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通

那年，邯郸作协的朋友们造访狼牙山。致欢迎辞时，我说了一句：“燕国人民欢迎赵国朋友……”庄重端严的会场立时腾起一阵笑语。会后一位“赵国诗人”悄声问我：“荆轲是卫国人，为什么甘愿替燕国赴死？”

我说：“甘愿赴死的又何止他一人。你知道为了促成荆轲西行刺秦，燕国死去多少好汉吗？荆轲刺秦这样一个短短的历史片段，你能想到历经两千年岁月淘洗，它的精神内核依旧影响着燕地人民的心理和处世原则吗？”

朋友说，愿闻其详。

且待我慢慢道来——

一

2008年春，我为一家电视台录制《荆轲》的讲座，后来写《我们的燕国》一书。那段时光我属于战国，常常在夜晚与前贤相遇，不断仰问他们的心路历程，感佩他们不甘卑下奋勇图强的勇毅性格，惊诧他们“重死不重生”的倔强抉择。白天则游走于曾经繁华的燕国都市，漫步那个年月的长安街头，追寻古人密匝而坚实的步履，登临惟余土台的座座宫殿，体味两千年前的王者气度。

当年武王伐纣得胜，建立周朝，中国始称“华夏”。为奖赏宗室勋臣，武王将爵位土地分赐众人，让他们在各自区域建立邦国，以藩屏周，“封建制度”走向成熟。武王的同父异母弟弟召公奭被分封到北燕。就在召公打点行囊准备赴任的前夜，一代雄主武王姬发驾崩。勤恳的召公便不分昼夜地投入到葬先君、扶幼主的忙碌之中。之后又和周公担起了共辅朝纲之责，至周厉王时发生“国人暴动”，厉王出逃，权力出现真空，周召“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在世界史上非常重要，因为这一年中国有了确切纪年——公元前841年。燕国人民翘首以盼，召公始终难以就任，只好派公子克代父履职。克是燕国第一代君王，至公元前221年，末代燕王喜被俘，燕国宣告灭亡，共传42世。

战国之所以称为“战国”，是因为那一时期的诸侯文韬武略，你争我夺，征战不休，因此封国疆域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战国初期燕国的疆域包括今河北省的北部和今山西省的东北一角，含现在的京津一带。她东北和东胡接界，西边和中山国、赵国接界，南靠渤海，并和齐国接界。燕昭王时国力强大，疆域拓展，占领了中山国北部，今天唐县、望都一线为燕国的南境。后来大将秦开北向击胡，拓地千余里，直捣辽东、朝鲜半岛北部，乐毅伐齐时，还曾一度占有齐国大部分领土。

天生的地理环境狭窄，导致了燕国军事上的长期被动。她西有巍峨险峻的太行山，时有山地民族侵扰；南有渤海海浸和漫漫黄河故道，交通不畅；中部平原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北面是曾保护商王子、与周人抗衡的商朝旧臣以及东胡悍民。同时，毗邻的齐赵常常与其兵戎相见，逐渐强盛的秦国又对她时时觊觎。在如此困局之下，远离王畿的历代燕王们治国之艰可想而知。纵观八百余年燕国史，求稳定、谋发展、图生存贯穿始终，振朝纲、强国力、兴霸业历历可观，及至终国之时尚敢拼死一搏，堪称华夏震惊，荡气回肠。

克就任燕王，借助商朝旧城兴建了都城，在今北京房山区董家林一带。此后三百余年，为躲避北方山戎部落的袭扰，燕桓侯迁都临易，在今天河北容城县境内建都。又过约三百年左右，山戎部落被齐国打败，燕国国都北迁蓟城，再建新都。约一百五十余年后，燕桓公再次迁都临易，即现在的河北雄县，并在今河北易县东南部武阳城营建了下都（一说是燕昭王时修建）。一个王朝数次迁都，从一个侧面证明这个王朝遇到了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剧烈冲击，是规避风险的无奈之举，也是寻机发展的谋国之道。

风云过往，朝代兴替，两千年弹指一揮间，如今的燕国都城只剩下数座巍峨的土台和纪念燕国名士的座座古塔，目之所及的有形只能靠思想的纵深去还原放大，时而催人激越，时而令人酸楚。

