爱。宋代太宗、真宗、仁宗皇帝皆洞晓音律，自己能度曲，或撰写杂词。［4］857宋周邦彦《汴都赋》曰：“上方欲与民同乐，大开苑囿，凡黄屋之所息，鸾辂之所驻，皆得穷观而极赏，命有司无得弹劾也。”［5］统治者对杂剧的喜爱，也成为了宋杂剧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

图1 丁都赛砖雕

图2 参军戏陶俑

自隋唐戏曲演出以来，演员已经穿着戏中应着的服装。国家博物馆藏参军戏陶俑（图2），头戴幞头，着圆领绿色窄袖长袍，腰系带，足穿靴，双手相交于胸前，做表演状。李商隐的《骄儿诗》云：“忽复学参军，按声唤苍鹘。”从诗中可知唐代参军戏中有两个角色：参军与苍鹘，参军自然是扮演唐代的军官。唐赵璘《因话录》载：“肃宗宴于宫中，其绿衣秉简者，谓之参军桩。”［6］姚宽《西溪丛语》（下）引《吴史》说参军“荷衣木简”［7］。《旧唐书·舆服志》规定，唐代官员冠服，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8］至唐戏内，官用绿衣，已近于定制。［9］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参军戏服饰来自唐代官员服饰，已经形成戏曲服饰的程式化特征，宋代参军戏服饰由绿改绯的过程经过了很长时间。宋杂剧是唐参军戏不断发展的结果，戏曲服饰、人物角色自然受到唐参军戏的影响。

宋杂剧丁都赛砖雕形象作男子装束，幞头诨裹簪花枝，着圆领小袖开叉衫，腰系革带，下穿钓墪袜裤，着筒靴，背插一团扇。这种奇特的装扮，乃是宋杂剧艺人所穿的一种“时装”。丁都赛所着“时装”不同于宫廷教坊杂剧演员所着“官式”服装，除了头戴诨裹簪花枝之外，其余均不相同。《梦粱录》卷三“宰执亲王南班百官入内上寿赐宴”条记载：“诸杂剧色皆诨裹，各服本色紫、绯、绿宽衫，义襕，镀金带。”［10］137丁都赛服装上身穿汉式宽衫，下身着契丹服钓墪。这种服饰在北宋相当流行，妇女皆以此为“时装”。

《东京梦华录》卷七记载：“后部乐作。诸军校对杂剧一段。继而露台弟子杂剧一，是时弟子萧住儿、丁都赛、薛子大、薛子小、杨总惜、崔上寿之辈，后来者不足数。”［11］134由此可知，丁都赛为当时有名的杂剧女艺人，她着“时装”在勾栏瓦舍中演出，自然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据笔者推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记为崇宁至宣和年间之事，“崇、观以来在京瓦肆技艺”名单中尚无丁都赛之名，她可能是政和以后才出名的。丁都赛在汴京演出，声名远传至二百里外的偃师县，人们将她的形象烧制成砖，用于建造墓葬，并明确刻出她的名字［12］，说明当时的社会已开始使用具有影响力的戏曲演员图像来殉葬。笔者认为这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明星的崇拜心理，这与宋代极为发达的娱乐业密切相关，可谓现代城市“追星族”之滥觞。

考察从唐代参军戏陶俑到宋杂剧丁都赛砖雕的服饰，笔者认为，民间勾栏瓦舍中的杂剧艺人穿着宋代“时装”演出，是为了使演出场景更贴近民间生活，拉近表演者与观众二者之间的距离，是宋代生活习俗的反映。不同于必须穿着规定服饰的宫廷教坊杂剧演员，民间杂剧演出时，演员的装束是根据剧中人物的身份调整的。在戏曲不断发展、普及的进程中，戏曲服饰也随着各时所需而增加式样和注意美观，不断地推动了中国戏曲服饰的发展与成熟。

