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忠

我于1963年进入外交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工作关系，我有机会见证周总理的一些外交活动，还有幸为周总理做了两次翻译，近距离领略了周总理的伟人风采和人格魅力，从中深受教育，至今回忆起来仍激动不已。

周总理和礼宾工作

1966年夏的一天，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内部访华。我当时正从驻越南使馆回国休假，便参加了接待工作。越南专机于中午到达首都机场，李先念副总理前往迎接，并陪同越南客人到钓鱼台国宾馆下榻。抵达钓鱼台后，客人被引进一栋小楼。范文同曾多次访华，也曾多次住进钓鱼台，对里面的各栋楼房也大体有所了解。他看到这次住进的楼房较小，便悄悄询问身边的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这是几号楼？”陈大使答称：“三号楼。”范文同未再说什么。

下午2时许，周总理来到三号楼会客厅，准备与范文同会谈。他对外交部礼宾司安排客人住三号楼很不高兴。总理问礼宾司副司长为什么这样安排。副司长报告说，许多栋楼都住满了人，就连三号楼，也还是当天上午请陈永贵副总理搬走后才腾出来的。总理问：“为什么不住进六号楼？”副司长说：“六号楼住进了巴基斯坦议长，因为考虑到巴基斯坦是友好邻邦。”总理说：“可越南不仅是友好邻邦，而且是来自抗美前线，为什么不想一想？”接着，总理又问：“为什么不住进八号楼？”副司长面有难色地说：“八号楼正住着江青同志。”总理问：“有困难为什么不报告？为什么不把矛盾上交？”副司长只好低头接受总理的批评。总理表示要亲自去找江青商量。经过总理做工作，江青搬出了八号楼，范文同一行于当天下午住了进去。副司长当面向范文同总理表示了歉意，并说他为此事受到了周总理的批评。范文同对中方的周到安排表示满意，并请副司长转达他对周总理的感谢。

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日理万机，而对宾馆住房这样的“小事”也关心得如此具体，我们作为刚入部不久的年轻干部，无不为之感动。

“文革”中的周总理

对于20世纪60年代爆发的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早已作出历史结论，指出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在这场内乱中，外交部和外事口首当其冲，斗争的焦点是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17年来的外交工作。对此，外交部分成两派：造反派认为17年来外交部执行的是一条“三降一灭”路线。所谓“三降”是指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投降，“一灭”是指扑灭民族解放运动。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坚决打倒外交部长陈毅，“誓与陈毅血战到底”，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中央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总理。另一派认为17年来外交部执行的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革命路线，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对陈毅部长的缺点、错误可以批判，但主张“一批二保”，反对打倒陈毅。

周总理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下苦撑局面，多方斡旋。他同意对陈毅进行批判，但坚决不同意“打倒”。总理表示：“陈毅是外长，代表国家，是国际影响问题，对他的批评只能在外交部内，不能对外搞。”又说：“你们要打倒陈毅，陈毅就倒了？没那么简单。”

1967年8月7日，外交部造反派在东交民巷30号小礼堂召开“批陈小会”，另一派不得参加，只能在院子里观望。午后1时许，周总理身着银灰色卡其布中山装来到30号院内，准备进入会场。这时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报告说，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陳毅”的大标语。总理听后非常气愤，质问造反派头头：“昨天说得好好的，已经达成协议了嘛，你们还这个样子！”说着，总理便停下脚步，冒着酷暑坚持站在院子里，不肯走进会场。僵持了大约一个小时，造反派才不得不将大标语拿掉。散会后，等在院子里的人自动排成两行鼓掌，总理从中间走过，不时向大家挥手致意。

这期间，总理先后陪同陈毅外长参加过大小8次批判会。在一次批判大会上，造反派扬言要拦截陈毅的汽车，还说要冲击会场。当时身体已十分虚弱的总理愤怒地说：“你们准备拦截陈毅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由于激动，总理心脏病发作，保健医生紧急给总理吸氧气，导致总理30个小时无法工作。

就在8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的骨干分子王力在钓鱼台召见外交部造反派头头，大肆煽动极左思潮。他说：“你这外交部就这么难？红卫兵为什么不能干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我看你们现在没有真正掌握实权，有点权才威风。”他还说：“揪陈毅的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你们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坚决支持你们，将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王八七讲话”。在王力的鼓动下，外交部造反派和一些受蒙蔽的人于8月16日一举砸烂了外交部政治部，悍然夺了部党委大权，强行封闭了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室，并给各驻外使领馆发电报，通报夺权的消息。

由于中央对外交工作的领导失控，短短几天接连发生了砸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和8月22日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恶性涉外事件。8月23日，周总理紧急召见外事口造反派头头，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外交部“夺权”是目无中央，目无国务院。

