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兆云

1980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项南为福建省委常务书记（主持省委全面工作，一年后任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邓颖超特地请项南参加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邓颖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负责中央对台工作，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开门见山就打开了话题：“对台工作是80年代的三件大事之一，中央已有既定政策，工作主要靠你们福建去做。”

这次谈话，邓颖超专门把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等老同志请来。此前项南曾专门拜访罗青长，听他谈对台工作需要注意的问题。当年周恩来病危前，还躺在病榻上，吊瓶输液和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罗青长在对台工作上颇有见地。

“福建是统一祖国的基地，你到后要把这个基地建设好。”邓颖超殷切地对项南说。

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也说：“福建的对台工作和侨务工作在全国占很重要的地位。你到福建去，那里的工作就拜托你了。”

中央领导在对台工作上，对福建寄予很大期望，这使项南深感责任重大。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方针是和谈，力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以蒋经国为对手，同国民党谈判；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反对‘两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

这个省委书记不寻常，在高层中首次提出要与台湾展开经济竞赛

上任伊始，项南即把对台工作同发展经济、侨务工作并列为20世纪80年代福建的三大任务。

1981年1月下旬，项南第一次下闽南调研，站在海边眺望对岸台湾，思绪如潮。2月27日，他在省委常委“吹風会”上，不仅把福建放在全国范围内作比较，还与台湾比，说：国民党曾经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但我们的经济却落在它的后头。国民收入，台湾是235亿美元，而福建才41亿美元；进出口额，1980年台湾是395亿美元，福建仅是可怜的5亿美元。

他还从时间纵深拉来一个数字作比较：1965年前，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人均年收入差不多；1976年，台湾农民平均每人收入合800元人民币，我们才六十几元，这就是说，经过十几年却拉大了十几倍。“这个问题再拖下去，不要说台湾统一，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答应啊，人民经不起我们这样拖下去。”

改革开放之初，在当时气候下，这种对比难免会引起一些不小的震动：不是说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吗？怎么现在却来了180°大转弯？一个共产党的省委书记，老讲外面好，岂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能不能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台湾比呢？项南不假思索地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可以比，应该比。不过，比得不怎么愉快就是了。”

有人说，全国除西藏外，福建是唯一没有中央直属项目的省份，没办法，作为前线就带来了这个损失。

“这个事情我们不能怪中央，也不能怪中央各部委，恐怕只能怪蒋介石。”

“要不是蒋介石仗着美国人的势力，赖在台湾小岛负隅顽抗，我们福建经过30多年的建设，到现在恐怕很像样了。”项南幽默中带着严肃，接着话锋随即一转，“福建落后这件事，我们除对蒋介石作点批评外，还在于我们舍不得把包袱甩掉。”

项南说，新中国成立后福建一直被当作解放台湾的前线，准备打起仗来“破罐破摔”，所以从没有投资进行大的项目建设。“前线”这个大包袱福建一背就是30年，以致工业基础极为单薄。“一个小的原因是福建地处祖国前哨，国家投资少，但根本原因则是‘左的路线干扰、‘左的思想的束缚。这个观念不改变，坐等台湾解放，福建只能永远落后。极左思想不清除，哪里还谈得上改革开放？”

项南给大家的不全是悲观的信息，他话锋一转，提出福建要与台湾展开竞赛：“福建是前线，难道台湾就不是前线？为何台湾可以搞十大建设，福建就不能搞？我们经济上暂时是落后，但军事上是福建怕台湾还是台湾怕福建？是厦门怕金门还是金门怕厦门？”

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福建省领导人首次提出福建要与台湾展开经济竞赛，不啻石破天惊。

项南并非异想天开，他显得胸有成竹：“中央给福建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等于给我们身上安了两个翅膀，长了翅膀还不能飞，这就说不过去了。”

常委们咀嚼着项南的话，陷入沉思。

“福建人民是勤劳的，而且富有创造精神，我们的资源也比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南朝鲜要丰富得多，他们能够做的，为什么我们不敢做？这样一比，知道差距，并不是要甘居落后，而是可以比出志气，可以自强不息，奋起直追。只要我们解放思想，继续清除‘左的思想影响，抓住有利时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就一定会有生产力的大发展，使我们的经济大大地加快发展速度，就能赶上甚至超过亚洲‘四小龙的水平。”