二、丁都赛砖雕中的人物首服研究

从丁都赛砖雕（图1）来看，丁都赛应为滑稽逗乐杂剧中副末色。关于宋代杂剧的演出过程a关于宋代杂剧的演出过程或构成部分，另有《辍耕录》中载：“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其结构为艳段、正院本、杂扮三部分，北宋时则为艳段、正院本两部分。，《都城纪胜》云：“杂剧中，末泥为长，先做寻常熟事一段。”［13］81此为艳段，即每次正剧演出前表演一段日常生活中的熟事。《都城纪胜》云：“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13］9，副末色的职司比较清楚。图像中丁都赛背插一团扇，据《打花鼓》杂剧绢画（图3）中右一人背后插有一扇，中裂为二，上有墨书正楷“末色”二字，以及《眼药酸》杂剧绢画（图4）中有一人所插扇子上写有“诨”字，插扇应是打诨角色的特征。从形制特征来看，丁都赛首服是当时普通民众常用的幞头簪花，但又与宋代日常服饰不同，应为杂剧表演的专用服饰诨裹。

图3 《打花鼓》杂剧绢画

图4 《眼药酸》杂剧绢画

（一）宋杂剧丁都赛砖雕首服——幞头诨裹

宋代王立之《王直方诗话》记载：“山谷云：‘作诗如做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诨，方是出厂。’盖是读秦少游诗，恶其终篇无所归也。”［14］可见在杂剧这种滑稽表演形式中，诨裹一般是宋代杂剧艺人常戴用的首服，是将巾子变形、夸张，形状是不规范和滑稽的。在《艺术设计研究》杂志2017年第3期中，谭融在其文章《〈眼药酸〉绢画中的人物服饰研究》中称“头戴缠头”。笔者认为此观点有误，缠头是古代歌舞艺人把锦帛缠在头上做装饰，如《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唐书》：“旧俗，赏歌舞人，以锦彩置之头上，谓之缠头。”另外，《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散乐传习教坊十三部，唯以杂剧为正色。旧教坊有筚篥部、大鼓部、仗鼓部、拍板部、笛色、琵琶色、筝色、方响色、笙色、舞旋色、歌板色、杂剧色、参军色。色有色长，部有部头。……杂剧部又戴诨裹，其余只是帽子、幞头。”［15］可知宋代歌舞、杂剧艺人各自分开，只有“诨裹”才是杂剧演员特有的首服。

在宋代文献中对诨裹多次提及。《梦粱录》卷三“宰执亲王南班百官入内上寿赐宴”中记载：“上公称寿，率以尚书执注碗斟酒进上。其教乐所色长二人，上殿于阑干边立，皆诨裹、紫宽袍、金带、黄义襕，谓之‘看盏’。……诸杂剧色皆诨裹。”［10］《宋史·乐志十七》“教坊”条记载的宫廷小儿队伍中的“诨裹万岁乐队”就戴诨裹簪花幞头，穿“紫、绯、绿罗宽衫”［4］3350。据《西湖老人繁盛录》中记载，杭州市行中就有专门制作“诨裹”的铺席，说明诨裹在现实生活中有一定的市场。由此可见，在宋代，杂剧艺人使用诨裹的现象较为普遍。而在现存宋代图像中，除了丁都赛砖雕中头巾偏向右侧裹扎，露出一角，另有《打花鼓》杂剧绢画（图3）将幞头相互缠绕朝前式；《眼药酸》杂剧绢画（图4）中“诨”角头巾朝天裹缚，上扎麻绳；荥阳石棺与温县馆藏二组砖雕中的人物形象、侯马戏俑最右侧一人物形象、潘德冲石墓最左侧一人物裹成圆形偏髻式；运城元墓壁画副净独角斜挑式；偃师左侧第二人头巾向后裹、上扎花果成为脑后开花式。从这些图像可以看出，诨裹由于其裹法的不同从而形成各式各样的滑稽头巾，使杂技演出更加滑稽逗乐。杂剧中常用的幞头（指诨裹）来自宋代的日常生活服饰。“巾，俗人谓之幞头。自周武帝裁为四脚，今通于贵贱矣。”［16］幞头形制代有变异。在宋代，幞头样式繁多，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唐制，为人主得用硬脚。晚唐方镇擅命，使僭用硬脚。本朝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丰凡五等，为直脚贵贱通服之。”［17］