二

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讲，仅凭史册断言一个都城的存在乃至曾经鲜活过的重大事件，是不恰当的史学观，因为孤证单行，难以置信，需要通过考古发掘，验证历史事件的真实和可靠。

上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对燕国都城遗址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发掘，认为最具影响力的是一前一后两座都城。董家林遗址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15公里，发现了城址、城墙、护坡和壕沟，证实了该地是燕国早期的都城。在距董家林古城址东南约800米的黄土坡村发现了墓地遗址，共清理发掘出墓葬300余座，车马坑30余座。出土的青铜铭文中“匽侯”的记载，确切证明了《史记》“封召公奭于北燕”的事真实可信，墓葬、城址规模与铭文中“匽侯”的身份相符，并且由铭文中“匽侯命堇馔太保于宗周”等，进一步证实了文献中召公本人并未前往燕国就封、而派元子就封的记载。

考古工作者在容城南阳遗址清理出铜器、陶器、骨器等文化遗物40多件，铜壶有“西宫”字样铭文，陶钵和陶罐内有“易市”字样陶文，以及“燕王职”铜戈。这些器物显示出燕国制器的风格， 其地理位置也与史书中所记载的燕国都城“临易”相近。

燕下都东西长8公里，南北宽约6公里，居于中易水和北易水之间，西北40公里有紫荆关，西南15公里有下关，三面环抱，东望平原，居高临下。都城中部修有一条南北纵贯的“铜帮铁底运粮河”，辟都城为东西两城。东城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城是防御性城郭。这里至今还矗立着数座封土高台，如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武阳台，燕王观景的望景台，燕昭王招贤纳士的黄金台，招待各国使节的老姆台，迷惑敌军的“虚粮冢”等等，默述着古都曾经的繁盛。

燕下都遗存的珍贵文物有十几万件之多，而提醒考古界重视燕下都文物价值的是外国人。“齐侯四器”（铜敦、铜鼎、铜匜、铜盘）是乐毅夺取齐国首都临淄时缴获的战利品，1889年被盗掘后流失美国；1914年在老姆台东侧出土的铜螭龙流失比利时……国之瑰宝被外国人玩赏，令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兼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先生痛心疾首，他于1929年组建了燕下都考古团，于翌年春对燕下都老姆台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发掘，出土文物多达201袋又加36箱，这是历史上对燕下都遗址的第一次发掘。解放后，国家文物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燕下都进行过多次勘察和试掘，出土文物甚巨，而且对燕下都的营建年代做了更深入的论证。

燕下都文化遗存的保护，得益于国家的重视、专家的参与，更难能可贵的是民众护宝的自觉。陈紫蓬先生是易水岸边的文化名士，曾参与民国《易县志稿》的编修，长年致力于收藏出土文物，早在上世纪之初就建立了私人博物馆——燕陶馆。1947年，他将个人收藏的燕下都出土文物全部上交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邓拓赠诗赞他“君爱文物非爱宝，身为物主不为奴”。

“五队有个好社员，她的名字叫王兰。一镐刨出个大铜环，交给国家不要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放电影前要宣传好人好事，并把他们的事迹做成幻灯片，加以旁白。上面的几句快板讲述的是1966年练台村姑娘王兰出工时，一镐刨出一个“国宝”的故事。这件国宝名叫“铜铺首衔环”，高74.5厘米，重22公斤，上铸七只禽兽，造型精美，形象生动，为燕都宫殿大门饰物。这件国宝的意外发现轰动了考古界，王兰得到了当时至为荣耀的奖励——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辆小推车……2010年，“铜铺首衔环”作为河北省珍贵文物精品，参加了上海世博会的展出。

“动土看牌子，盖房先勘探，文物属国家，有事快报告。”农民群众一直是最重要的文物保护力量，近年来，只燕下都区域内群众主动上交的文物就达1000多件，其中包括60多公斤金银器……