项南对此深信不疑，且充满自信。

4月4日，项南在福建省两会上讲话。当他把在省委常委会上对福建同台湾所作比较，再次通过一系列数字端出时，全场鸦雀无声，比起先前初闻之下的那些省委常委，大大小小的代表更是听得目瞪口呆。

代表们听得新鲜，听得刺激，也听得振奋，因为新来的省委书记说知耻近乎勇，要和台湾来个竞赛，只要解放思想，用好中央政策，坚定改革开放，假以时日，就完全可以赶超台湾。

这样的报告，给了两会代表一个全新的感觉、全新的认识，这个省委书记不寻常！

确定把福建建设成“统一祖国的基地”，成立全国第一个台湾同胞联谊会，隔空向台湾领导人喊话

“对台工作是福建同志每天都应该想的事情。地、县委第一书记要亲自抓这项工作。”项南主政福建后，反复强调。

初来乍到，项南便专门约见省台办负责人石宏耀等，了解对台工作恢复几年来的工作情况。

项南要求省台办负责人每个月都向他通报一两次情况，谁找谁都可以。此后，他与省台办之间保持了经常性联系。省委在召开以对台工作为主题的常委会议时，还形成制度地邀请省台办和有关部门参加。

1981年4月23日至29日，省委召开对台工作会议，项南作题为《福建应该成为统一祖国的基地》的报告，确定把“统一祖国的基地”建设，作为全省各地党委的一项带战备性的任务。

项南在会上提出时间表，争取在当年上半年完成台胞落实政策工作，当年底完成去台人员亲属落实政策工作。

在项南的精心擘划下，4月27日，福建省第一次台湾同胞代表会议在福州召开。全国台盟主席林丽韫莅会。

5月1日，全国首家台湾同胞联谊会宣告成立，卢嘉锡当选名誉主任，朱天顺为主任，张克辉、石宏耀等为副主任。

对台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都由中央统一制定，福建省只是进一步加强对台宣传的问题，依据《告台湾同胞书》和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宣传大陆对台方针政策，对台湾当局曉以大义，陈以利害，动以感情；对台湾人民，则提高他们对中共对台方针政策的认识，积极促使台湾当局走和平统一道路。

项南认为，如果搞得好，台湾可以早日与祖国统一。福建做好经济工作，加快发展，也是对加速祖国统一的重要贡献。他要求省电台要加强对金、马的广播，并大力改进广播内容和技巧，提高节目质量，扩大宣传效果。《福建日报》《福建画报》等报刊和福建电视节目，要增加对台宣传内容。电影、文艺团体要创作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对台文艺节目和作品。

福建对台工作轰动全国的大事之一，是台湾国民党空军少校黄植诚驾机回归大陆。1981年8月11日，项南和福州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在福州亲切接见了黄植诚。一年多后，国民党空军中校李大维驾机投向祖国的怀抱。

1981年10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发表谈话后，福建省人大、政协举行座谈会。与会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均认为叶剑英的讲话，再一次表明了中共谋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统一祖国的诚意。

项南出席座谈会，并指出，福建省为了立即响应叶剑英委员长的谈话，可以做四件事：一、闽台一水相连，两地政府立即开始接触，交换意见。二、闽台两地人民探亲访友不应受任何限制。福建不要任何手续，可以在三沙、平潭、崇武、东山四个地方接待台湾同胞，对愿意到其他地方去的台胞，也将提供方便。三、欢迎台湾同胞到福建定居，来去自由。四、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到福建投资，发展经济，享受祖国的各种优待。

10月11日，福建各界隆重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项南出席茶话会并发表讲话：“为了响应胡耀邦主席的号召，我代表中共福建省委、省人民政府和福州市人民政府，邀请台湾省政府和台北市的党政领导人到福建省和福州市来看一看，坐下来谈一谈。”

项南指出：10月10日晚，台北庆祝辛亥革命70周年的会上，“有一点是使人感兴趣的，就是蒋经国先生也谈到国家要统一，尽管在如何统一的问题上，双方有不同的看法，但国家要统一这一点，总算有了共同的语言，也就有了合作的起码的基础”。