8月25日，总理找杨成武谈话，委托他把“王八七讲话”呈送给在上海的毛主席。毛主席看后，在上面批了“大、大、大毒草”几个字，并说：“王力讲的这些话，连我都不能随便讲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还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王力于8月30日被抓了起来，关进了秦城监狱。

周总理吊唁胡志明逝世

1969年8月下旬，胡志明病情恶化。周总理先后派出三个医疗组到河内为胡志明治病，还派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吴阶平到河内进一步了解情况，并听取汇报，决定于9月2日再派出第四个医疗组，携带医疗器械前去抢救。这个医疗组乘坐的专机飞抵广西凭祥上空时，获悉胡志明已经去世，遂奉命掉头返回。

周总理含泪连声说：“我来晚了，我来晚了。”

9月3日，中国大使馆接到国内通知，周总理将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4日上午7时抵达河内，吊唁胡志明主席逝世，当天返回北京。代表团副团长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成员有中央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和中国驻越大使王幼平。通知说，考虑到越南领导人正忙于胡主席的丧事，为不给越方增添麻烦，周总理等三位领导同志将在大使馆下榻，而不住在越南的宾馆。当时我正在大使馆工作，见证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

王大使于3日午夜紧急约见越南副总理兼外长阮维祯，向他通报了上述情况。两小时后，阮维祯约见王大使说，越方同意接待周总理一行，但越方还没有准备好后事，而且胡主席的遗体已交由苏联专家做医学处理，因此周总理一行将无法向胡主席遗体告别。王大使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国内。

4日清晨，王大使率大使馆主要外交官很早就赶到机场。越南总理范文同、副总理武元甲和阮维祯，以及副外长阮基石、党中央对外部副部长陈志贤等前往机场迎接。专机未能准时到达，一个半小时后，经王大使劝说，范文同、武元甲等领导人同意先回到城里，留下党中央对外部副部长陈志贤、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黄保山和仪仗队。周总理的专机于9时55分才抵达河内，检阅仪仗队后，准备按计划到大使馆下榻。黄保山司长执意不肯。他恳切地说，越南领导人交给他的任务是务必要把周总理一行接到越南的宾馆，如周总理等同志去了中国大使馆，就意味着他没有完成任务，为此他将受到批评和处分。听了这一番话，周总理当即决定听从越方安排。到宾馆后，范文同总理、长征国会主席、武元甲副总理等赶到宾馆，见到周总理都放声大哭。周总理含泪连声说：“我来晚了，我来晚了。”事后得知，晚到的原因，是在专机上获悉越方的治丧安排，无法向胡主席遗体告别，故在南宁稍事停留，经过研究，决定仍按计划前往河内。

到医院向胡主席的遗体告别

9月4日下午3时，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中方参加的有代表团全体成员，越方参加的有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国会主席长征、政府总理范文同、副总理武元甲、国会副主席黄文欢、党中央对外部副部长陈志贤。周总理首先说，胡主席不幸逝世，中国党、政府、军队和全体中国人民都感到十分悲痛。胡主席一生奋斗，不仅为越南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而且对国际无产阶级也作出了很大贡献。胡主席同中国革命、中国党的关系尤为密切，他几次到中国，参加中国革命，同中国人民共患难，并肩战斗，同中国人民、中国党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胡主席的共产主义品质、对劳动人民的关心，他的革命意志、同敌人斗争到底的精神，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几十年如一日，值得每一个共产党员学习。胡主席逝世不仅是越南人民的损失，也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反帝人民的损失。周总理再次表示，我们没能在胡主席去世前同他见一面，这次来得虽很仓促，但还是来晚了。

谈到代表团的组成时，周总理说，代表团的成员都是同胡主席和越南人民共同战斗过的人。我是受毛主席的委托来的，我本人又是胡主席的老战友。叶剑英同志在抗日战争期间同胡主席一起工作过。对韦国清同志，你们是很熟悉的。周总理所说的“很熟悉”，是指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韦国清曾作为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到越南工作过。

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对周总理一行表示感谢。他说，在当前这个困难的时刻，请周恩来同志给我们提出一些意见，帮助我们。因为过去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两党总是一起商量问题，因此，当前我们很需要听取中国同志的意见。

周总理没有发表长篇讲话，主要是希望越南党和越南人民继承胡主席的遗志，对付美帝的侵略，强调这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周总理重申：“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周总理表示，胡主席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中国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斗争进行到底。周总理还通报说，中方将派李先念副总理率党政代表团参加胡主席的葬礼，还当面邀请范文同总理于当年9月底访华，并参加中国国庆20周年庆祝活动。范文同当即表示接受邀请。

4日下午，大使馆接到国内发来的中共中央给越南劳动党中央的唁电，对胡主席的逝世表示哀悼。大使馆政务参赞陈亮让我立即前往宾馆，把唁电交给王幼平大使。王大使接过唁电，立即呈递给周总理。我站在旁边看到，周总理由于过度劳累，明显地消瘦了。