下都是燕国历座都城中出土文物最多、最成体系、最能反映战国时期上至王侯下至百姓生产、生活、建筑风貌的地方。近年出土的建筑材料种类繁多，填补了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数项空白。尤其是为学术界和收藏界青睐的燕瓦当，已成为打开燕国史研究的一把金钥匙。这些瓦当种类有板瓦、脊瓦、垂脊瓦、吻兽等，半瓦当种类可分为14大类70余个型、式，主要有素面、饕餮纹、双凤兽纹、鹿山纹、云山纹、山形纹、树木、双兽、窗棂纹、人面纹等，造型古朴，丰富多彩。这些瓦当纹饰的嬗变与燕国其他疆域出土瓦当的关系，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的最好证明。目前，对燕下都瓦当的研究，已由文人雅士的个人喜好，上升到考古领域专家和文博专业人员的研究课题，吴磬军、于军、丁志钢等先生多有论述问世。

燕下都出土的兵器有青铜和铁器两大类，青铜兵器有带铭文的剑、矛、戈等。23号遗址一次性出土带铭文铜戈107件，甚至刻有燕王的名字。燕国的铁兵器也很发达，还出土了钢剑。铁制工具和农具在燕下都发现较多，农具类型多种多样，有铁?、锄、犁铧、三齿耙、五齿耙等，反映了那一时期的农业耕作水平。22号遗址还出土过铁质脚镣，证明燕国已经有了刑罚制度。值得一提的是在俄罗斯、朝鲜也出土了燕国的刀币、布币、圆钱，说明燕国的贸易流通已扩展到了相当遥远的区域。

195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在故宫午门的西北亭布置了“燕下都文物陈列室”，展示的全部是燕下都出土的文物。2001年3月，燕下都遗址被评选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除了有形的文化遗存外，燕国大地上还形成了众多极具文化特征、附带感情色彩、富有思想内涵的成语。如：伯乐一顾、箪食壶浆、图穷匕见、鹬蚌相争、棘刺雕猴等等，至今相袭习用。燕国都城附近的村落名称也多始于那个时期，如军营村，当年为燕国屯戍兵卒的营所；燕子村，相传燕王妃触犯国法，监禁于此，在狱中生子，此地得名“燕子”；练台村村南有夯土台，为燕国冶炼铜铁之地；扬威城村是燕国校阅军卒、耀武扬威之所等等。

对燕国历史遗存的观望，就是对燕文化的追思，总给人一种走进史册的心灵激荡，一种对前人嘱托的默默接纳，一种精神传承的慨然激励。

三

燕国的兴衰虽然湮进了历史的长河，但曾经的浪花飞溅依然闪耀着夺目的光芒，曾经的冰霜寒彻依然警醒着后人惕然前行。人们乐道于燕国旧事，赞许她的人文风骨，评说她的治国理念，历经千年，谈兴不衰。一辈辈古人一次次面向更古的人，背影的那面是同情和惆怅，更是理解和敬意。

家不自强，则为乡邻所轻，国不自强，必为夷狄所侮。国以人兴、政以才治。相比其他诸侯，燕国的主政者们更能掂量出这些话的分量——网罗天下人才，希图政治清明，跻身强国之列，是他们前赴后继追逐的梦想，而最早践行人才兴国战略的当属第38任燕王——姬职。

姬职的父王名“哙”，晚年昏聩，导致“子之之乱”，最终身首异处。齐军趁火打劫攻破燕国。当时姬职在韩国做质子，被紧急召回，匆匆即位，是为燕昭王。昭王立志要使人民振作、国家振兴。他从名士郭隗讲述“千金市骨”的故事中得到启发，决心依靠人才兴国安邦，便高筑黄金台，恳招天下贤良。

苍繁柳密处拨得开才是手段，风狂雨急时立得定方见脚跟。燕昭王接手的是一个破国，百废待兴，而正是破中求立的远大政治抱负，让他清醒地认识到兴国之基在于重视贤才，没有他们协助佐理，安邦定国就是一句空话。这种治国理念的确立和付诸实施，成就了昭王一代明主的美誉，给了那个时代的有志之士们“吾才有用”的终极向往，更给刀光剑影的战国大地吹进了一缕春和景明的薰风。

在那个云谲波诡、名士纵横、宿将争锋的年代，燕昭王制定的人才政策没有过高的门槛，英雄不问出处，以真诚约束野心，以谦卑打消怀疑，于是“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燕昭王给予人才的不仅是黄灿灿的金子，更有绝对的信任。纳谏言、遵良策，矢志不渝，励精图治，韬光养晦，合众人之私以成一己之公，知舍知得，成就了他彪炳史册的伟大功业。

