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威

那是一本被我翻得残破不堪、如今早已丢失的书——《多情剑客无情剑》，作者古龙。

书里有个人叫郭嵩阳，以一柄铁剑扬名。他与主角李寻欢决战，对方不忍伤害，三次相让，郭嵩阳最终收剑认输。

感念于李寻欢的人格魅力，他以点穴之法羁縻住李寻欢，代替他去和鬼魅一般的荆无命一战。自知不敌，他以身试剑，故意让荆无命刺中26剑之后，还用最后一点力气把残躯悬挂于瀑布之上，让水将血污冲刷干净，以便随后赶来的李寻欢得以从伤口观察出荆无命的剑法特点，做到知己知彼。

尔时年少，深感震撼：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被克制的激情

我读《多情剑客无情剑》时，已是1990年代，那时中国社会的理想主义光辉已经暗淡。在理想主义澎湃的1980年代，金庸、古龙，年轻人几乎人手一册。

理想主义，其实是一种被集结起来的公共精神，想要以一己之身，去为国家、社会做点什么的自觉意识。武侠小说的流行，正因为它契合了蓬勃的公共精神，激发了担当意识。

故而从武侠小说的兴盛与式微，可以和不同时代的社会性格建立起某种对应关系。

回顾1980年代，理想主义气质其实相当程度上起于一种集体的稚气。刚刚改革开放，一个大变革时代来临，一切价值都在重构，而中国社会并不具备应付这个大变革的心智——因为长时间的阵营壁垒隔阻，人们见过的世面太少。年轻人充满希望，想要担当，但不知具体路径。武侠小说正因为符合这一气质，给知识青年的“为国寻路”热情提供了出口，也为普通人与时代如何建立联系提供了最通俗的解释。我们看到的，有中国自己的东西——传统文化里一种被克制的激情。

这种激情就是侠义精神，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有浓重的乌托邦味道的价值流派。

武侠的祖宗

侠义精神最重要的渊薮，是墨子。在墨子的主张里，这种精神叫“任侠”。

他先解释了“任侠”的意思：“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相当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然后阐明“任侠”的实践方式：“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不顾一切，扶危救困。

墨家不但有学院派的学术团体负责价值供给，而且有一个严密的组织体系来践行认定的价值。

墨子是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里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一个超越任何时代的终极道德实践家。正因其精神的纯粹，决定了其不可持续，不说世俗权力与其它秩序思想的攻击， 他建立的组织本身也会因为内部矛盾而瓦解——因为不可能人人都是墨子。

权力是最大的现实主义，墨家在秦朝碰上了死敌法家，在汉朝又遇上了霸道的儒家，再加多种因素作用，于汉代逐渐式微。然而即便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家，也不完全否定墨家的价值。“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见义不为，无勇”，隐约还是有侠义的影子。当然，这个“义”是有限定的伦理基础的，不是墨子那样的绝对的人本主义。

“侠”的精神，墨子是最“正宗”的一家，但并非独此一家，甚至也不是最早的一家。中国人熟悉的“侠”，至少还有两支。

一是“游侠”。这些人有的踽踽独行，爱管闲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的被收聚在贵族门下，成为“士为知己者死”的主角，比如孟尝、春申、平原、信陵手下的一些宾客。

二是“绿林豪侠”。从王莽时期啸聚于湖北绿林山的王匡、王凤开始，一直延续下来，代代有之，基本特点就是反抗官府、劫掠财宝。

这两类“侠”，都是血勇有余，但价值信念广度不足。如果说墨子作为一个先知，是良知和仁慈统领智慧与勇气的一个整体，这些人在最好的状态下，也只是其中的一个片面。

金庸和古龙所创造的武侠小说世界，是一个混合了各种“侠客”的江湖，但故事的主人公，一般還是有明显的墨者痕迹。郭靖是“侠之大者”，而李寻欢本身就是价值化身。武侠小说为了赋予主人公“任侠”的能力，必须虚构给他一身高强的武功。而墨家的“侠”，武艺并不是必要条件，所以墨者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号召。

墨家的“任侠”精神，是一种遥远的绝响，但因为它是超越任何时代道德的正义诉求，它点燃的星火从未熄灭。乱世，它是一声内心号角，太平时代，它是一种美丽想象。

对“任侠”的爱与怕

历朝历代，人们在想象空间里都会对侠义精神着迷，但退回现实生活，他们又会非常自觉地防止侠义精神在初级社群里滋长。儒法并用是历代国家治理的常态，儒与法，都与“侠”不兼容。

法，自然不用细述，这是一种严格否定的秩序，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私力的不受约束。所以韩非子说得非常明白：“儒以文触法，侠以武犯禁。”“带剑者”是“五蠹”之一，五蠹不除，亡国灭朝。

儒，有“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概括的广阔胸怀，但这是为知识分子专设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稀有阶级，故而这是“体制内”的专利。并且这一专利还有公认的转化途径，简而言之就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一心服务于政治秩序。

这显然与“侠”的存在方式冲突。墨子会把门徒派到各国去争取政治地位，但政治身份只是他们积累资源、更好地实现独特的价值信念的一种手段，如果现实与正义相违背，他们就一定归附良知。

更重要的是，儒家对知识分子的成长有一个顺序安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家直接到国，没有给社会留下空间，因而精英的社会化过程其实是一个“国家化”过程。而缺失社会视角，就会缺乏平常的公共精神，从而给普通人树立利人的榜样。所以，成为一个对国家重要的人，在一般化的市井经验里，是以“光宗耀祖”的自私形式呈现的，而不是标榜一个人为公共利益做了哪些贡献与牺牲。

传统社会的中国人，“家”是最重要的精神信仰，这与“孝道”这一社会治理手段息息相关。人们对历史可以含含糊糊，对国家大事多数一知半解，但每一族的族谱、每一户的家谱都非常完善、精确。今天人们指代脑海中最精确的事情，还会用“如数家珍”。

每一个普通人家的男性，最重要的身份是家族漫长的传承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纵向序列中的一个符号。所以，中国男性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承担“序列责任”，这一责任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则是保全性命，延续链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父母在，不远游”，“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谆谆教诲，在平民百姓的直觉认知中最后都演化为一条——不要冒险，不要死。

所以我们看到，在宋代陈元靓的《事林广记卷九·警世格言》中，“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样的句子，堂而皇之成为一种“经验”遗之后世。鲁迅先生解释说，这是“教人要奉公，纳税，输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闲事”。

这样的社会土壤，其实对“任侠”精神是敌视的。

除非出现了极端情况，那就是天下混乱，家本身已经难以保全，没有了退路。不论是墨子那种正气浩然的侠，还是报恩、复仇、劫富济贫的“侠”，大多出现于整体或局部的乱世。

如此看来，武侠精神的暗淡，其实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