针对台湾当局的“台湾什么都好，大陆什么都不好，台湾人民自由，大陆人民不自由”的歪曲宣传，项南说：“究竟谁好谁不好，谁自由谁不自由，我们暂且不去作结论，最好的办法是让台湾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人士前来大陆看一看，然后大家坐下来谈一谈，比较比较。古语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还是眼见为实嘛！台湾是不是什么都好，让台湾和大陆人民比较比较后再说吧！至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说我们什么都好，我们总是说，我们虽然翻了身，但还是很落后，还有缺点错误。不久以前，中国共产党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32年来的功过是非都作了公正的结论，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项南的讲话，传到了台岛。

项南经过研究和比较，还不时为台湾做某些实事求是的广告。

1982年9月，项南下乡坐的那辆半旧的公务中巴车，开进了“水果之乡”漳州（当时叫龙溪）。他为这里优越的地理、气候条件叫好后，提到了农业引进问题：“龙溪地区发展农业条件优越，但现在的许多作物品种不行，栽培技术不行。你们知不知道呀，台湾的农业技术水平非常高，水果、花卉等品种非常好，要想办法引进来。”

十几年后，就在漳浦“花果中心”附近，每年11月18日都要举办“海峡两岸花卉博览会”。台湾花农成群结队地飞过台湾海峡，来这里开办农民创业园，交流种花种果科技，积极参与两岸民间各种往来。

停打宣传弹。礼送台湾“海难”渔民、“空难”飞行员。独特的宣传和文化交流，架设起沟通两岸的桥梁

礼送台湾“海难”渔民

1958年炮击金门后，海峡两岸虽然不再有惊天动地的炮来炮往，但军事冲突仍时有发生。在蒋介石“反攻大陆”思想指导下，台湾武装特务、军舰、飞机对大陆袭扰不断。与之相伴的是，两岸改打宣传弹，“单打双不打”，一打就是二十来年。1979年元旦，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两岸关系趋于和缓，但宣传弹照样你来我往。

1982年7月，廖承志致信蒋经国，殷切期望台湾当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此信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热烈反响，更坚定了项南停打宣传弹、两岸和气生财的认识。

11月，项南陪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厦门胡里山炮台，眺望海峡对岸时，郑重提出了这个建议，并说：“两岸气氛如果还这样对立，环境还这样充满火药味，谁会来厦门投资办厂？”

胡耀邦当场表示赞成，不失幽默地说：“打宣传弹，一损财气，二花力气，三伤和气，四还污染空气，五无任何效益，应该停止。”

福建前线部队马上遵照执行，不久后台湾方面也如此办理。

宣传弹虽然不打了，双方却又搞起了空飘、海漂等动作。台湾方面，宣传品里头或放手表，或放电子计算器。大陆呢，宣传品里则装了茅台酒，从海上漂过去。

项南认为，这也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漂不到地方的，大都被各自的渔民捡了便宜。

1985年11月，项南在会见首批访闽的37国驻华使节、外交官及其夫人时指出：“我们已经不搞空飘、海漂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台湾方面还是很有兴趣搞什么空飘。有时候，这些空飘也能飘过来。我们准备耐心地等一等，可以一直等到他们没有多大兴趣的时候为止。”

后来，台湾也不搞这些小动作了。海峡两岸出现了风平浪静的局面。

项南曾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说：“台湾人民是我们的兄弟，无论是从哪个意义上讲。从中华民族这个意义上讲，是我们的兄弟；从台湾与我省的历史渊源的关系讲，也是我们的兄弟。”他认为，要使两岸人民尽快化解隔阂与对立，就必须对涉台事务“一枝一叶总关情”。

不久，一艘台湾渔船在福建海域遇难，13名台湾渔民被救到了福州。福建方面通过广播、报纸转告台湾，但对方就是不回应。福建提出把这些渔民送到香港，再由台湾接回，台湾方面又不同意。半个月后，这些滞留的台湾渔民不满情绪日增，连同他们的家人，都开始怀疑是大陆扣留不放。

项南同意省委统战部部长兼台办主任张克辉（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意見：派渔船载这些台湾渔民出海，在海上寻机交给过往的台湾渔船带回。这些台湾渔民将信将疑，还担心中途有变，要求福建派可靠的官员随船出海。

