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留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唯一将军

2016年11月19日，是老爸铁瑛100年诞辰。那天我雨中离开石头城南京，高铁一小时，来到冬阳明媚的人间天堂杭州。

午后4点，走近北山街这熟悉又陌生的大门，习惯地摸出证件，时光隧道里传来士兵一次次的查问：“你找谁？”“30号。”“什么事？”“回家。”“我怎么不认识你……”

是的，自从1972年5月爸爸临危受命，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半山腰的28号，就成了我们的家。而在外地工作的我，虽然谁见都说长得特像爸爸，但对大院流动的警卫战士，永远陌生。

1977年初搬进30号院，直至2015年5月搬出，它记录了四代人的生命过程，承载了最多的喜怒哀乐，分分合合。

消失在大屋顶新楼中的28号，“文革”中也遭受过抄家。1974年“批林批孔”，曾被杭钢造反派占领，爸爸被批斗，妈妈抱着全家最珍贵的财产——几本相册，被曦光大姐藏到128医院，兴冲冲从部队回来探家的大弟弟找不到家人……

1975年夏，西泠桥边留下幸福的合影，我和李洋在28号结婚，新房大床，铺上新床单，床面整齐叠起八床新棉被。

“妈，哪要这么多被？”“嫁女儿能没陪嫁？！”“我在北京工作，一间宿舍，往哪儿放？”“傻孩子，这里不是你家？！”确实，我的嫁妆大多留在家里，一年一年，接待四方亲友来客。

1976年11月，杭州是个寒冬，一连下了七场大雪，西湖结冰，能步行上三潭印月。我女儿在117医院呱呱落地。冰天雪地，屋里阴冷，家中客厅唯一的取暖设备，是一只汽油桶改装带烟筒的木屑炉子，围在四周木架上，搭满了孩子的尿布，我70多岁的姥爷偎边上取暖，兼给尿布翻面。

当时我是《解放军报》记者处记者，副处长和谷岩一行来杭采访，顺带到家看我，进屋大衣都没敢脱，吃惊万分地问：天呐，这真是省委书记的家？！

1977年春节，当了省委第一书记的爸爸，延续了惯例，搬进了30号小院。这里住过谭震林、江华、谭启龙几位省委第一把手。据说这楼建于20世纪30年代，是汤恩伯的别墅，作为战犯财产充公的。

楼内，上四间，下四间。楼下客厅，饭厅，大外孙外孙女房。楼上不知过去几位领导如何住，我们家孩子多，上面四间，爸妈一间，两弟弟弟媳各一间，妹妹妹夫一间，共用一个厕所。为照顾儿女多睡会，妈妈总早早起床，先上厕所……

管理局看不过去，准备贴东院墙再造一个二层楼四间房，让孩子们搬过去，保证第一书记有个方便的生活空间。

爸爸严正拒绝，毫无商量：我铁瑛绝不开这个先例！孩子们以后向单位要房，都会搬出去住，现在就挤挤，热闹。

从妹妹的女儿开始，爸爸妈妈又添了一个孙子，两个孙女，一个外孙，家里最热闹时，像开幼儿园。

家具锣齐鼓不齐，一屋有几色，枣红丝绒窗帘打着补丁，公家配的布沙发，妈妈买毛巾罩着扶手，白墙顶裂着细纹，陈旧的地板、楼梯嘎吱作响。

后来，爸爸的书房常借给我们外来户住住，反正我回家，从没固定之处，“打一枪，换个地方”，睡得最长久的，当然是爸爸的书房……

由于“公家”爸爸的执着，他才可能被中央多次表扬为“好班长”，成为军队留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唯一将军；才可能不忘为民初心，成为任上跑遍全省每一个县三次以上的第一书记，为第二故乡浙江改革开放打好基础的带头人；才会养育出我们这些自立自强的儿女。

叫铁瑛老爸，我们儿女们真的很幸福！

爸爸一直是“公家的”，所有的家事都由妈妈操持

僅仅一年半，院内翻天覆地。

走进大门，长卧石上“西湖山庄”四个大字，替代了过去的绿树环岛，左中右三条大路，抹掉了菜地、篮球场，依山竹林间弯曲的石径，长满藤蔓苔藓的30号围墙，以及向右近50米的凌空钢铁葡萄架长廊……

人的记忆却难以抹掉：

西边大屋顶建筑中，仿佛看见老省委副书记张景堂老人在翻地，浇菜，张老夫人和妈妈满脸大汗，一边谈笑，一边拔草；耳边不断回响着弟弟、外甥和战士们篮球场上抢球打篮板的呐喊声。还仿佛看见已经消失的葡萄架下柏油路上，爸爸的黑色小轿车进来，左转，上坡；出去，右转，下坡，30号的大铁门开合，常常不分早晚日夜……当然，更加永远无法抹掉的，是现已拆墙面路的30号小院内发生过的悲欢离合的记忆。

