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玲蔚

中國是世界上拥有海外侨民最多的国家。到全国性抗战爆发时，全世界的华侨总数为750多万人，遍布各大洲。虽然中共在初创时期就与海外华侨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但一直到1935年“华北事变”后，才真正开始以全民族抗战的形式将海外华侨作为重要的统战对象加以争取和团结，华侨政策也随之开始系统化、制度化、理论化，并开始高度重视对于归国参加抗战的华侨之组织建设工作。这一时期，中共直接发起和组建的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延安侨联”），就是中共新的华侨政策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归国参加抗战的华侨之组织建设工作的具体实践。

成立背景

中共在倡导全民族抗战的同时，其华侨政策也开始逐步调整和转变

1935年8月1日，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向全国各界、各阶层、各党派发出了全民族抗战的“恳切号召”，倡导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也第一次明确地将“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与其他阶层并列，视其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团结对象。

中共开始将“抛弃关门主义”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基本策略，具体阐释为：“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战线上去”。具体在华侨政策方面，中共开始“称赞他们历来帮助中国革命的爱国举动”，明确提出要“积极保护华侨”，“为华侨提供庇护”，“欢迎华侨资本家到苏区发展工商业”。同时，中共派李立三、吴玉章、廖焕星等于1935年在巴黎创办《救国时报》，在国外广泛宣传中共的全民族抗战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中共提出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后，在海外华侨中引起强烈反响。各地华侨除积极支持“一二·九”运动，正面声援学生的爱国义举外，还强烈谴责国民党当局镇压民族救亡运动，对外妥协、对内内战的行径，积极响应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

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中共开始以稳定政权形式推进华侨工作

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作为中共直接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改善了边区人民生活，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赢得海外华侨的广泛好评和尊重、信任。

边区政府的建立，使中共开始以地方稳定政权组织的身份合理合法地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大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号召华侨回国参与抗战救国工作。边区政府成立不久，《新华日报》即发表社论，“动员全世界的千万侨胞，积极参加抗战”。毛泽东更是明确表明中共对华侨的态度，“共产党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二是建立早期的华侨组织机构，“开展和充实华侨救国组织，统一华侨救亡运动的领导”。1938年1月，廖承志受中共中央委派前往香港，与先前抵港的潘汉年等筹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1938年秋，中共有关部门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等学校挑选20多名华侨党员和青年学生组成海外工作团，由朱德担任工作团主任，到东南亚各国侨胞中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

1940年5月31日，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慰劳团抵延安访问，通过考察，认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延安边区“纪律严明，秩序井然”，与国统区及国民党官员形成极鲜明对照。陈嘉庚对延安的经济、社会建设给予高度评价，明确指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大批归国华侨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推动了延安华侨组织的建立

随着中共各类华侨机构的设立，中共倡导的全民族抗战之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得以有力宣传，各国华侨开始积极回国参加抗战。其间，海外各地华侨青年受华侨中进步组织的影响和中共抗日主张的感召，经由各种渠道前往延安学习和工作，投身革命事业。在他们看来，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像一块大磁石，吸引着海内外青年，投身进革命的洪炉里”。1938年成为华侨青年奔赴延安的高潮，仅5月至8月三个月间，“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去延安的……华侨青年78人。抗战初期，在延安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青年有2000多人，其中华侨青年达200多人”。

面对越来越多的华侨青年拥向延安，国民党政府开始百般阻挠，在南京、西安等归国华侨青年赴延安的中转地，以证件不匹配、“宣传赤化”等为由进行扣押，并于1939年5月“在陕甘宁边区周围设置5道封锁线”，阻止归国华侨青年奔赴延安。国民党设置的种种障碍，并没有能够阻碍华侨青年“不到延安誓不停”的决心。据统计，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数仍达4万余人，仅归侨青年就约600人”。据1942年的国内媒体报道，“当时北平大学生到国统区的只有20%，而奔向解放区的则达70%”。归国华侨青年到延安后大多被分配到各干部学校学习，陕北公学更是成为华侨青年最为集中的学校。