出生在台湾彰化的张克辉，受命护送。头天在公海，连遇几条台湾渔船，但对方一听，莫不敏感，担心由此惹祸，说什么也不肯让他们上船。第二天再次出海，幸好有人认出了熟人船只，费了一番口舌，才勉强搭上了回台湾的“顺风船”。

这些劫后余生的渔民和家人团圆后，才知问题出在台湾当局。他们感动于大陆的真诚友好，口口相传中，为对岸福建和大陆的善意作了最好的宣扬。

礼送台湾“空难”飞行员

1983年6月，一架台湾运输机在金门上空起飞不久发生空难，机毁人亡。其中一具遗体漂浮到了南安和晋江交界的海域。大陆渔民按传统习俗捞起遗体，发现死者是国民党空军中尉，就运回渔港，并报告当地政府。

项南很快就从张克辉的报告中知道此事，交代他妥善处理。

张克辉从福州驱车赶到南安，与地方干部商量对策。多数人主张立此存照后就地掩埋，做个记号，嗣后再把照片送到台湾，不然时值酷夏，尸体很快就会腐烂。张克辉认为，若就地掩埋，留下后遗症，今后可能造成更大麻烦。兹事体大，他不敢做主，马上请示项南。项南明确指出，不能就地掩埋了事，得把人家的遗体送回台湾。如何送回这件事，难住了大家。

束手无策时，项南来电话，传达邓颖超的指示，要想一切办法把遗体送回金门。显然，项南向中央报告了此事，他的主张得到了邓颖超的赞同。

然而，两岸尚未有沟通渠道，到底以怎样的方式把空难人员的遗体送还给台湾方面呢？项南要张克辉让人先用福尔马林把遗体保护好，然后再想办法把信息传递出去。

金门方面的广播，南安和晋江交界处常常听不清楚。那么，这边的广播，金门能否听到，谁都没个把握。

项南听了电话汇报，让张克辉联系解放军广播台试试。军方回答，保证能让金门那边的守军听得清。于是就订了商谈移交手续的具体地点和时间。

次日上午10点，张克辉坐一艘插了红十字旗的小船出海，到广播约定的某个无人岛边等候。金门果然来了人，且同意大陆方面的意见，决定把遗体运往金门。

第二天，当地渔民把装载台军遗体的渔船开到约定的无人岛边，金门船只按约到来。台方来人验看并接收遗体后签字盖章，称大陆仁至义尽，代表在金门等候的失事飞行员家属再三感谢。

移交手续很顺利，此事在台湾反应极好。

架设“沟通两岸联系的桥梁”

在对台问题上，项南认真研究和了解相关情况，提出：现在以军事手段为主的时期已经过去，福建前线广播电台这个名称已经过时，用“前线”这个名称，那不是仍旧把台湾当作“敌方”吗？

项南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建议解放军总政治部更改前线台的名称。后来，就改为海峡之声广播电台。

一次，讨论输台录像带、录音带问题时，项南提出“要用最现代化的手段进行对台宣传工作”。他谈到大陆拍摄的《西安事变》录像带输送到台湾后引起很大轰动，以此来说明使用现代化宣传手段的重要性。据此，他建议向中宣部申请30万元经费，用来建立专门录制输台音像制品的长龙影视联合公司。

1984年2月1日，农历除夕，福建省省长胡平通过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向台湾同胞发表新年贺词，在台、澎、金、马引起强烈反响。

3月，项南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调整省委对台工作小组，确定由省委常务书记胡宏主管全省对台工作，省委常委张克辉任组长，主持全省对台日常工作。省、地市、县委对台工作小组，起参谋和协调作用。省、地市、县对台工作办公室或对台工作部的主要任务，包括进行对台政策教育、对台宣传，做好对台湾同胞、去台人员家属以及其他同台湾有关人士的团结教育和落实政策工作，组织两岸亲人会亲，接待回大陆参观、探亲的台湾各界人士，做好回大陆定居的台湾同胞的安置工作，积极引进台湾的资金、技术和优良品种等。

1984年夏，福建省文联筹办《台港文学选刊》。经批准同意后，编辑部考虑要有个发刊词，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项南。

