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美荣

【摘 要】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刑罚执行方式，旨在不使罪犯与社会相隔离的情势下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犯罪分子以利其及早回归社会，以便充分发挥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在教育改造罪犯方面的积极作用，降低刑罚执行成本。然而社区矫正机由于存在法律依据不足，在社区矫正工作主体、工作内容、工作程序、工作人员配备等诸方面资源相对匮乏之弊病，暂无法形成比较有效的法治体系。加快其社区矫正制度建设，推动法治正义，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已成时代精神之必然要求。

【关键词】社区矫正；制度化；法治践行

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社区矫正是一种现代化且更加人性化的刑罚执行方式，旨在使罪犯不脱离社会并利用社区资源对其教育改造。社区矫正的对象有5种人，分别是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罪犯。这几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较小，易于进行社区矫正实现刑罚的目的[1]近几年来，国内各项工作逐步进入法治轨道，行政处罚中劳教制度因涉及限制人身自由被广受诟病，亦因其的确缺乏现代法治的科学和严谨性而被全面废止。目前社区矫正工作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其体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成效亦是指日可待。

一、我国社区矫正工作法治现状

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四部门联合确定在京、津等6省（市）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式启动。2005年河北等12个省（区、市）被列为第二批社区矫正试点。2006年，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建设和谐社会的规定，同时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此基础上对社区矫正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和关键，这对于我国的司法改革的推进有了明确的指引。[2]2009年7月底，为进一步深化社区矫正工作，中央政法委同意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2009年10月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全国范围内试行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正式纳入社会治理轨道。社区服刑人员一直保持着比较低的再犯罪率，表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实践证明，开展并完善社区矫正工作有利于充分发挥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在教育改造罪犯方面的积极作用，促使因一时失足而留终生恨的犯罪人员早日回归社会，亦有利于降低刑罚执行成本。这样，可以形成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相辅相成的刑罚执行体系，推动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完善，更充分地实现刑法的社会效应。

然而，社区矫正工作几年来虽然成效十分显著，在法治践行方面确也的确存在着不少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在社会矫正工作的实践中，我国没有专门的社区矫正法，更也没有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典。有关社区矫正的法律规定散见在《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监狱法》里，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四部门为促进和规范试点工作而联合发布的用以具体指导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如2003年7月《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比较详细地规定了社区矫正的概念、性质、适用范围、任务、工作分工等；2005年1月《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内涵、性质、主要任务和要求，又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这两个通知明确将社区矫正的实际监督、矫正和服务职权交给司法行政部门，对刑事（罚）执行权或司法权作出了重大调整。

2004年司法部出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比较详细地规定了社区矫正的性质、任务、目的、原则、适用对象、工作机构、人员及职责、具体接收与终止工作内容、程序以及各种社区矫正的措施及要求，是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性依据。

二、现存困难与主要问题

社区矫正的立法依据不充分、不具体，导致法治实践中存在诸多困难与问题，主要表现在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工作内容、矫正程序等方面规定不够明确，而工作人员配备不足、经费欠缺，亦是在法治运作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愈发比较突出的问题。

（一）执法主体不够明确

根据我国现行刑诉法的相关规定，社区矫正工作的执法对象是公安机关。如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在缓刑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被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力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执行等。而按照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四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街道、乡镇司法所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公安机关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和考察。该规定符合行刑权统一行使原则，但司法行政部门缺乏刑罚执行的法律授权，作为社区矫正对象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的具体承担者，对监督管理工作执行力度肯定无从深入，权力资源供应缺乏，行刑权力资源无法产生最佳效益。这种立法与实践工作的脱节造成社区矫正工作程序繁琐，难以顺利开展。因缺乏应有的强制力，一些具体的监督管理措施和教育矫正手段难以落实，效率低下，甚至个别地方还出现对部分矫正对象的脱管，这对犯罪分子所在社区生命与财产的安全也造成了威胁。不利于对非监禁性服刑人员的改造和社会的稳定。

（二）工作内容不健全

社区矫正的工作内容不仅要有行刑，同时还要有教育和服务。然而我国社区矫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都较为迟缓，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考察规定不够完善，监督考察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可操作性差。例如仅注意了执法主体对社区服刑人员监督考察的有关程序的规定，缺乏社区矫正所需要的教育矫正与帮助服务等项目内容；社区矫正对象的法定义务不明确；也明显忽视了对社区服刑人员应有权利保护方面的规定。再如增加和健全社区矫正的激励机制是激发社区矫正对象积极改造的一项重要手段，但一些限制性規定却制约了社区矫正激励机制的建全和作用发挥，导致社区服刑人员亦缺乏足够热情来积级改造自身。