综上可知，宋代杂剧演出服饰形制受到宋代市民日常服饰的影响，两者虽然大致相同，但是在具体的细节以及穿着方式上仍存在差异。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杂剧服饰不仅需要让观众可以根据生活中的服饰惯例对演员角色做出识别和判断，而且作为演出服饰，它们更加注意装扮特征的诙谐、幽默，突出调笑戏弄的特点，以增加戏曲的张力。《打花鼓》杂剧中，副净色所戴诨裹是当时市民普遍戴的一种幞头样式，但是穿戴方式与日常幞头略有差异，这种差异属于演出服饰的艺术夸张。同时，演员头戴诨裹也可以证实这名演员所扮演的是滑稽逗乐的角色。

（二）宋杂剧丁都赛砖雕首服——幞头诨裹簪花

丁都赛除了幞头诨裹外，还在诨裹上头簪大朵叶子花。《梦粱录》卷六载：“教坊所伶工、杂剧色，诨裹上高簪花枝。”［18］宋杂剧演员经常在幞头、冠帽上簪戴花草。如温县墓杂剧砖雕副净副末，一簪竹枝，一簪牵牛花；《打花鼓》杂剧绢画中副末色头戴簪花罗帽（图3）。笔者认为，宋人杂剧主要是以滑稽逗乐演出形式为主。许多文献中均有记载，吴自牧《梦粱录》云：“杂剧全用故事，务在滑稽。”［19］《东京梦华录》载：“圣节内殿杂戏，为有使人预宴，不敢深作谐谑。”［10］164所以在宋杂剧中，副末对首服作夸张性美化或丑化，经常是通过对幞头进行加工修饰，增加人物造型的诙谐气氛，达到滑稽逗乐的艺术效果。宋陈善《扪虱新话》卷七曰：“山谷云：……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诨，方式出场。予谓杂剧出场，谁不打诨，只难得切题可笑也。”［20］

宋杂剧演员在幞头上簪花有据可循。在历史文献中，男子簪花（图像中丁都赛扮演男子，因此笔者仅以男子簪花为分析对象）最早见于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卷五十八记载：“ （梁简文帝）又答新渝侯和诗书曰：‘含超潘陆，双鬓向光，风流已绝，九梁插花，步摇为古，高楼怀怨……’”［21］可知在南北朝时期的梁国，即已出现男子簪花。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也有描述：“男子戴花，不仅逢良时佳节表示吉祥戴花，遇国有大事，照制度百千从臣和帝王还一同戴花，招摇过市。”［22］402直到宋代，男子簪花蔚然成风。《宋史·舆服志五》载：“簪戴。幞头簪花，谓之簪戴。中兴，郊祀、明堂礼毕回銮，臣僚及扈从并簪花，恭谢日亦如之。大罗花以红、黄、银红三色，栾枝以杂色罗，大绢花以红、银红二色。罗花以赐百官，栾枝，卿监以上有之。绢花以赐将校以下。太上两宫上寿毕，及圣节、及锡晏、及锡新进士闻喜晏，并如之。”［4］3569-3570又如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云：“北宋真宗御宴，真宗与二公（陈尧叟、马知节）皆戴牡丹而行，续有旨，令陈尽去所戴者。召进御座，真宗亲取头上一朵为陈簪之，陈跪受拜舞谢。”［23］宫廷簪花的盛景造就了宋代特殊的官方文化，也直接影响到世俗民间的潮流。

由此可见，宋杂剧“男子”幞头簪花，来自宋代日常生活服饰，是宋代生活习俗的反映。杂剧艺人簪花的唯一目的，是为了美化形象［24］270，增加人物造型的诙谐气氛，达到滑稽逗乐的艺术效果。

三、丁都赛砖雕中的人物服饰

图像中，丁都赛所穿的服装来自宋代生活服饰，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也常被穿用，是宋代生活习俗的反映。

