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嵚

南宋刚开国就被打没了半壁江山，浴血抗金好多年，却在收复山河的大好机会下甘愿冤杀良将岳飞换和平。然后，南宋就是称臣送钱，其间的几次北伐也是雷声大雨点小，空有东南富庶大地，却一百年来窝囊到底，直让后人发出声声叹息。但这段窝囊历史里，最让人叹息的是：不缺良将不缺钱的南宋，偏偏北伐不给力。如果细看南宋的历史，答案或许呼之欲出：腐敗。

这就不得不提宋高宗。

宋高宗一辈子出名的错事很多，不出名却后果极其严重的，就是他对官员贪污腐败的纵容。宋高宗在位时，南宋的官员几乎到了“循良者十无一二”的地步。这从宋高宗的御用医生王继先身上就可窥探一二。

王继先凭着一手高超医术深得宋高宗宠信，从此作威作福，逮着机会就狠捞钱，单是在临安的豪宅就占了数百家民居。他十年如一日的贪污，积起巨额财富，以至于东窗事发时，家中仅货物就价值数千万钱；专用的私人海船比南宋军队的战舰还大；田园奴婢更是不计其数。一个宋高宗的御用医生都这样富可敌国，南宋其他官员的腐败程度可想而知。

然而，比起南宋开国时就上行下效的贪污风气，南宋后来越发流行的还有“馈送”风，即官员们用公款请客送礼。这种慷国家之慨的风气，其实在北宋时期就比较普遍，不过北宋官员办这件事基本还是偷偷摸摸，一旦被人揭发，都会深感羞耻。南宋官员却是相当想得开，从南宋中期开始，“馈送”就成了官场上的常例。朱熹的《朱子语类》记载，南宋当时大小衙门基本都会从公款里留出一笔开支，用于迎来送往。只要官员往来，他们基本就是五千贯、一万贯的送礼。不过事实证明，朱熹的这个估算，只能说是“限制了想象”。据记载，扬州这样的大城市，每年额外留出的“馈送”公款就有12万贯之多，这其中还不包括公款招待之类的费用。比如官员间送酒，每年都要送五六千斤。官员间的请客宴会，一顿饭就要花费上千贯钱。

如此巨额的开销，钱从哪里来？当然还是落到百姓头上。值得一提的是，南宋与金和议，理论上说，可以休养生息。但由于吏治腐败严重，官府开支暴增，致使百姓“休养生息”时，缴税却比宋金战争年代还要多。南宋百姓除了交正税，还要交“经总制钱”“面钱”等上百种税。南宋的地方官更是百年如一日“惟财赋是念”，就盯着让百姓多交税了。

而南宋自宋高宗年间起，由秦桧主持的“经界法”，更堪称坑钱大招。宋金和议后，秦桧打着“休养生息”的幌子，推出号称减免田赋的“经界法”，实际操作起来却步步是套路，里面“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困，饿死者众”。

这样的南宋在一百多年里，就这样被腐败侵蚀了肌体，一代代文恬武嬉，变着花样“爱钱”，直到把“富庶”的南宋彻底掏成元朝南下时可怜的空架子。纵是仁人志士望眼欲穿，又有多少战斗力？如此情景，岳飞那句掷地有声的豪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不患天下不太平”，更像是对南宋的一种无声讽刺。

（摘自《百家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