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奈

问题的提出

谁是中国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吗？答案原本是清楚的。

1958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讲话时说：人民公社这个事情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出来的。因为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不仅南宁会议没有料到，成都会议也没有料到，八大二次会议也没有料到。

1959年7月23日上午，毛泽东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说：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

2006年6月25日，国务院公布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旧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竖立在旧址博物馆门前的标牌背面写道：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创立于1958年4月20日，是我國成立的第一个人民公社，也是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乡村政治的典范。它的演变和发展为我们总结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但是，笔者在进行相关文献调查时，看到以下几则文字史料，使我对这个原本清楚的问题产生了疑问。

1958年4月底，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到广州去向毛泽东汇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准备情况，他们在火车上放开思想议论了许多重大问题，包括半工半读、教育如何普及、公社、乌托邦、过渡到共产主义等等。刘少奇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要使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准备条件，我们搞革命就是这样的，开始搞前一步的时候，就想到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路过郑州时，刘少奇对河南省省长吴芝圃谈了他们议论的东西，要吴芝圃试验一下。吴芝圃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多。不久，河南农村就出现了托儿所，食堂，工农商学也有了，乡社合并是老早就有了，只是不叫公社。

1958年8月8日，《红旗》常任编辑李友久撰写短文《河南信阳来信》。文中说：“并大社在河南已成为浪潮。信阳专区全区并成200多个大社。”“他们这里并大社，原来只是把社并大一点，好搞建设。到郑州一汇报，谭震林向他们讲了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关于包括‘工农商学兵的大公社的一番道理，回来就叫成公社了。”

1958年9月5日，《河南日报》发表通讯《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其中说：“遂平县卫星社根据《红旗》杂志第4期陈伯达的文章引证毛主席关于公社问题的指示，正式建立了全省第一个人民公社后，遂平全县迅速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信阳专区也掀起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

按照薄一波的回忆，河南最早出现的“不叫公社”的公社，可能是吴芝圃根据刘少奇的指示进行试验的结果。而根据李友久的《河南信阳来信》，似乎因为谭震林的谈话，他们才由“并大社”转变到“办公社”。《河南日报》则肯定地说，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是根据陈伯达的文章正式建立起来的。

事涉刘少奇、谭震林、陈伯达和吴芝圃，那么，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还是第一个人民公社吗？即使是，还能说是由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吗？

人民公社的本质特征

要回答上述问题，首先需要搞清楚人民公社的本质特征是什么，然后才能进一步考察谁是第一个具备这种特征的农村基层组织，以及它的这种特征是否是群众的创造。

1958年8月1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关于人民公社，他说：“我的意见就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

8月3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讲话。他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两个，一为大，二为公。我看是叫大公社。人多，地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这些就是大。农林牧副渔，农业合作社原来就有的，工农商学兵，是人民公社才有的。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的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取消，有些已经在取消了。”

毛泽东两次讲话，第一次提出“政社是合一的”，第二次强调“工农商学兵，是人民公社才有的”。

后来人们经常简单地将“一大二公”作为人民公社的特征。例如，在上述《河南日报》的报道中，就有“这种以‘大和‘公为基本特点的人民公社”的说法。这并不准确，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误解。如果仅有“一大二公”，那不是公社，而是大社或者农庄；它不是社会的基层单位，而仍然是农业生产单位。

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家的思想中，公社的本质特征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和“政社合一”的社会的基层单位（组织）。

从下列按时间排列的文字史料中，也不难得到这一结论。

1958年5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的发言。在发言的最后，他说：“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们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

6月30日，刘少奇同《北京日报》编辑人员谈话。他明确提出：“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就要开始试验。”

7月1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旗》总编辑陈伯达在《红旗》杂志发表短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文中有一句话：“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

7月16日，《红旗》杂志第4期刊载陈伯达的《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下》一文，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交通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经验所得到的结论。”

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他对省、地、县有关负责人说：“第二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差不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向共产主义过渡了，过去没有想到跃进这么快。”“刘少奇同志指示在徐水搞一下试点，搞共产主义，搞工、农、兵、学、商结成一体，在农村、机关、学校都搞。”

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在谈到人民公社的性质时，他说：“人民公社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比合作社高了一级。”

