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佳鸣 吴美璇 周江伟

2017年3月，反腐剧《人民的名义》开播，一年之后，有些剧情成了现实。

剧中，汉东省委书记沙瑞金对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说：“懒政不作为的干部由各市市委负责召回……重新学习党章……可以考虑降一到三级”。

现实中，2018年明，温州市洞头区供销社副主任魏华，就因在考核中得分过低被降为主任科员，成为洞头区第一批被“召回”的不合格干部。

洞头区此次被“召回”的共有14人，包括魏华等4名科级干部和10名科员。他们或被免职，或被降职，或提前退休，有的还要在原系统接受为期3个月的观察，但人事关系已转至区人才办公室。3个月后，表现较好的可以取消“召回”身份，无明显改进者将被评为“不合格”，不服从安排的，则会被辞退或解聘。

“我们也是受到了《人民的名义》的一些启发，决定配合己着手推行的量化打分制度，开启干部召回的大门。”洞头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志安是“召回”制度的主要动议者。

“对干部量化打分的初衷，是希望找到一个让相关干部心服口服，并增强一把手调控力的干部考核办法。”2018年7月17日，吴志安对记者说，2017年，洞头区委先对科级干部进行量化积分考核，接着又在干部中实施了“全员竞聘”，两项结果出来后，2018年5月，正式出台了干部召回制度。

实施干部召回，洞头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者。2015年以来，已有贵州黔西南州、云南砚山县、广西靖西市、河南伊川县等地，先后作过探索，为落实干部“能上能下”提供了基层样本。

“组织部拿起这把刀”

李忠发今年51岁，目前在洞头一个镇任人大主席团副主席。

2018年7月18日早上6点50分，他已离开家门，带队处理一起突发事件。次日他又随区领导去温州另外一个区开条线会议，下午返回洞头接着开会，晚上再搭渡轮回到所在的镇。

“这是我现在拿出来的状态。”面对记者，处于被“召回”状态的李忠发说，他已“付出了代价”。

他是和魏华一起被“召回”的4名科级干部之一，4人都受到了红牌警告。不过相比另外3人，李忠发还是“幸运”的，他没有被降职，只是领到了一个“基本称职”的评价。

根据中央出台的《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公务员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等次。

然而实际操作中，基本都是“优秀”和“称职”。洞头多位组织系统干部说，“不称职”从未出现过，除非违纪违法，也极少出现“基本称职”的“负面评价”。

被评为“基本称职”，对李忠发来说，不仅仕途受发展到影响，年底也将少拿约2万元的物质奖励。

造成李忠发考核等次不高的主要原因是，2017年他家里装修老宅，因为家和镇政府只有几百米距离，已在基层工作超过30年的李忠发，时常临时回去打理。

有一回，他终于“撞到了枪口上”，镇党委书记有事找他，却不见人影。“大家都这么辛苦，你却搞私人的事情”，书记批评了他，也给了他“差评”。

若在以前，李忠发或许能“过关”，因为往年考核是单一维度地根据“区考核办”打分结果来参考，“一把手”基本不给副手打分。

区委组织部长吴志安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常有一些单位一把手跑到我这里，说某某不行，指挥不动。可是我组织部门又有什么办法？没有依据啊”。

于是，洞头区在2017年5月3日印发的《科级干部积分考核办法》中，确立了所在单位得分、组织考察得分、领导评价得分三个大类为主的评价体系，这就增加了“一把手”意见在副职考核中的权重。

这套办法试图用多维度来避免一言堂，但实质上组织部门、区领导、单位一把手还是有较强发言权。对此，吴志安的解释是，“我们这套打分体制的算法，将几个维度都放进来了，都说你不行，是不是也该反思一下？”

