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丽定

摘 要：关羽作为“义绝”的代表，平常百姓以其作为崇拜的对象，江湖草莽以其作为交友结义的道德准则，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都以其作为互信、互往的依据。但如此耀眼的“光芒”背后，关羽身上却打上了封建时期最耻辱的烙印——投降与反叛之臣，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历史与共识的纵横交织中，关羽是被“洗白”了的英雄人物。鉴于此，通过论述其人生经历，分析其投降的特殊性，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究在关羽身上寄予了罗贯中什么样的价值追求与审美标准，就显得十分必要。

关键词：降将 《三国演义》 关羽 忠义

《三国演义》塑造的武将之中，关羽算不上“出类拔萃”，勇武不及吕布，智谋不如吕蒙，仁爱不如刘备，且刚愎自用，待人接物，颇多傲慢之辞。但其《春秋》不离手，喜谈春秋大义，极重义气，尚尊卑，就连兵败被杀后，其坐骑赤兔马都绝食而亡，可见，关羽受儒家影响颇大。当初约三事而降、后过五关斩六将、千里寻兄，最终兵败被俘，誓不投降，皆因忠义二字。关羽用一生守护了儒家传统的道统思想，这也许就是其真正魅力所在，与同时代的其他武将相比，实属难得，即使有降而复还的“黑历史”，也丝毫不影响其光辉的地位。

一、传奇性的人生轨迹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先生言道：“唯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在义与勇的关系中，义是其终身信奉的道德标准，勇是其实现义举的主要手段；桃园结义、三英战吕布、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释曹操等等，皆是义与勇的完美结合，勇因义而一往无前，义因勇而盖世无双，愈义则越勇，越勇则义气愈深；因此，义勇二字构成了关羽的精神内核。现结合《三国演义》文本，简单的叙述在义勇的精神关照下，关羽的主要人生轨迹。

（一）发迹时期

该阶段为关羽出场，小试牛刀时期，主要有桃园结义，与刘张一起围剿黄巾起义，参与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援救徐州，攻破下邳，擒吕布，而后许田围猎之时准备伺机击杀曹操等业绩。第一回中写道：“吾姓关名羽，字长生，后改云长，河东解良人也。因本处势豪倚势凌人，被吾杀了，逃难江湖，五六年矣。今闻此处招军破贼，特来应募。”，第二十回言道：“操贼欺君罔上，我欲杀之，为国除害，兄何止我？”，由此观之，关羽完成了从一个逃难江湖的草莽英雄到一个心系国家，心存忠义的志士的角色转变。这一时期为其军事天赋、参战才能均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大多以刘备的随从身份出现，较少独立参与战斗，且一直追随兄长左右，几乎惟兄之命是从，同时也是其义勇人格形成的初步阶段。

（二）声名鹊起

该阶段为关羽义与勇精神逐渐升华，融合的阶段，“约三事”，“降汉不降曹”，是其兵败之后，为了保全刘备家小，不得已投降的无奈之举；虽然之前有杀曹操的想法，为报曹操之厚遇，诛颜良、文丑，解白马之围 ，可谓恩怨分明，清清楚楚；所以一旦得知刘备下落，关羽才能心安理得的封金挂印，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成就一段古城兄弟相会的佳话。在这个阶段，关羽主要在曹操与刘备之间徘徊，身份从刘备的随从蜕变为一名“万人敌”的优秀将领，更重要高的是，在其义的天平中，从起初单纯的对汉室之忠义向兄长之忠义倾斜，而其勇武，作为践行其义的主要手段。

（三）名震华夏

经历了上述两个阶段，此时的关羽已作为蜀汉阵营的首席大将，战功卓著，刘备将最重要的后方荆州交由镇守，刘备对其倚重，可见一般！战长沙，败于禁，擒庞德，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水淹七军，七十五回写道：“某素知云长智勇盖世，今据荆襄，如虎生翼。于禁被擒，庞德被斩，魏兵挫锐；倘彼率兵直至许都，如之奈何？孤欲迁都以避之。”估计连当日“故意放还”关羽的曹丞相都没有料到，關羽竟能逼他至此！关羽用其非凡的胆气向兄长交上了一份份满意的答卷。另一方面，随着功绩的累升，关羽此时的性格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从起初的虽然傲慢，但还能听取别人意见，到后来形成了目空一切，刚愎自用的心理常态，第七十三回写道：“云长勃然大怒曰：‘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之面，立斩汝首！再休多言！”人性极度膨胀，诸如此类之语，不在少数。