吊唁活动结束后，周总理一行于当日下午乘专机回国。在启程前的最后一刻，越方还是安排了周总理一行到医院向胡主席的遗体告别。

通常情况下，中国领导人会亲自或派特使参加外国领导人的葬礼。而我国领导人专程前往吊唁外国领导人逝世，在我的印象中这是唯一的一次。

周总理回延安

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

1973年6月4日至11日，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和政府总理范文同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中方给予了十分隆重、热情的接待，除毛主席亲自会见、北京市举行欢迎集会外，周总理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同越南代表团进行会谈、举办欢迎宴会。我作为外交部亚洲司干部、越语翻译，有机会参加了接待工作。

当时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正处于重要的转折关头。1973年1月，越战敌对双方在巴黎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简称《巴黎协定》。根据《巴黎协定》，美军及其仆从军于3月29日全部撤离了越南南方。至此，越南战争虽尚未最后结束，但战事基本上停了下来。这时的周总理可谓思绪万千。十几年来，他代表大后方中国，为支援越南抗美，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而且总理在1972年5月就已被查出身患膀胱癌，他知道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这种心态下接待来自抗美前线的越南领导人，周总理显得格外激动。在歡迎越南代表团的宴会上，周总理发表讲话，高度评价《巴黎协定》的签订，并庄严承诺：“在越南停战后的新时期中，中国人民将继续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事业，直到取得彻底胜利。”我看到，宴会结束后，周总理把客人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外，并走下台阶，一直送到汽车前，这种情况极为罕见。

陪同越南客人访问延安

在北京的活动日程结束后，周总理陪同越南领导人乘专机到西安和延安参观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第一次回延安。当时的情景令我终生难忘。

专机抵达延安机场后，越南党政代表团成员和中方陪同人员的车队缓缓进入延安市区。尽管事先并未报道周总理要去延安的消息，但不知怎地，至少有十几万群众不约而同地拥上街头，把道路堵得水泄不通，致使车队无法前进。陪同前去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不得不走出汽车，站在人群里，指挥疏导交通。大约半小时后，车队才抵达宾馆。当时，我作为翻译，坐在代表团成员、越南副总理黎清毅的汽车里。他对我说：“看得出来，延安人民是在欢迎周总理。”

下午，在客人听取介绍延安情况前，周总理对中方人员说，中午趁大家休息，他悄悄地登上了宝塔山。为了防止被群众发现，再造成交通堵塞，周总理换乘吉普车前往，并绕道从庄稼地里穿过。不料吉普车陷进了泥里，是地方同志和警卫人员一起把车抬出来的。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总理已经患病。现在回想起来，那次周总理登上宝塔山，可能是在向延安城和延安父老作最后告别吧。

接着，周总理陪同客人参观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旧居和延安革命纪念馆。在参观毛主席住过的窑洞时，周总理边听解说员讲解，边插话补充。周总理说，一次，毛主席接受一名美国记者采访。这名记者在毛主席面前大放厥词，毛主席很不高兴，便站起来，一面用手打开窗户，一面说这是哪里来的臭屁，怎么这么臭呀？令美国记者十分难堪。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当一名年轻的女解说员讲到延安人民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打退了胡宗南军队的包围时，在现场演唱了一首地方小调，其中有一句唱词是“气得那蒋介石吧嗒吧嗒直眨眼”。唱到这里，周总理风趣地问那名女解说员：“你怎么知道蒋介石吧嗒吧嗒直眨眼？”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当看到1949年10月26日毛主席给延安人民的复电时，周总理停下脚步，指着电文中的几句话说，毛主席早在20多年前就嘱咐延安人民要“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但这一条我们做得很不够，很不够。我们虽刚到延安，但对周总理所说的“很不够”也已有所感觉。我们看到延安的经济十分困难，在外宾下榻的宾馆小卖部，货架全是空的。为了对北京去的同志表示一点心意，接待单位破例卖给我们每人2斤核桃。

当晚，延安革委会宴请越南客人，周总理和陕西省、延安市领导同志出席。宴会上还准备了当地的土特产煮玉米、煮土豆。客人们吃得很香。范文同总理说，他一口气就吃了两个土豆。宴会进行到接近一半的时候，周总理站起来当着客人的面说，解放都这么多年了，延安的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人民生活还这么艰难，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對此负有直接责任，今天要当众作自我批评。说到这里，在场的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忙站起来说，党中央、国务院和周总理对延安的工作始终十分关心，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他表示一定记住周总理的指示，尽快把延安的经济搞上去。

20多年后的1995年，我任驻老挝大使期间回国述职、休假，外交部组织部分正在北京的大使、参赞到延安学习、考察。旧地重游，看到延安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特别是商品供应丰富，不禁想起周总理当年抱病回延安的情景和在延安的讲话，思绪万千，无比激动。总理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始终保持着同人民的血肉联系，深受人民的衷心爱戴。正像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在一起，人民和总理心连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