文件将被考察的科级干部分为四类：街道（乡镇）党政正职、区直单位主要负责人；街道（乡镇）其他科级领导干部；区直单位其他科级领导干部；区纪委派驻（出）机构领导干部。

李忠发属于“街道其他科级领导干部”，对他的打分项，包括单位40分、组织30分（含考核组、組织部日常考核两个子项）、街道正职评价30分。

其实他当时也看到了考核办法，知道已赋予一把手给副手打分的权力。事后，他向记者回忆，“以为是和奖金挂钩，没有太当回事。”

悔意，最晚来自2018年3月19日，那天，李忠发走进了区委组织部的办公室。常务副部长甘海选通报了对他的考核结果：低于70分，红牌。几天后，区委组织部长吴志安也与他面谈。李忠发表了态，立下2018年一定好好表现的军令状。

考核结果出来前，区委组织部长吴志安感到“最大的压力，就是评出来的人不准，把‘好同志给评出来了”，他说具体细则出台前，他们做了很多对比分析的动作，包括外地的做法，也拿往年单一维度的“区考核办”打分结果来参考。

等到结果出来后，洞头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甘海选对记者说，洞头社情相对简单，亲友同学关系交错，“走在一条主要街道上，基本一路都在点头”，干部结构亦稳定，科级及以上干部的具体情况，组织部门基本可以做到心里有数。“考核出来的结果，经过谈话，大家基本上同意，认为是准的。”

除李忠发之外，另三位拿了红牌的科级干部或多或少都有家庭、个人生活等因素困扰。

最终，3人以主动退出的方式，被免去了领导职务。但仍保留了主任科员的职级，工资待遇还跟以前一样。只是他们的年龄都在45岁以上，今后职务上难再有晋升的空间。

由县改区刚满3年的洞头，常住人口不过10万，全区科级干部规模在300人左右，且多数都是来自本地的温州湾海岛群上。4名拥有超过20年甚至30年工龄的科级干部受此“处理”，在当地官场引起了热议。

“组织部拿起了这把刀，并且拿得死死的，”李忠发的同事、得到“优秀”的另外一位镇干部如是说，“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它的厉害。”

上井冈山接受再教育

6月4日，李忠发等14名被召回的干部被组织前往井冈山，接受5天的党性教育，一同乘高铁前往的还有洞头区的新任科级干部，培训费用由区委组织部承担。

“这群被召回的四五十岁的‘老同志，还是很投入的。”组织部门一同前往的工作人员回忆说，培训期间，他们14人和其他新任科级干部被区分了组别。

“受教育”项目包括吃红军饭、穿红军衣、走红军路、上党课、户外拓展等。进行文艺汇演时，他们在台上演红色题材小品，唱红色经典歌曲，台下有评委现场评分。最后，每人还要提交一份学习心得。

从井冈山回到洞头后，他们又用了一整天时间，前往洞头的红色地标建筑“海霞军事主题公园”，站军姿、排队列。

1952年1月15日，解放军曾在那里展开棺材岙战役，彻底解放了洞头全境。2000年10月，原洞头县政府在战场旧址建起了全国第一座海防军事主题公园一一海霞主题公园。

“海霞”是一部电影的名字。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洞头因女子民兵连闻名，电影《海霞》的主角就是以民兵连第一任连长汪月霞为原型。

再次接受党性教育结束一个月之后，2018年7月19日，武警战士出身、又当过镇人武部长的李忠发，在区委组织部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既然出现这件事，是自身原因造成的，这些算什么，都是小事，不存在掉链子的情况，组织上认可我就可以了。”

被“召回”接受党性教育的14人，除了李忠发等4名拿红牌的科级干部，还有另外2名考核結果较差的干部，以及8名落聘人员。

落聘人员都是科员。2017年11月27日，洞头区委组织部印发了开展“全员竞聘”的通知，以领导选中层、中层选科员的方式进行，落聘者也要被“召回”。此次有12家政府单位参与，共计10人落聘，重压之下，其中—人辞职、一人提前退休。