项南认为这是打“台球”的极好方式，欣然命笔。收到约稿信没几天，7月6日，他一气呵成《窗口和纽带》一文。

此后，项南一直关爱这家全国唯一专门介绍台港澳及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学期刊。该刊也不负项南期待，始终以“瞭望台港社会的文学窗口，联系海峡两岸的文化纽带”为办刊宗旨。那些年，对这类刊物时有一些议论，经项南出面，事情得以化解。

几年下来，福建打“台球”的场所和平台渐渐地多了起来。

8月，经省委同意，金门、马祖同胞联谊会成立。

11月，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视察福建，在厦门深情眺望台湾海峡。

项南汇报时说：“全国8家对台广播电台，福建有5家，除海峡之声、华艺广播公司外，省、市广播电台都设立对台部，我们还成立了长龙影视联合公司，专门从事对台录像的制作和发行。”

邓颖超深入海峡之声广播站，看望坚持对台宣传的播音员和从事对台工作的同志，赞扬福建省、厦门市对台工作做得好，做得生动。她说：“宣传要有针对性，实事求是，注重实效。”

“我们已吸取了教训，改变了空洞的说教。宣传弹不打了，空飘、海漂也不搞了。”项南说。

“对，要用事实说话。”邓颖超非常赞成。

“我们的对台贸易有较快发展，允许有条件的地县都开展小额贸易。同时还开展了文艺交流。1982年泉州举行南音大会唱，台湾同胞和东南亚各地的乡亲一起赴会参加演唱，热闹非凡。我们设想先从贸易和文艺交流着手，加强两岸的联系。”项南谈了省里已做的一些工作和以后的打算。

“福建有条件在对台方面做不少工作，一定要抓紧。”邓颖超强调指出。

“有些台胞偷偷回闽探亲，两岸事务性接触也不断，我们都力求做好接待等工作。”

邓颖超点点头，进而提出了希望：“从封闭走向开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要寄希望于民众，关键是我们要做好工作。福建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项南还向邓颖超汇报了福建开展对台贸易的情况和困难，希望中央能有个可行的办法。邓颖超表示，将委托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与福建方面商定几条办法实施。

年底，谷牧带着邓颖超的嘱托来到福州，一并带来的还有一场“广东、福建两省经济特区工作会议”。

中央对闽粤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原定5年，到1984年底期满，今后该如何做？工作会议决定，从1985年起继续实行，5年来凡是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各项政策延续下去，并根据新情况，在计划、财政、金融、外汇、外贸体制以及对台贸易方面赋予两省更大权力。

针对一些议论，谷牧严肃地指出：两省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不要对两省评头论足。

1985年2月24日，省委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尽量创造两岸和解的气氛。7月，福建电视台开办了《海峡同乐》节目，加强对台宣传，也为台湾同胞提供各种服务，节目深受台胞们的欢迎，被誉为“沟通两岸联系的桥梁”。

最得台湾民心的共产党省委书记。保下妈祖祖庙。推开40年紧闭之“门”

关注台籍青年的就业、就学、生活问题

厦门有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叫鼓浪屿。鼓浪屿上有个著名的风景点日光岩，这里不仅是鼓浪屿的制高点，也是厦门最负盛名的标志性景观。不知从何时起，这里架起了两架高倍望远镜，供游人眺望海峡对岸的金门岛。这个项目就叫“望金门”。

无独有偶，在海峡那边的大金门岛上，也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拥去，也是为了从高倍望远镜中看一看这边。他们称之为“望厦门”。

项南决心以一些“特殊办法”，推开这扇紧闭的“门”。

福建宁德人林卓午，曾任中华邮政总局驻西安第三段军邮总视察，授少将军衔，是延安时期国共通邮的先驱者，其贡献直到去世后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项南关于对台工作的讲话发表后，宁德为他补开了追悼会。项南认为调子太低。因为许多方面还不便公开讲，他便让省委书记金昭典代表福建省委接见了林卓午的家属，表示慰问，对林卓午的贡献作了高度评价。