以国士待之，则国士报之。在不断地识别、考察、重用的过程中，燕国开始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军力剧增，隐忍、积蓄28年之后，燕国完成了伐齐复仇和拓土开疆两大战略任务，甩掉了积贫积弱的帽子，成为了在列國中说话算话的强盛国度，跻身“七雄”之列。

招贤纳士奖掖贤良本是一个圣君的分内之事，可后人为什么一味颂扬念念难忘呢？原因就在于每代人都有实现自身价值的渴望。于是昭王礼贤下士的形象总在后人心中不断强化，意念中得遇明主的盛景时常搅扰人心，渴望复制盛世、来一场君臣“隆中对”的梦中期许，不断弹拨着后世才俊的兴奋神经。

千年流泽，早已渗入文明的史册。

政治的稳定必须依赖武力的支撑。在那段满载智慧、充斥血腥的战国历史中，没有一代燕君有幸逃脱过战事困扰——平定内陆土著暴乱，抵抗北方民族侵扰，阻击外部势力吞并，你来我往，笑泪并生，一旦忘记亮肌肉拼血性就有国破家亡之虞。燕侯墓出土文物多为铜戈、戟、护面和车马器，可以判断历代燕侯皆尚武，手下贵族无不是大小军事统领。

战国时，各国国力不平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不融洽。强大的秦国吞并诸侯的野心一刻也未停止。燕昭王去世后，燕国再次跌至卑弱的行列，对秦国的积怨愈积愈烈，甚至超越了预设的承受底线。原本昌明平和的文化生态开始向自伤自怨、刚烈悲壮的方向倾斜。特别是内心缺乏大格局的燕太子丹有了“死士可用”的念头后，为以死谢国的侠士提供了一试身手的历史舞台，国家治理的维度向一剑当作百万兵的近路迅速转型，最终成为改变国家前途命运的终极选择。

燕国是六国中最后一个灭国的，惨烈悲壮，激荡风云。公元前227年，秦军大兵压境。主持国务的燕太子丹决定谋刺秦王，以纾危难。恰这时，荆轲出现在了燕国街市上。荆轲是卫国人，但当政的卫元君并不赏识他。卫被灭国后，失去故国家园的荆轲游历到了燕国，偶遇民间音乐家高渐离，一言相合，引为知己；肩负为太子丹选拔勇士重任的处士田光认为他有“骨勇”，让他去太子那里接受使命，并请他捎话给太子：我有节操、讲信义、守机密！言罢自刎于阶前，阻断了荆轲避见太子丹的所有理由；太子丹泪眼相托“救国大任”，极尽礼遇，逼发了荆轲的英雄侠气，于是一诺千金；继而樊於期自刎，献出头颅，呈作晋见秦王的信物；燕国无名壮汉又以身试刀，用速死提示他：“徐夫人匕首”见血封喉，利器在手，重任在肩，大丈夫还容片刻犹豫吗？燕国勇士夏扶立于荆轲车前，抱憾不能同行，横剑断颈，以壮行色……彼时的列国，五国皆灭，燕国亦危在旦夕。一个个死士用一腔腔热血拜托一位侠士：救我父老救我国！作为“心向意，投身不顾”的侠肝义胆之人，荆轲自会心寄六国，以身许燕，拍剑一声啸，跨马入秦邦！

于是，出现了历史上最悲壮的送别场景：易水奔涛，秋风萧瑟，洒泪诀别。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响彻寰宇，成为千古绝唱。荆轲义无反顾的侠义精神，缔造了以“慷慨悲歌”为主线的燕文化总基调，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般的英雄气概，与后人同情弱者、崇尚义士的集体崇拜一经契合，慷慨悲歌精神即迅速占领文化主导地位，成为千百年来激励国人英雄气概的楷模，锤炼民族精神的基石。