落聘者周颂是洞头本地人，朋友圈子颇广，年龄已过40岁，曾在单位许多科室工作过，其工作风格是：领导说一周内完成的任务，他往往要拖到最后才完成。

对周颂来说，他已经从原单位原岗位“站起来”，人事关系暂挂在区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编制关系仍保留在原单位，冻结一年。这种人编分离的做法，实际上意味着落聘人员的职级累进也要被暂停一年。

“我们心里想，编制总是有的，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样的心态，让几十年的‘功德白白做了。”周颂说，事情出来后，妻子几天没有和他说话，出发去井冈山之前，妻子告诉他，“认真搞一下吧，年龄也大了。”

现在，周颂已被调到了所在单位基层站所。失落之余，周颂也在提醒自己“我现在首先注意身体，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关心召回干部情绪

确切地说，洞头是在出台了科级干部积分考核办法和全员竞聘办法，并完成了考核和竞聘之后，才正式制定了干部召回办法。2018年5月16日，洞头出台了《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办法（试行）》，覆盖科级、科员的考核、召回体系初步形成。

对李忠发等人的处理结果，仅在内部传达，具体得分情况并未对外公开，也没有告诉他们本人。李忠发说，“如果放到社会上，可能我们工作起来都会遇到障碍。”他和周颂都说，现在上班的确有了紧张感。

“去年考评中具体的人和事，很敏感的，一般不会谈。”李忠发说。虽然当面不谈，但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有权扣分的部门今年已开始接到一些局长的电话：“我这个事情，能不能再考虑，是不是不报了，会影响积分的。”

除李忠发、周颂之外，记者试图直接或间接接触其他的当事干部，都被拒绝。

洞头区委组织部工作人员称，洞头地方小，不少干部是渔家子弟，能做“官”是光荣的事情，“在我们这个地方，面子太重要了”。

区委组织部长吴志安称，组织很关心这些召回干部的精神状态，集中教育期间，专门派了一位干部跟着他们。

“过去都以为我们组织部门是提拔干部的，现在有了这个功能，纪委不能下的人我们能下了，其实我们也有压力的。”组织部干部科的一位工作人员这样说。

洞头区委组织部相关工作人员多次强调，干部工作要以稳定为主，所以他们的领导才会多次找相关干部谈话，并尽量控制这件事的影响范围。

为了平衡，2018年6月29日，洞头出台了《进一步加强关爱激励干部十二条措施》《关于开展干部家访和谈心谈话活动的通知》，对干部心理健康情况划分出红、黄、绿三种状态：“红色强制休息，黄色关怀疏导，绿色压担墩苗”。

针对这一做法，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燕继荣教授指出，除了平衡术之外，过去曾经有过事务官、政务官区分对待，公务员队伍部分职业化部分干部化的讨论。“在外国，一些基层官员，只要处理好日常简单事务即可，紧迫感、压力感会降低。但这些提法近年式微。”

洞头的做法，已得到上级的关注。记者获悉，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伟俊曾对洞头的这次尝试做了书面批示。2018年7月16日上午，温州市委组织部前去洞头调研。同一天，洞头区委办公室印发通知称，《洞头区科级领导干部全程积分考核办法》已经区委研究同意。记者注意到，在2017年版本的基础上微调修改后，“试行”两个字已经去掉。

与浙江当地官场较熟悉的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则对记者表示，洞头的这套经验，可能需要补充“权利救济”环节，要给相关人员申诉的机会。燕继荣说，实际上干部“能下”一直是个难点，由于法律层面是保守的。好在地方层面已经有了些探索和尝试。

2015年，贵州黔西南州超过1668名干部被召回，一度成为热点，实施细则以扣分为主，也有任务指标。2016年12月24日的《黔西南日报》报道称，两年内黔西南全州已召回干部3472名。2017年底，云南砚山县已启动对第六批不胜任干部的召回工作。

试点地区的共性是，被召回的干部级别都在处级以下。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处级以上干部的召回更需要探索。

“我们看处级以上干部的人事资料时发现，绩效考核方面的内容不是很足，他水平怎么样，绩效怎么样，都不知道。”竹立家认为，“谁来考核级别更高的领导，这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