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崇刚

欧洲各地的邀约纷至沓来，我还接到了美国的演出邀请。1956年，我接连在好莱坞碗（一座能容纳2000观众的露天剧场）、旧金山和芝加哥的歌剧院登台。此外，我还成功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了几个月的客座演出。斯德哥尔摩歌剧院开始意识到，把我这只《鸟儿》困在笼子里会很困难，因此，他们建议我签署一份客座演出合同，而不是专属契约。可即便是这种妥协，也很难吸引我——我渴望完全自由。

剧院有很多艺术家，在我之前及之后，都曾或长或短地要求离开一段时间。人们会权衡这样做的利弊得失：一来自由艺术家的前途似乎还不是很乐观：二来回到家乡总感觉很舒适，在不远的将来，还会有一份丰厚的养老金在等待着你。当然，我也没有完全放弃后者。

当时，剧院非常能干且富有经验的财务经理，认为我理所当然应该得到养老金，不管我如何抉择。这个消息让我很高兴。我向他致谢，给他鞠躬，感谢他对我释放出的善意：一份养老金的保证和最低出场费。

当我客座演出16年后，符合了瑞士可支付养老金的年龄时，却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剧院发放养老金的动静。我与养老金办公室联系，这里已由其他人在负责。事实上，前任歌剧院总裁，还有当时的财务官，都已经去世了。当我要求支付被承诺的养老金时，现任总裁格伦·钱德勒的表情像个活生生的问号。他将此事交到现任财务官贡纳·斯特朗手中。斯特朗眼镜后的目光很呆滞，嘴里咕哝道：《比尔吉特·尼尔森是不是应该获得一份养老金，这从来不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