（四）折戟沉沙

常情况下，义与勇的升华，便是杀身成仁，关羽则不同，不仅要像神灵一般，庇佑子嗣，而且其坐骑都深受主人的熏陶，最后绝食而亡。败走麦城，被擒杀，消失的只是关羽的形体而已，人间的云长虽然不复存在，处处显圣之后的关羽似乎更加举世无双。第九十四回写道：“隐隐有一大将，面如重枣，眉若卧蚕，绿袍金铠，提青龙刀，骑赤兔马，手绰美髯，分明认得是父亲关公。”除此之外，还有多次显圣的事例。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关羽的在战事上虽然遭遇滑铁卢，但其义勇的人格精神，代代流传。

二、投降的特殊性分析

关羽的特殊性，不仅在其忠义的精神内核，关键在于，一个有着事二主，投降与反叛等“为人所不耻”经历的臣子，为何还能在“一臣不事二主”气节浓厚的封建时期，独占鳌头，受人推崇；投降的原因是什么，复还的原因又是什么，前后不同的际遇对关羽的性格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下面简要分析：

（一）“降而复还”的特殊际遇

贤臣不仕二主的观念作为许多人终身信奉的准则，在世人的心中，可谓根深蒂固；作为一个降臣，不论是内心还是在外在上，都饱受煎熬，一方面，旧主与新主的皆有知遇之恩，孰轻孰重，如何评判？另一方面，在新主面前身份尴尬，如履薄冰，时时受到猜疑，不敢领功，更不敢贪功，加之，在忠孝等传统观念笼罩下，自己内心的挣扎，总之，如果选择投降，那么伴君如伴虎的状况，与之前相比，则更甚。因此，为人臣难，为降臣更难，关羽则是少有的际遇，他不仅有着“降而复还”的特殊经历，而且在新旧主之间，自身角色转变十分迅速，在两处均能“如鱼得水”，皆深得器重。

（二）投降、复还的契机特殊

与大多数投降者不一样，关羽的投降体现了颇多的骨气与人性。首先，在这里必须澄清，关羽之所以选择投降，并不是其贪生怕死，绝非刻意的背叛自己的兄长，《三国演义》二十五回记载：“关公怒曰：‘此言特说我也。吾今虽处绝地，视死如归。汝当速去，吾即下山迎战……公曰：‘兄言三便，吾有三约。若丞相能从，我即当卸甲；如其不允，吾宁受三罪而死。”由此观之，关羽之举，实属无奈，自己本就做好了战死的准备。其次，投降只是在关羽人格上做出的小小的让步，其动机并非全为自己，保全旧主的家属乃是当下最为紧要之事，不负当年之盟誓则是结义的约定，与兄长匡扶汉室才是其终身追求的目标。第三，特殊的投降条件，关羽提出了三大条件，并且缺一不可，“一者，吾与皇叔设誓，共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这种简单的文字游戏怎么能瞒过曹操，但对关羽来说，这既不失节，也不失体面，同时也给自己留下了后路，使得今后的离去变得顺理成章。最后，不惜一切的复还，关羽“叛逃”曹操的原因很明确，也很单纯，那就是寻旧主，而且从来没有掩饰自己的“思刘”之心，因此，一旦得知刘备下落，丝毫没有半点迟疑。虽然关羽与曹操之间有过协定，曹操虽然明面上答应，但实际上却是极不情愿“放虎归山”，多次请辞，曹操始终避而不见，关羽于是带着二位嫂夫人，不惜一切代价，过五关，斩六将，成就了千里走单骑的美誉，当然也重新回归刘备的权力核心圈。

三、报恩的特殊性与矛盾性；

之所以倍受尽恩宠，无非是看重了在忠义精神的引导下，关羽勇武无敌的战斗力可作为实现乱世枭雄平定天下、一统中原野心的强有力工具。刘备、曹操皆是如此，孙权也是如此，不然被俘之时，孙权就不会劝其投降，当然，如果落在孙权手上，关羽只能被杀，甚至连其的头颅都有利用的价值。