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当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主席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8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人民公社好，河南信阳专区总结出十大优点四项有利条件。报道开头说：“在祖国全面大跃进的鼓舞下，一个由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社会变革——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正在河南信阳地区蓬蓬勃勃地展开。经过试办的经验证明：这种乡社合一的、把工农商学兵合为一体，统一领导和管理的人民公社制度，更能适应我国农村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比一般合作社显示出更大的优越性，更能有效地促进工农业的更大跃进，从而加速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发展过程；是全面发展农村经济、文化事业，在广大农村中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最好的基层组织形式。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农业合作化制度又开始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

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议中明确提出：“要实行政社合一，乡党委就是社党委，乡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务委员会。”“大社统一定名为人民公社，不必搞成国营农场，农场就不好包括工、农、商、学、兵各个方面。”“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谁是第一个人民公社

判断谁是第一个人民公社，关键在于谁是第一个“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和“政社合一”的农村基层组织。

笔者在遂平县档案馆发现一份署名“嵖岈山卫星农庄”的呈报遂平县委的《关于建成卫星农庄的报告》。

报告说：一个拥有20个高级社、196个自然村、6534户、29859人、总面积272384亩、可耕地93927亩的卫星农庄已于4月17日召开了万人大会，在歌唱中建成了。这是遂平县第一朵共产主义之花，它将要结出红色的丰硕的幸福之果。

报告从水利建设、林业发展、开矿、发展畜牧业、养鱼、小乡小社感到劳力不足、群众要求机械化等7个方面介绍了建庄的起源；并从骨干队伍、粮食逐年增产、公共积累等方面说明了建庄的有利条件。报告还进行了“阶级分析”，汇报了“方法步骤”。

关于农庄的领导机构，报告说：“成立卫星集体农庄党委会，是乡、农庄统一领导的党委会。”“民主管理委员会设主席1人、副主席6人，下设8个部，即工业部、农业部、畜牧部、林业部、财经部、交通部、服务部、文卫部。”

这份用复写纸写成的《报告》，是关于嵖岈山人民公社成立的重要文字史料。《报告》中清楚地说明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农业大社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和“政社合一”的农村基层组织，充分表明嵖岈山确实是创立于1958年4月的我国第一个人民公社。

《报告》上没有标明日期，按照“卫星农庄”的称谓，笔者判断该报告写于1958年6月中下旬。

1958年6月8日和12日《人民日报》报道小麦高产卫星时，用的名称是“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并且在6月12日报道的“在打麦场上监督打场、扬场和过秤”的人员中，有“卫星乡乡长银宗武、卫星社社长钟清德”，表明这时乡、社行政领导没有统一，与上述报告中只提及“乡、农庄统一领导的党委会”相一致。

1958年6月15日，卫星农业社以“中共卫星乡委员会”的名义致“全体社员们”，转达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农业部对卫星农业社创造高产纪录的祝贺。

由此可见，6月中旬以前，嵖岈山人民公社所采用的名称是“卫星农业社”。

遂平县委领导到郑州向谭震林汇报发生于7月初，而根据汇报人娄本耀回忆，他连夜给县委办公室主任打电话，让其通知把“卫星集体农庄”改名“卫星公社”，同时让全县的其他几个农庄也改称为“公社”。

可以判断，“卫星农庄”这个名称只用于6月15日之后的一段很短的时间。

遂平县委原副书记娄本耀写于2003年的回忆文章《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诞生记》，虽不是确凿的史料，但可以作为《关于建成卫星农庄的报告》的一个佐证。文章说：

1958年4月中旬，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到遂平县参加嵖岈山下宋水库竣工大会，住在杨店乡。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丙寅也在杨店，晚上，杨专员从大会上回来，我们就借机向专员汇报了当时的农业生产情况。陈丙寅一下子汇报了农村在发展林业、水利、畜牧业，开发矿业，搞好多种经营，共同发展等六个方面存在的突出矛盾。这些矛盾乍听一大堆，实际上就是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中讲到的。联想到嵖岈山附近的土山乡、杨店乡、鲍庄乡、槐树乡都属于遂平县第三区，在老三区上建一个大社，这六个矛盾不就解決了？张树藩说：天晚了，明天再仔细研究吧。