随着抗战的进行，赴延安的归国华侨不断增加，延安的华侨组织也开始酝酿和组建。陕北公学华侨联合会、南洋华侨回国服务团驻延安办事处（简称“华侨留延办事处”）先后成立，使中共的华侨事务从宣传、组织等多方面得以顺利开展。各组织对华侨的有效动员，使中共更进一步认识到华侨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华侨为抗战中的重要力量，延安华侨应起核心作用，以推动全世界千余万华侨同胞积极参加祖国抗战。”同时，延安的归国华侨在中共统战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凸显。“延安华侨应当负责沟通祖国与华侨的联系，将祖国革命运动同华侨运动联系起来，使华侨运动成为祖国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组建过程及其发展历程

由于赴延安的归国华侨数量不断增加，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影响更大的华侨组织——延安侨联，以便更有效地组织和动员华侨力量。延安侨联成立后，其工作重心与对中共华侨工作的影响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

抗日战争时期（1940年9月—1945年8月）

这一阶段是延安侨联的初步成立、发展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贯彻时期，其组织设置与中心任务开始逐步清晰与成熟。由于抗战的特殊背景，这一时期的延安侨联主要职能趋于多样化，不仅是中共成立的华侨团体，更是中共团结延安归国华侨、联系海外华侨的重要组织，同时也是动员延安归国华侨参与边区建设的重要机构。

1940年9月5日，中共中央以华侨留延办事处为基础，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留延安华侨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成立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其会址设在延安的活动中心——文化沟，并选举李介夫、谢生、冯志坚（女）、余震、杨诚等五人为执委，其中李介夫任侨联主任，由八路军总司令部的伙食管理员、中央军委办公厅行政处处长罗道让兼任秘书。至此，中共统一的华侨组织——延安侨联正式成立。

这一时期，延安侨联得到迅速发展。截至1942年6月8日延安侨联第三届执委扩大会议召开时，延安侨联“已登记的会员共有280人，留延市的共220人，以马来亚、泰国华侨最多，荷印、越南等地次之。成分方面，学生和工人占最多，学生文化程度以中学占第一位。南区分会会员最多，约占50余人”。延安侨联的各项工作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干部下乡”；“宣传研究方面，成立了研究小组……吁请华侨各阶层联合抗日”；“积极参加了东方反法西斯同盟”；“对外文字宣传……把边区如‘三三制的民主政治活动介绍给侨胞”；经济建设工作，“曾先开办一个华侨毛织厂和制药厂”。

由于延安侨联在抗战时期对海内外华侨的团结与组织，华侨成为中共抗战过程中的巨大助力。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对广大华侨在抗战中的爱国之举给予高度评价：“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

抗战胜利后及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时期（1945年8月—1950年7月）

伴随抗日战争的胜利，延安侨联虽然仍延续着密切中共与海外华侨联系的重要作用，但其统一战线的“民族性”大大减弱。除组织延安归国华侨奔赴解放区开展工作外，这一时期的延安侨联开始通过宣传等手段，号召海内外华侨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争取国共内战中海外华侨对中共的支持。

抗战胜利后，中共遂提出当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得到海内外华侨的热烈响应。随后延安的大批归国华侨随人民军队开赴各根据地开展工作，延安侨联主任李介夫等于1945年11月到东北根据地开展工作。1946年初，留在延安的归国华侨尚有100余人。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后，为了迎接和平建国新形势的到来，1946年3月12日，延安侨联召开会员大会，决定改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为延安华侨联合会，重新整顿组织，酝酿产生新的领导班子，并由中共中央批准配备专职干部，为新形势下的华侨工作做准备。

更名后的延安侨联发扬抗战时期的光荣传统，在内战酝酿时期以及全面爆发后，继续在对外宣传和对内联络方面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国共谈判期间，延安侨联利用军调执行部的有利条件，向海外华侨寄送《论联合政府》《解放日报》《告海外侨胞的一封信》等书刊至北平转发。为避免国民党的检查，使用北平出版的报刊做包装，掩人耳目。同时代转华侨家信和代华侨寻找亲人。1946年7月，廖承志回到延安主持新华社工作，他通过延安侨联写的《告海外侨胞的一封信》，将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的消息告知海外华侨。