项南这样做，对台湾和“三通”大有影响，因为林卓午的許多老部下在台湾邮电部门工作，台北邮电局局长就是其原来的秘书。

对台工作也存在一个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问题，特别是落实政策的情况。项南要求组织力量逐人逐户检查台籍同胞政策落实的情况，力争在1981年上半年全部完成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项南特别关注台籍青年。一天晚上，他打电话给省台办，问全省尚未安排就业的台籍青年究竟有多少。因为他看到有的说是600多人，有的说是300多人，还有的说是900多人。这引起了他的重视。

在省委常委讨论贯彻中央《关于落实居住在祖国大陆台湾同胞政策的指示》的会议上，项南提出一个“二四六”计划。“二”指的是房子问题（那时房子一般盖二层），“四”指的是400名台籍待业青年的安排问题，“六”指的是有困难台胞的60万元生活补助费问题。

针对第二项，项南说：“400个人的问题还解决不了，还谈什么团聚呀统一祖国呀，祖国连个工作都没有，还有什么温暖呢？所以说，解决这个问题意义很大，各县当县长、县委书记的，哪个孩子没有解决，要一个一个开出名单，人在哪里就在哪里安排，由哪里的政府负责安排。”

项南提出对台籍青年就学问题应采取特殊办法，如在华侨大学、厦门大学设一个台湾班，福建对台工作这样重要，设一个台湾班是完全可行的。他在省台办副主任石宏耀1981年5月提交的关于在一些大学设台湾班，加速培养台籍青年相关措施的报告上批示，强调“要不失时机地从现在起就着手进行”。

落实台胞政策，解决台胞子女升学就业问题，堪称“老大难”，但项南一来就下力气解决。

30岁出头的台湾青年林先生来福州定居，省台办按其中专文化程度，根据福州市的标准给他适当安排了工作和生活。但他不满意，给项南写信反映情况。项南在信上批示：“我们连一位台胞都不能团结好，怎么团结好1700万台湾人民。”

除此之外，项南还当即打电话给石宏耀，说：“一个台湾同胞到福建来，身边没有一个亲友，不适应这边的生活，困难大得很。我们共产党不照顾他，谁照顾他？！他是不满国民党的统治来投靠我们，我们不能投靠，他去投靠谁？”

15年后，在一次座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春节讲话的台胞聚会上，谈到国家对台湾人民的关怀，一位台籍干部不由自主地联系到了项南当年的关爱之情，深情地说：“项南先生关心爱护我们台胞，就像是爱护他自己的儿女啊，他不但自己爱民如子，还要各级干部也要爱民如子……”他热泪盈眶，激动得话也说不下去，会场一片肃静。与会台胞纷纷称赞项南是最得台湾民心的省委书记。

要求抓紧落实去台人员亲属政策

项南要求各有关部门各地市务须转变观念，排除阻力，克服怕的思想，各级领导亲自抓打“台球”这项工作。有人说工作多，抓不过来，项南反问他：难道你比中央领导还忙？

1981年，福建省委出台9号文件，要求对去台人员亲属的政策落实工作抓紧进行，首先解决好有影响人士亲属的政策落实问题，特别是对台工作需要的对象，可放宽政策，优先照顾，去台人员亲属中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要在年底全部结束。项南对此经常亲自过问。

台籍干部林江（原名翁黎光）的父亲翁泽生，早年在台湾组织抗日运动，遭日台当局通缉后，潜回大陆进入上海大学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伐军进入福建前后，翁泽生在漳州、厦门地区参加建立中共党组织的工作。大革命失败后，翁泽生参与建立台湾共产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是台湾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1933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在日本监狱中坚贞不屈，受尽折磨后被引渡回台湾殖民当局，不久病逝。但翁泽生一直没有受到公正对待。

林江受父亲的影响，在大陆参加了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因父亲的问题一直没有清楚的结论，加上与其他问题交织在一起，他长期蒙受不白之冤。

1975年10月，陈云、廖承志、林丽韫联名向中央组织部写了《关于追认翁泽生同志为烈士的建议》，提出给其国内家属以革命烈士家属的待遇。后来，陈云在林江的报告上作出批示，并请廖承志协助办理解决。

此时，正好胡耀邦批示解决闽西南白区地下党的政策落实问题。项南得知情况，马上作出批示：彻底平反林江冤案，恢复地下党党籍，恢复游击队时期副县级职务。他还建议给林江提升三级工资。