燕文化为什么以剑走偏锋的形式，延展成为“慷慨悲歌”的独特风采？其根源就在于生存环境的苦寒、发展空间的局促、政治领袖的狭隘。经济文化的落后和军事实力的悬殊局面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善，而咄咄逼人的秦军正以泰山压顶之势大举扑来。小天时决利钝，大天时决兴亡。如何立即破局就成为主持国务的太子丹的当务之急。在急于扭转乾坤的心理支配下，一个快刀斩乱麻的决定油然而生。任你八面来，我只一路去。这个决定一旦确立，斩首行动的旗帜下一批死士迅速聚集——拯救国家、践行诺言、不负友情、生命抵抗……在内忧外患的历史漩涡中反复撞击，迅即形成了不可逆转的强力暗流。然而可以预见的惨烈结局黑云笼罩，并急剧化育成为慷慨悲歌的集体情态。我们说太子丹有雄才无大略也好，我们说荆轲死心如铁欲补天裂也罢，即便惨胜也如败的结局连妇孺都可卜定，悲壮又怎能避免？

“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此语一经唐代大文豪韩愈口中传出，千年来竟成了外地人了解当地民风的切入语。苏东坡也曾说：“幽燕之地自古多豪杰，名于国史者往往而是。”一段由陕西人司马迁撰写的荆轲刺秦，让无数中国人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壮举同燕赵之地联系到了一起。古人对燕赵之民“其相赴生死亦出于仁义”“闾巷佣贩之夫，亦莫不坚悍不屈，硁然以急人为务”的描写，让后人对这里的民风一览无余。

要为天下奇男子，须立人间未有功。荆轲的侠义精神奠定了燕赵文化的基石。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荆轲刺秦王是六国向强秦的最后一搏，其壮烈无以复加。因而此后，尊贤重义、慷慨悲歌、义无反顾、一诺千金成为燕文化的独特风格和标志，古往今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景仰，被天下有志之士视为人生的信条。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燕文化的伟大在于它没有断流——就在荆轲诀别的易水河畔，和他同在一个年代的燕国名士左伯桃为了保全义士羊角哀的性命，风雪天解衣推食，赤身冻死于枯桑洞中，演绎了舍命全交的悲壮一幕。东汉年间，乌桓、匈奴、鲜卑进犯紫荆关，名将马援高呼“马革裹尸还葬耳”，大败敌兵。光绪二十六年，易县义和团在云蒙山抗击八国联军并参加了良乡战役，与侵略者殊死搏斗。抗战期间，义士宁亚川奉杨成武之命，入敌穴生擒叛徒刘长生，被《晋察冀日报》称为“当代荆轲”。“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又奏响了一曲当代壮歌，把慷慨悲歌的民族精神推向了极致……

四

雅斯贝斯说：现存的每一种文明都有着自己的轴心时代，以后的历史全都是对这段黄金岁月的诠释。我们不禁究问：到底是燕国哪块土地初始熔铸了以“慷慨悲歌”为主要标志的精神内核？河北人民文化品格的历史源头到底指向哪里？

易水河千百年来流淌不息，与荆轲的名字交相辉映，成为光耀历史天空的燕赵文化精神的真实写照。易水河自西向东共有三条，分别称为南易水、北易水和中易水。在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有燕国的南长城。当年，太子丹为感谢荆轲一人救一国的义举，激励他完成国家使命，率领文武公卿和荆轲好友在易水渡口为荆轲举行了送别仪式。

这个渡口的准确方位又在哪里呢？多年来总有争议。第一种是雄县说。《安州志》记载：“城北有易水，旁有秋台，即燕丹送荆轲处。”雄县曾称作易县，雄县与安新县接壤，说安新城北有易水河是情理当中的事。与《安州志》相互佐证的记载还有《水经注》，《水经注》中引用了北魏年间撰写州志的名人阚骃的话，阚骃在对雄县地理历史的撰述中讲到了荆轲刺秦的故事，说太子丹送荆轲处“疑于此也”，猜测是在这里。郦道元对此做出判断：“余按遗传旧迹，多在武阳，似不饯此也。”第二种是南易水说。乾隆十二年编纂的《易州志》上说：“送荆陉在易州西南四十里，孔山东，旧云燕丹饯荆轲于此。”依此说法易水诀别应该在南易水。第三种是紫荆关说。有人说荆轲刺秦是从下都向西行，过紫荆关而入陕西。按此说则应是现在的北易水，因为燕下都在北易水的南面，荊轲不可能先往南，再走回头路经过紫荆关。第四种是中易水说，也就是现在的京赞公路易县高村大桥北侧。第五种是白虹说。这个说法源自明朝景泰七年（1456年）《寰宇通志》的记载，“送荆陉在易县西南30里，即荆轲入秦之路”，由此推断，该处为南、北白虹村，此地因荆轲高歌的后两句——“入虎穴兮探蛟宫，仰天嘘气兮成白虹”而得名，此说也指的是现在的中易水。那么这五种说法哪一个更接近史实呢？