首先，时刻不忘旧主；在曹操处，时刻念念不忘刘备，最典型的莫过于两件事，一是，当曹操尽全力“讨好”关羽并没有达到什么效果之时，赏赐赤兔马却使关羽再拜称谢，因为“此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二是，用旧袍罩曹操所赐新衣，原因是“旧袍乃刘皇叔所赐，某穿之如见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赐而忘兄长之旧赐，故穿于上”。回到刘备之处后，关键之时，对曹操总有情谊，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熟知的华容道上关羽因不忍放走曹操，同时，在荆州与曹军对垒之时，与曹军将领也是颇多友善言辞，要么叙往日情谊，要么就说一些不能因私废公，各为其主之类的话语。也许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刘备才让关羽镇守荆州，不让其入川，过多的参与前方战事，避免了关羽与曹操过多的对峙，正如书中所言：“玄德曰：‘吾弟义气深重，若曹操果然投华容道去时，只恐端的放了。”事实证明，关羽就是丧生于与曹操、孙权的直接对峙之中。

其次，各自尽忠，“恩义账”算的十分清楚；结义在先，刘备乃汉室宗亲，曹操在后，作为汉室的丞相，因此，報恩的行为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受传统思想的局限，即自己身在哪里就报哪里的恩德，一笔归一笔，毫不含糊；虽然降汉不降曹，之前还想杀曹操，曹操挟天子令诸侯的事实也存在，但并没有影响关羽“建功”报恩之心，于是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华容道上亦是如此，关羽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义素著，在已立军令状的情况下，正是凭着昔日恩情，曹操一干人等虎口脱险。也许过了此事之后，关羽才觉得与曹操恩怨两清，一刀两断，今后方能心安理得、尽全力的与兄长一道安汉兴刘，逐鹿中原。

第三，忠与义的矛盾情结；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名震华夏、风光无限的背后，伴随关羽一生的是极其矛盾的英雄情结，具体为：究竟是忠于汉室，还是忠于刘备个人，究竟是封建忠君的思想，还是个人荣辱的知遇之恩，其矛盾的实质为，乱世之中的择主标准与处世之道。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关羽本人无疑是困惑的，自始至终，义薄云天的云长并没有找到一条适合的出路，同时也间接的导致了其悲剧结局，所以关羽必须死，甚至死后多次通过显圣的方式依然在苦苦的寻找答案。

不仅如此，在这个问题上，就连罗贯中也是充满矛盾的，作者试图通过“降而复还”的叙述视角来完成对关羽形象的重新解读，从有志图王，到发愤著书，在元末大动乱之中，作者把历史兴亡的感悟、自身壮志难酬的无奈，尤其对乱世择主、忠义双重矛盾的思考，通过关羽形象的塑造展现出来，从侧面阐释了在“尊刘贬曹”这个大的价值关照下，个人人格上坚守良臣未必择木而栖，忠义两难但求无愧的审美标准与追求。

四、结语

关羽走上神坛，经历了从正史到话本讲唱，再到三国历史戏，最后于小说中定型的漫长过程。其中，市井百姓、中下层文人、封建统治者身上忠义精神的逐步缺失与内心对忠义精神的迫切需求，更加激发了各阶层对关羽精神的“盲目”崇拜与提倡，毛宗岗所言：“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莫若云长，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降而复还的“耻辱”经历不仅没有影响到其声誉，反而是其忠义有力的佐证，这说明：小说人物典型化、神化的过程，不仅与小说中记载其主要事迹有关，而且是其渗透到人们的现实生活的结果。正如聂绀弩先生言道：“一种人物典型之所以成立、稳固、持久，不只是一部书、一个人的事，而是作者所塑造的东西和广大读者的精神境界是否融合以及融合到什么程度”的事，这恰恰也是鉴赏文学经典作品的症结所在。

参考文献

[1] 罗贯中.三国演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聂绀弩.中国古典小说论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4] 张丽.论《三国演义》中的关羽[J].天中学刊，2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