30号原来是院中院，我们家刚搬进去时，门口平房还住一个班的警卫战士。

已过花甲的妈妈，仿佛又多了一群要照顾的孩子。家里蒸的包子、包的饺子，总要送到班里。过年过节，糖花生瓜子橘子，家里还没摆上，先差孩子们送去。后来警卫班撤了，警卫连的干部也是家里的常客。三号大门值班和打扫院子的师傅，也都是苏阿姨长苏阿姨短亲热叫着……

院里有几株高大的桂花树，秋风一凉，金桂银桂开满枝头，幽香四溢。偶尔逢此季节回杭，瞧我树下拼命吸吮的陶醉模样，一向不准随便摘花的妈妈，竟剪了数枝插瓶放到我住的屋里，笑着解释：你难得碰上，特例。

1994年7月31日，70岁的妈妈病逝，平房灵堂刚挂好她含笑的照片，第一个痛哭跪拜的是三号门老师傅：苏大姐，你一走，世界上像你这样的好人没有了……

后来我听说，妈妈走后，三号门会客单少了一半，因为过去无论城乡亲戚，爸爸的老部下、老秘书、老警卫员，都是来看苏大姐、苏阿姨、苏奶奶的。

是的，爷爷生前并不太喜欢妈妈，但他老人家对妈妈的定义是非常精准：你爸爸用耙子往家里耙，你妈妈用铲子往外攫（倒的意思）。

爸爸一直是“公家的”，所有家事都由妈妈操持。“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这是在金婚纪念家宴上，爸爸亲口对妈妈说的。

家中孩子多，客人多，带来玉米花生鸡蛋，带走茶叶橘子火车票，经常寅吃卯粮，捉襟见肘。详细的说不清，但有一样我记得，家中第一台彩电，是二弟得罪爸妈严格管家，一年节省出1700元买的。电冰箱等许多电器，都是兄弟姐妹买给老人家的。所谓大有大的难处，一点不假。

妈妈走时，我心里特难过，想她吃苦一辈子，刚能享儿女福，又走了；可后来慢慢又想通了，从15岁参加抗战的妈妈，无论身份怎么变，从未忘过为革命为人民，她即便活到八十、九十，也绝不肯贪图自己享乐，忘记自己的初心和责任！

天堂里的爸爸妈妈，辛苦一辈子，不要再太累了，多爱自己一点，就是爱我们，爱老铁家！

我也快七十了，故地重游，怎么还是眼角含泪，如此想念依恋最亲爱的爸爸妈妈……

爸爸名副其实是我当作家的第一恩师和引路人

1980年，我进入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陈毅传记组，频繁去北京采访，写“文革”中的陈老总。利用北京开人大、党代会的机会，我常与爸爸见面，求他帮忙。

其实，请老爸帮忙并非容易。1970年，我在86医院当骨科护士，科主任邵宣告诉我，你是66届高中毕业生，科里准备推荐你到上海读第二军医大学，学完回来当骨科医生，断手再植需要女性的细致和耐心。

上第二军医大学是我高考的第一志愿，如今，因“文革”破碎的梦想将有望实现，我多兴奋！谁料，此时医院政治处借我去写新闻报道，辛苦熬夜还无法见报，实在压力山大，痛苦不堪！

我求爸爸找医院政委讲一讲，让我去读书。爸爸婉拒，理由简单：政治工作也重要，共产党员听党安排，彻底关上我当医生的最后一扇“窗”。

不料，这次为写陈老总，爸爸爽快牵线，目的只有一个，让年轻的女儿，写出老首长的英魂！

1981年冬天，北京西山叶帅家，爸爸带我去看望病卧床上的八旬老人。叶帅亲切握过我的手，把对陈毅元帅的回忆和评价娓娓道来……送出门的张秘书对爸爸惊讶地说：首长已经很久没有这样高兴，更没说过这么多话了……

京西宾馆我是常客，楼道里，电梯旁，凡偶遇的各大军区司令员、各省委书记，爸爸打招呼后就介绍：这是我的女儿，在南京军区陈毅传记组，写“文革”中的陈老总，她太年轻，请你教教她。我赶紧记房号，找秘书约时间。

可能是知根知底，每次采访时少了许多场面话，也不拒绝我的“刨根问底”，时间不自觉延长，真是听不完的生动细节和故事。往往临别还兴致未了，这几件事还有谁在场，叮嘱秘书给联系约谈。

于是，采访网才能越撒越大，直至写完出版《霜重色愈浓》这本有关陈毅元帅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书。我有了217位老师，其中对一些人的访问高达八九次……

《霜重色愈浓》一书1984年出版，全国60多家报刊连载，几十个电台连播，好评如潮，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希望写出“文革”中的周恩来……