现在学者比较倾向于“易县中易水之说”，理由有四：一是历史上北易水不叫北易水，而叫“濡水”，南易水也不叫南易水，而叫“雹水”，只有中易水一直叫作易水；二是荆轲如果西行出紫荆关，那么此时的紫荆关以西属于三晋地带，是秦军的作战区域，荆轲没必要冒这个不必要的风险。三是与荆轲刺秦有关的地理名称都在中易水河两岸的易县段，如燕下都都城距易水河5华里，高渐离故居距中易水河1华里，樊於期自刎的血山村距易水河7华里，因白虹贯日而得名的白虹村距此12华里，因燕太子丹的凌云书院而得名的凌云册村距此5华里，荆馆距此3华里。刺秦是绝密行动，镇守下都的太子丹选择在距王宫不远的易县中易水渡口举行送别仪式禁得住推敲。而且在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有燕国的南长城，易水送别后，荆轲南行30里就走出了国门。

写至此，我感到非常有必要对雄安新区的历史做一番讨论，因为雄安新区恰在古燕国版图上，而她又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春秋战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部落以“射猎禽兽为生”“随畜牧而转移”，屡犯中原，是中原诸侯国最大的边患。燕国与北方少数民族地理上相交，常常相互征战，历史上曾有“山戎病燕”的记载。当国力不敌时，燕王只能被迫迁都以避祸灾。燕桓公便是在这种被动形势下迁都“临易”的，“临易”就是濒临易水之意，是雄县最早的名称。当年白洋淀北岸为燕赵分界，为强化边防，燕国筑阿邑（又称“安邑”），是安新地名的第一次出现。容城之得名亦始于燕国，为燕国“县”级行政单位。

当年的雄安三县是燕国的政治、军事和交通重镇，是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大后方，也是防御齐赵进攻的总前沿，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同燕国其他地方一样，慷慨悲歌、好气任侠的文化风骨在这一带始终存续，影响着千百年来三县人民的文化心理、行为方式、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这种文化血脉的绵延，成就了著名理学家刘因、“明代第一直谏义士”杨继盛、清初创立“夏峰学派”的大儒孙奇逢。“容城三贤”虽非同代，但他们在精神上承传了燕文化的任侠勇义、慷慨悲歌的精髓。贯通理学北派的经世救世、躬行践履的旨要，带动了雄安三县百姓厚重淳朴、尚质求实的民风。可以这样说，燕文化是雄安新区文化的本源，“三贤”精神是燕文化在雄安三县的具体呈现，是未来建设智慧城市的文化支撑。因而，对燕文化的深入研究和大力弘扬，有助于雄安新区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

今人对河北大地的“燕赵文化”研究应该有整体观念，“赵文化”的核心是“胡服骑射”带给后世的改革启迪、是“将相和”昭示的团结力量。那么燕文化核心价值是什么？为什么燕文化多为历代政治家敬仰效法，让文学家做古今比对？为什么一旦国家有事，燕风就会重振，就会有那么多好汉男儿磊落直前，“弹丸穿心三分热，钢刀过颈一时凉”的豪迈气概裂地崩天？今人眼中的燕国不过是薄薄的一张地图，不过是阡陌上隆起的旧址遗迹，只有切进燕文化的内核，才能憬悟到它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一团心结，一种腹有良谋奇策可献的冲动，一种国有事我来也的振奋。

如今，雄安新区作为国家战略规划，首要看中的当是这里具备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如今，无论一个小的基层县区的目标，还是一个大的国家战略，都在惊醒古老而沉寂的燕国。我们窥到了她渐渐睁开的双眸，感受到了她将奋身一跃的强劲膂力。是新时代的号角催动着古老燕地再展雄风，我们替这里所有的古人高兴！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在燕國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曾经的战火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负载千年的“慷慨悲歌”地，如今政通人和欣欣向荣，这里的人民正在把义无反顾的历史情怀化作建设伟大祖国的集体意志，奋发有为！

编辑：安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