解决妈祖祖庙天后宫的去留问题

1983年，一桩难题摆在了项南面前，事关妈祖祖庙天后宫的去留问题。

北宋时，福建莆田有位渔家姑娘林默娘，出海救助过不少渔民和商船，被东南沿海一带封为海神妈祖，加以膜拜。妈祖的影响历时弥久，远播东南亚乃至北美许多国家，海内外的妈祖庙星罗棋布。莆田湄洲的妈祖庙建于北宋雍熙四年（公元987年），称天后宫，是海峡两岸渔民共同的朝拜圣地。改革开放后，尤其是项南主政福建后，两岸政治气氛逐渐和缓。湄洲岛上一个叫阿八（林聪治）的百姓，是妈祖信徒，一心想重建在“文革”中被夷为平地的湄洲岛妈祖祖庙。一段时间后，她硬是在荒坡上辟出了一条通往遗址的小径，并在遗址上垒起全新的基石。周围百姓闻讯，三五成群相约来帮工。寝殿落成后，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信众都自发地在殿前搭台演戏。

1982年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诞辰，湄洲岛及附近信众4000余人聚集祖庙祭祀，敲锣打鼓，热闹非凡。此后，一些胆大的台湾渔民也常常摸黑登上湄洲岛，冒险来天后宫烧香拜祭。

妈祖祖庙旁渐渐恢复的热闹，却有点犯忌。整个祖庙山都驻扎着部队，而祖庙的新寝殿近距離地面对着部队营房。起初，驻军虽嫌嘈杂，但考虑到军民融合，有人还拿着项南的讲话作凭据，倒也睁一眼闭一眼。但久而久之，上岛台民渐多，动静越闹越大，驻军不胜其扰。同时，担心这些信众里夹杂有特务、间谍，遂将意见层层向上反映，直达军区司令部。

军区一位首长登岛视察，认为湄洲岛为海防前线，岂能让“封建迷信活动”干扰“战备工作”，下令拆除祖庙，拆了台湾人也就不来了。

在祖庙的去留问题上，部队与地方政府都理直气壮，各执一词，没有商量余地。最后，官司打到了兼任福建省军区第一政委的项南那里。

项南细看莆田县的报告，寻思：祖庙地处沿海最前线，虽然现在仍是战备前哨，但此庙也最靠近台湾，台湾妈祖信众有上千万之多，所以它也应是对台工作的前哨，说不定哪天台胞要集体回湄洲朝拜，有个祖庙岂不更有利；另外，台湾海峡的气氛已渐趋缓和，假以时日就相逢一笑泯恩仇了，何况修庙烧香也不至于影响战备。于是，他挥笔在报告上批示“暂缓拆庙”，鼓励记者就此写出内参。

项南批示“暂缓拆庙”是其“缓兵之计”。他想顺应民心，寻找机会“借船出海”，给两岸百姓该有的“信仰自由”。

1983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诞辰，《参考消息》刊载了一篇海外媒体报道台胞信众登湄洲岛谒拜妈祖的文章。此时，恰逢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来闽视察，项南不失时机地递上报纸，简要汇报情况后问：“老百姓迫切想重新修建妈祖庙，可不可以呀？”杨尚昆当即拍板：好事，同意修建。

这一年，天后宫修复后安如磐石，驻岛部队一个不剩地全撤走。

湄洲岛如今已成为海内外著名的旅游胜地，更是成为接待朝圣台胞，宣传“一国两制”，弘扬妈祖文化，开展对台工作的重要基地。

1983年，已是省台办负责人的林江等前往北京，向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工作。此时，廖承志刚病逝，副组长汪锋传达因故不能到会的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的指示：“福建省委很重视对台工作，尤其是项南。省委抓和不抓，大不一样。有的省抓得很紧，福建最突出。都像项南这样抓，全国对台工作的局面就大不一样了。”

1984年清明节，200多名台湾人士通过各种途径回到福建，分别在福州、晋江等地祭扫祖墓。以200多名台胞清明回大陆祭祖为发端，形成一股挡不住的探亲潮，终于冲开了台湾当局长期禁锢的闸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