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惠斌

从追寻国家、权力、资本，到寻找大国民精神，这是一种新时代的价值转向。中国的孟子不仅有“君为轻，民为贵”的理论，而且有一种大国民的思想。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里的“身”，即为个体，即为国民，即为顶天立地的个人。他，才是天下、国家和家庭的根本之所在。当一个国家或社会把个人或国民个体置于集体背后无足轻重的存在的时候，它也就同时剥夺了他的独立、权利、责任与担当。而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最大成就，就是把自由、权利连同责任一起还给了公民个人，实现了孟子的最高政治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的确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个人有“小我”与“大我”之分，即有古人所谓人格上的“小人”与“君子”之分。所谓“大国民”，还有另一层意思，它不是简单地指事业上的成功，而是指一种追求，一种对于公益事业的关心和投入。这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大公无私”或“公而忘私”，这是富裕起来的人们自然产生出来的一种对于人生更高境界的追求。就学者而言，中国历来不缺少“为民请命”或敢于直言的仁人志士，但是，把学问做到客观公正，使理论做得彻底，使科学做到顶尖，则是非有一定的积累和扎实功夫后而难以做到的。这里不僅是“一点精神”，而是整个生命的追求。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需要这样的一种大国民精神。

（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