图像中，丁都赛做男子装束，幞头诨裹簪花枝，着圆领小袖开叉衫，腰系革带，下穿钓墪袜裤，着筒靴。引起笔者注意的是丁都赛下身所着服饰。沈从文先生认为此物应为“钓墪”，来自契丹、女真。［22］506《宋史·舆服志》载：“政和七年（1117），钓墪今亦谓之裤袜，妇人之服也。”［4］宋代有正式法令禁止上层妇女平时穿用，所以此形象所穿服装为宋代民间常穿的钓墪。关于钓墪的具体式样，在《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中已有文献整理：“妇女的一种胫衣，形似袜袎，无腰无裆，左右各一。着时紧束于胫，上达于膝，下及于踝。初于契丹族妇女，北宋时期传至中原。”［25］从宋代留存图像资料来看，《打花鼓》杂剧绢画（图3）中，副净色身穿小袖对襟旋袄，内束抹胸，脚乘钩鞋，膝下着网状钓墪。此形象与丁都赛形象如出一辙，都是下身着钓墪。沈从文先生认为绢画中副净色所着袜裤亦是钓墪。［22］506《东京梦华录》“诸军呈百戏”条称：“驾登宝津楼，……继而露台弟子杂剧一段，是时弟子萧住儿、丁都赛、薛子大……后来者不足数”，“女童皆妙龄翘楚，结束如男子，短顶头巾，各着杂色锦绣捻金丝番缎窄袍，红绿钓墪，束带”。［11］可见钓墪在杂剧中已相当流行。学者程雅娟则认为钓墪是作为杂剧中女扮男相的程式化行头。［26］丁都赛砖雕中的钓墪式样，在笔者看来在宋代主要流行于中下阶层，在宋代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杂剧演员着钓墪服饰为了使演出场景更贴近民间生活，是拉近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而普遍穿用的一种服饰。

钓墪以非中原传统在宋代相当流行，为了防止上层社会受到影响，在宋代的文献记载中，两次提到了胡服禁令中对钓墪的禁绝，即北宋政和七年正月五日所颁的杂服禁令：“可自今应敢杂服若毡笠钓墪之类者。以为笔论。”［27］早在仁宗庆历八年，就有“禁士术效契丹服”的禁令。［28］但禁令虽下，不限优人，宋、元、明法律都明确提出：“伎乐承应公事，诸凡皆着不受法令限制。”［22］509优人的日常服饰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不可僭越，但上台穿戏装则不论，可以按剧中人物身份穿戴。［24］266《金史·舆服志》载：“倡优遇迎接、公筵承应，许暂服绘画之服。其私服与庶人同。”［29］《元史·舆服志》载：“诸乐艺人等服用，与庶人同，凡承应装扮之物，不拘上例。”［30］所以，杂剧人物多着钓墪演出。

1988年，黑龙江省阿城县巨源金代齐国王墓出土了绛色绢锦钓墪、黄色暗花罗锦钓墪，据出土简报［31］描述，这两件钓墪均为女子穿用，观其绑带在前侧且脚踝处内收，两胫宽大，与同墓出土的两对男式钓墪有所区别，可知在宋代日常生活中，男女钓墪形制则不同。丁都赛砖雕中人物女扮男装，导致所着服装男、女式相混；与宋代人日常穿着的钓墪相比，杂剧人物所着钓墪则略为混乱，因为宋杂剧演出不会考虑所扮演角色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的穿着形象。鉴于宋杂剧滑稽调笑的艺术特征，这种混乱性至关重要，正如查理德·桑内特所说，“如实地再现历史是不可能的，而且会危及戏剧艺术。”［32］

结 语

杂剧是宋代戏曲的主要形式，宋杂剧丁都赛砖雕在当时众多技艺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不仅是因为描绘勾栏瓦舍、市民游艺活动的存世砖雕较少，更重要的是它们描绘的人物形象所蕴含的信息，能够加深后人对宋代杂剧发展状况的认知。

宋杂剧演员服饰来源于宋代生活常服。戏曲源自生活，其服饰形制亦来源于生活。戏曲又高于生活，宋杂剧对宋代日常生活服饰进行了变形和夸张，以非常规的着装方式来增加整个演出画面中调笑逗乐的趣味。丁都赛砖雕图像反映了宋杂剧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平民艺术，也反映了宋人对杂剧的推广和重视程度，以及在此领域所做的诸多艺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