内战全面爆发后，延安侨联主任谢生号召海内外华侨共同谴责国民党发动内战，“争取祖国独立解放，解除华侨的切身痛苦”，并提出“在延安及各解放区华侨应努力工作，参加解放区建设；海外华侨尤须继续努力展开民族民主运动，制止蒋介石的卖国行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对华殖民地政策”。归国华侨也纷纷以亲身经历明确指出“只有争取祖国独立解放，才能保证华侨的安全自由”。同时，延安侨联致信海外华侨，介绍了归国华侨抗战时期在边区生活、学习和开展抗日斗争的亲身经历，控诉了国民党当局在各地迫害进步青年的暴行。号召“海外的一切爱国同胞团结一致，才能粉碎法西斯独裁，才能使祖国不致沦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才能提高华侨在海外的地位，才能实现独立和平民主幸福的新中国”。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攻陕北，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延安侨联也撤出延安，随中共中央转战陕北。

1948年，延安侨联转战到晋察冀根据地的平山县。是年秋天，延安侨联为选举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又改延安华侨联合会为中国解放区归国华侨联合会，并推选李介夫为代表参加新政协会议。此时的延安侨联开始承担起新的历史使命，它协助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开展华侨工作，组织华侨青年奔赴前线和解放区，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協商会议的召开，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直至1950年7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归国华侨联谊会筹委会成立，延安侨联才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主要贡献和历史地位

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和边区建设，救助难侨

在宣传方面，延安侨联下设通讯采访小组，各分会也都设有文化娱乐股和宣传研究股。其文化宣传的内容大多是抗日救亡运动和边区建设，同时组织边区华侨认真学习文件配合整风运动，把边区“三三制”的民主政治与“大生产运动”的经济发展介绍给华侨。延安侨联第四次常委会还在《解放日报》上组织“我的一日”征文活动，鼓励留在延安的归国华侨用各种文艺形式，“以自己一天的工作、学习、生活为题材”反映边区的抗日活动，并聘艾青、肖林等为编辑顾问。“留延华侨为此踊跃撰文，活动取得了一定成绩。”华侨在边区开展的各种宣传活动，活跃了边区的文化生活，是华侨用笔杆子歌颂边区军民抗敌斗争的一种救亡方式。

同时，延安侨联积极发动归国华侨以各种形式向海外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争取海外华侨支持。在延安侨联的组织下，留在延安的归国华侨通过多种渠道，同所在国保持联系，沟通信息，将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的生动事例传播开去，打消一些海外华侨对中共的疑虑和误解，提高了中共在海外华侨中的威望。

在救助难侨方面，主要表现为保护华侨在海外的正当权益，给难侨以切实帮助。在欧亚局势发生剧变，出现大批难侨，而国民党政府又消极救侨时，中共则明确提出：“我国政府应该考虑到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回来侨胞予以便利优待，制定具体周详的办法，切实施行便利华侨投资国内的原则，尽一切可能给予侨胞造成便利的工作条件，使他们能尽量施展其才能，发挥其爱国热忱。”延安侨联在坚持生产自助的同时，热切关心和救助大后方各地的难侨。为了援助因太平洋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归国难侨，延安侨联同西北华侨实业公司及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筹款救济，并于1942年3月15日致电周恩来转达。

加强了边区华侨之间的有机联系

自抗战以来，各国华侨对抗战的进行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援助。到1941年，“海外侨胞汇款回国的，将近一万万元。平均每月汇款的数目是七百多万元，加上家信汇款，每月约一千八百万元，合计每月为二千五百余万元”。

当然，尽管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进行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但华侨资源分散，不同国家、地域的华侨实际上并没有实现有效的团结与联合，各地华侨并“不能精诚合作，共谋发展，甚至相互排挤，相互破坏”。“侨胞中往往还存在着帮派地域的观念，政党派别的隔膜，使团结发生种种的困难。这是侨胞救亡工作，加强他们抗战援助的最大障碍。”

延安侨联成立后，首先将延安地区的归国华侨有效地统一在一起。“延安侨联一成立，就得到广大归侨的热烈拥护，每逢侨联组织什么活动，归侨无不高兴地参加。”在延安侨联的组织下，许多针对海外华侨问题的研究小组开始成立，小组整理了南洋各地的材料，呼请华侨各阶层联合抗战，在南洋开展游击战争。“1941年冬，日寇南進，激起来自东方各民族人民的义愤。1942年春，延安召开了东方各族人民反法西斯大会，延安侨联积极组织来自东南亚、日本、朝鲜等地的华侨青年参加大会。”

延安侨联一方面团结了边区的华侨，另一方面通过对各国难侨的援助加强了中共与海外华侨及各国华侨组织的联系。通过对海外华侨的宣传号召，中共与海外华侨的关系日益密切，中共的华侨资源得到有效加强与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