（三）矫正程序不完善

目前由于对于社区矫正各部门、各环节的工作流程与职责衔接均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在社区矫正工作程序上、部门之间工作衔接上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多头管理、衔接不力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法院、检察院、监狱系统在对社区矫正的配合、制约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四）工作人员及经费配备不足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队伍建设的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社区矫正的质量。而目前，我国尚缺乏一支专业化的社区矫正队伍，在矫正资源和矫正力量的利用上社会化程度也不高。社区矫正工作者的权利义务不明确。从全国社区矫正试点中工作人员的现状来看，普遍存在与社区矫正工作的任务不相适应的问题，例如思想观念亟待进一步转变，工作方法亟待进一步改进，专业化程度亟待加强，专职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待遇需提高。高素质、专业化、相对稳定条件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队伍配备明显不足。近来，虽有一些从事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专业的科研人员也加入到社区矫正这一行列，一方面强化了自身专业架构的搭建，同时对社区发展、改造罪犯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各地的志愿者的组成成分要依赖于各个地方的文化教育水平以及公民接受程度等。[3]另外，社区矫正工作从公安部门往司法部门的转接亦造成了实践中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的严重不足，大大制约了矫正工作中特别是教育、服务等活动的开展。经费配备不足，没有保障，与社区矫正工作没有法律依据有着直接的关系，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区矫正的效果。

三、法治践行的路径选择

笔者认为，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最终应当采取制定专门的《社区矫正法》法典，当下可以以出台相关立、司法解释或者相关部门联合发布法律法规的方式，用以指导现行工作。

社区矫正立法内容的重点都集中在四个方面，即确立司法行政机关的执行主体地位、健全社区矫正的工作内容、完善社区矫正的工作程序，以及配足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等。

首先，要明确法律主体。明确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矫正执行机关。这是解决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最大法律障碍，即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问题。在实施社区矫正过程中中，一旦被矫正对象拒绝接受社区矫正，不服从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甚至出现违反监管规定及脱管失控、违法犯罪情形的，应当由执行机关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予以治安处罚或者进行通缉、执行逮捕。同时在对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帮困扶助方面，还需要得到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教育、工商等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基层组织、罪犯所在单位、学校的积级配合。

其次，要健全工作内容。要完善社区矫正的具体激励机制，对缓刑罪犯的减刑作出具体规定，对有期徒刑罪犯附加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减刑作出规定，对主刑执行完毕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残余期限仍可酌减，建立缓刑的“延长考验期”制度等。同时，不能只停留在监管层面，还要体现在教育和矫正层面，建议增加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人员的法定义务的考察内容等。

再次，要完善矫正程序。社区矫正的立法要坚持实体和程序并重的原则。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刑罚执行活动，必须要保证它的严肃性。因此社区矫正的适用、接收、解除等都需要有规范的工作流程和衔接程序。通过这方面的规定，为社区矫正的具体操作提供依据。必须在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实体内容的同时完善社区矫正的程序内容，既赋予社区矫正机构在程序上的一定强制权力，作为做好矫正工作的保障，又对其矫正行为进行程序的制约，保证矫正工作中的公正执法，防止滥用权力、保护人权。因此，需要对试点中工作程序的好的做法予以研究和借鉴，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予以明确规定，以在宏观上更好地指导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建议设立法院判决与司法部门的社区矫正相对接的工作站，以完善矫正程序。

最后，要配足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并确保足够的矫正经费。需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区矫正人员配备机制。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应当由专职社区矫正工作者、社会团体和社会志愿者等社会力量，以及一定的警力组成。社会工作者可以被聘为专职社区矫正工作者，也可以作为社会志愿者的身份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为体现行刑的严肃性和强制性，除了专职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和社会力量以外，还要配备一定的警力。对专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要有较高的素质要求。要有必要的教育背景、品质和心理素质，要有良好的专业业务素质，还要有创新能力。国家要建立社区矫正工作者的资格认证、培训、考核与激励机制。建立社区矫正的经费监督与考核机制，设立专门经费用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合理使用，并对该经费的使用进行监督和考核。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配备问题上升为法律的规范，会进一步增强社区矫正内容的可操作性。

对社区矫正制度予以进一步全面而具体的规范。根据实际制定社区矫正法的专门立法。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配备方面的具体问题，可以在社区矫正专门立法时作出明确规定，以进一步增强社区矫正制度的可操作性。最终建立起社区矫正法律制度体系，以便为社区矫正的稳步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法制基础，确保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在法制化轨道上得到健康、快速发展。可见，在社区矫正蕴涵的惩罚性和恢复性二元功能中，如果选择不当，就可能导致刑罚和社区矫正的失衡，进而损害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因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如何发挥社区矫正的二元性价值，以及如何平衡二元性价值之间的冲突，是社区矫正发展与完善的重要环节。[4]刑罚理念及其制度、刑罚执行方式的变革与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平衡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社区利益、被害人利益和罪犯利益的过程。从社区矫正的法律价值和正义的取向来看，它是以惩罚为基础，以矫正（恢复）为主的刑罚制度，应当以平衡上述利益冲突，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恢复公平正义，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作为基本价值目标。和谐意味着合理地界定利益关系，合理地分配利益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切实保障各个利益主体合理的利益，平衡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社区矫正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兼顾罪犯、被害人、社区、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满足上述各个主体各自的利益需求。

参考文献：

[1]林仲书.北京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情况[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07（1）：15-16.

[2]王顺安.社区矫正研究[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88.

[3]王饪.中国的社区矯正试点工作概述[J].法律适用，2005（10）：24.

[4]锁正杰.刑事程序价值论[J].中国法学，2000（05）：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