此书后记的标题：“向217位老师敬军礼！”虽没点名，但爸爸永远是我第一位恩师！

后来，负责审查此书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把我的后记复印给研究室同志人手一份，批示要向铁竹伟学习，不能光看档案，要重视高层领导中当事人活材料的采访和抢救。1987年干脆把我借调到中央文献研究室，聘请我当特约副研究员。因为邓颖超大姐听秘书读过《霜重色愈浓》，她对李琦说，这位女同志虽然年轻，但对恩来的处境了解和把握得比较好。她同意中央文献研究室向南京军区借调我，完成周恩来“文革”部分的传记。1988年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邓大姐握着身穿军装的我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王军同志的手，亲切地说：你们写吧，我写不了了，你们不但要写恩来的优点，也要写他的缺点……

于是，我在北京两年半，看了大量高层及重大事件档案，采访了各界名人，在天津参加了周恩来国际研讨会，采访了英国、苏联等国多位专家，开阔了眼界和思路，与熟悉周恩来的作家韩素音彻夜交谈，热泪盈眶……

后来，周恩来“文革”部分的传记写作停摆，我先利用采访“边角料”完成出版了张爱萍题写书名的《红军浪漫曲》。后接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晖的电话，他请我写《廖承志传》，理由是，陈老总儿子陈小鲁说：那么多写我爸的作品，我觉得铁竹伟写得最像……

八年六稿完成邓小平题名的《廖承志传》，又受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委托，执笔了《我的伯父周恩来》。两部作品，我都去美国纽约领过奖。不知何时，约稿纷至沓来，竟成了社会上小有名气的红墙女作家。细想起来，爸爸名副其实是我当作家的第一恩师和引路人！

没有爸妈给我的生命，没有天时地利人和，如何能采访到成百上千的中国近代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当了一辈子官，可真不会当官

有一年，爸爸曾提出把我调回省军区，帮他写写历史的回忆，我思前想后，婉拒了：在你身边，干好是近水楼台，干不好草包一个！我还是在军区创作室，你的回忆文章，我全包。一向民主的爸爸欣然同意。

可能写领袖多点，和爸爸更多了些挚友似的交谈。

1972年，在中央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上，爸爸第一个发言。会后，周恩来总理紧握着他的手，笑着称赞：铁瑛同志你真痛快！当周总理代表中央宣布铁瑛担任浙江省委書记时，爸爸对总理说：我一直在部队工作，只在抗战时期兼任一段县委书记，到省里工作，恐怕干不好！

周恩来总理握着他的手，使劲摇了摇：干中学吧，浙江是鱼米之乡，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

总理的重托，使爸爸在“批林批孔”中腹背受敌时，宁可自己挨批，也坚持原则，决不“翻烧饼”，力保广大解放干部，最后一直留任浙江。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省委领导中只剩两个将军。后来，西藏的一位回部队了，还剩一个就是老爸。老爸向中央再三表示回部队，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说：你不能走，在浙江省委你是个好班长，团结一班人，继续揭批“四人帮”，还鱼米之乡于人民。

当年毛泽东，后来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到杭州，都多次说过表扬老爸的话。

我曾问：老爸，在省委会上，你传达过中央领导称赞你的话吗？

爸爸摇摇头说，不传达。我一辈子就是这样。

我问：老爸，到北京开会，你去看过邓小平吗？

爸爸回答：没有。工作上的事会上都说了，就不用打扰他休息了。

我坚持：小平是二野政委，你是三野陈毅部下，他不熟悉你啊！如，在中央通知粉碎“四人帮”并继续批邓会上，你站起表示：坚决拥护批判“四人帮”，但应停止批邓，因这两个事是正反面。会上只有江渭清表示：我支持铁瑛同志意见！会后有人向你伸大拇指，也有人说你还是个当兵的。这类似的事，应该让小平同志知道，帮助他了解你，更信任你嘛。

爸爸还是摇摇头说：我不会。

1983年，小平同志到杭州过春节，听爸爸分五方面有理有据的汇报，特别汇报到2000年浙江能翻两番至两番半时，小平同志异常高兴：好！铁瑛同志，你抓省里的同时，也要把省军区抓好。

爸爸笑着回答：小平同志，我已经退了。

邓小平略显意外：我怎么不知道？！

云栖竹林曲径，邓小平拉着我爸爸的手，边走边聊。爸爸事后跟我说：被领袖拉着手，我还是第一次，真有点不自然。

走到一处，小平同志说：来，铁瑛同志，我们合个影。这张照片，爸爸从没晒过。

一次，我给爸爸开玩笑：您当了一辈子官，可真不会当官！明明1935年在保定二师就参加“一二·九”学潮，组织进步社团，参加营救被捕共产党员老师，只要找两人证明，你就是红军干部，可档案里，你连入党做兵运工作都不算，把参加革命的时间定在进抗大的1939年，傻不傻？！

爸爸没笑，话语深沉：小伟啊，我参加革命这一路走来，多少战友在身边牺牲了，连新中国也没见到。心里记着他们，我只有勤奋工作，任劳任怨的责任，哪有什么资格争名争利？！

我顿悟，羞愧地点头，更敬重亲爱的爸爸，不忘初心，一身正气，两袖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