第二天，陈丙寅把四个乡的书记、乡长通知来，大家一块讨论并社的事，一些群众听到消息也来要求成立大社。张树藩说要请示地委，立即拨通了地委电话，地委书记路宪文听了情况后说：群众有要求，就按上级文件办吧。

4月18日晚上，张树藩向群众宣布地委已经同意成立大社。至于组织形式，当时没有定。我和陈丙寅商量：一个大社几万人，吃、住、行都得考虑，是不是就按中央有啥咱有啥，设立政权组织形式，设立公安、民兵、农业、司法、多种经营等一些部。

县委书记蔡中田、副书记赵光从常庄赶到杨店后，大家就在一起讨论组织机构问题。决定：大社名称叫“嵖岈山农业大社”；陈丙寅任书记，钟清德任社长；成立农业部、工业部、交通部、财经部、内政部、林牧部、劳动福利部、文教卫生部八个部；四个乡书记任副书记，乡长任副社长。

4月20日在杨店召开大会，由赵光宣布了大社的组织机构。

容易与嵖岈山人民公社混淆，或者说相争的是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

1958年8月4日，新乡县七里营大社门前挂出“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

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毛泽东看见挂着的“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牌子，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毛泽东参观了七里营人民公社的敬老院、幼儿园、公共食堂等，并听取了公社成立的经过。

确实，目前还没有发现比七里营更早的人民公社挂牌的可靠史料。虽然在1958年6月间，一些地方出现了以“公社”命名的大社，例如浙江省诸暨县城南乡的“红旗共产主义公社”、辽宁省安东县的“前阳公社”。但它们只是“公社”，不是“人民公社”。

但是，相比于4月20日成立的嵖岈山农业大社，七里营人民公社只能称为第一个挂出“人民公社”牌子的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吗

要回答人民公社是否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问题，就必须考察嵖岈山农业大社（卫星农庄）的“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和“政社合一”是否群众的创造。

李友久在《河南信阳来信》所说“到郑州向谭震林汇报”发生在什么时候？

据《人民日报》报道，1958年7月6日至14日，华北六省、市农业协作会议在郑州举行，会议历时8天。这次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主持召开，最后由谭震林在会议上作总结性发言。

由此判断，“到郑州向谭震林汇报”应该发生在这个时间段。时任遂平县委副书记的娄本耀是当事人，据他回忆：

1958年农历五月下旬（公历7月初），河南省委通知我到郑州向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汇报建大社的情况。豫北的史来贺汇报棉花生产情况。谭震林听完我的汇报后说：你们成立8个部是政社合一呀！巴黎公社也是政社合一，你们和巴黎公社差不多呀！我说：我们想的是叫集体农庄。谭震林说：你们不像集体农庄，苏联是叫集体农庄，但你们不是。苏联的只是经济，不包括政权，你们像公社的形式，公社才是政社合一，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是政社合一。我说：那我们也叫公社不就行啦。于是，连夜给县委办公室主任打电话，让其通知把“卫星集体农庄”改名“卫星公社”，同时让全县的其他几个农庄也改称为“公社”。第二天，当史来贺根据谭震林的建议来遂平参观学习时，我们已经换上了“卫星公社”的牌子。

由此可以断定，向谭震林汇报发生于嵖岈山卫星农庄提交《关于建成卫星农庄的报告》之后，而汇报之后改变的只是名称，人民公社的本质特征已经存在。甚至可以设想，《关于建成卫星农庄的报告》正是为了向谭震林汇报而准备的。

《红旗》杂志第4期陈伯达的文章发表于7月16日，也是在嵖岈山卫星农庄提交《关于建成卫星农庄的报告》之后。同样可以断定，嵖岈山卫星农庄设立8个部和农庄、乡建立统一的党委会，与陈伯达的文章无关，《河南日报》1958年9月5日报道中“遂平县卫星社根据《红旗》杂志第4期陈伯达的文章正式建立起来”一说，是没有根据的。

嵖岈山农业大社是不是吴芝圃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在河南进行的共产主义社会基层组织的试验？显然不是。刘少奇的指示在4月底，而嵖岈山农业大社成立于4月20日，“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和“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也同时建立。

综合以上考证，根据目前掌握的文字史料，可以肯定地说，第一个人民公社是遂平人民群众（包括縣、乡、社干部）自发搞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