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晓迪

黄公望（1269年—1354年）：本名陆坚，字子久，元代画家，晚年皈依全真教，别号“大痴道人”。与吴镇、倪瓒、王蒙合称“元四家”。存世作品有《富春山居图》《九峰雪霁图》《丹崖玉树图》等。

2010年，全国两会新闻记者见面会上，温家宝总理一句“画是如此，人何以堪”的欷歔，让“生于庚寅年，毁于庚寅年，名于庚寅年”的《富春山居图》，一夜间变得街知巷闻。

历史的关节处总是遍布惊人的耦合：1350年，庚寅年，黄公望完成《富春山居图》；1650年，庚寅年，明代收藏家吴洪裕临死前下令将此画焚烧殉葬，原画断为两截（《剩山图》与《无用师卷》）；2010年，同是庚寅年，因寄寓了两岸统一的愿景，这幅旷世名画再度声名远播。

“当时，《剩山图》正在武林馆区展览，很多人慕名前来观看，被温总理提及后，引发了更大的关注热潮。后来经过多方促和，2011年6月，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了‘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时隔300多年后，《剩山图》与《无用师卷》终于再度合璧。”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蔡琴介绍道。

大痴本色

黄公望出生时，正值奸相贾似道专权。据史书记载，黄公望本名陆坚，幼年父母双亡，有浙江永嘉黄姓者，年九十而无子，见其容貌清秀，收为子嗣，云：“黄公望子久矣。”从此改名黄公望，字子久。黄公望10歲那年，南宋王朝覆灭。自幼习通经史诗赋的他，在废黜科举制的元代，只能从小吏做起，汲汲于仕途却始终谋事无望，大约在40岁时，才得到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张闾的赏识，做了一名书吏。然而不过5年，他便因张闾贪腐而受牵连治罪，于延祐二年（1315年）入狱，也因此错过了元朝的第一次开科取士。

两年后，47岁的黄公望出狱。从此他绝意仕途，皈依全真教，“袖携纸笔，凡遇景物，辍即摹写”。他常呆坐在河边感受激流轰浪，一坐就是一天，下雨也不知觉；或将酒瓮吊在船尾，月夜泛舟，取酒时发现绳断瓶空，于是大笑，声震山岳。凡此种种疏放率意，被世人称为“大痴本色”。

在黄公望78岁时，他与师弟郑樗（字无用，人称“无用师”）同游于富春山水。因痴迷于“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的秀丽风景，黄公望决定隐居于此，并将其山水描绘出来赠与无用师。在这数年间，他日日携纸笔奔波于富春江两岸，凭借细致的体察和纯熟的笔法，最终造就了《富春山居图》这一传世名作。

画中之《兰亭》

《富春山居图》作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也代表着黄公望一生绘画的最高成就。图为长卷，山峰起伏，林峦蜿蜒，平岗连绵，江水如镜，境界开阔辽远，雄秀苍莽，简洁清润，上继南宗文人山水的源流，下启明清文人山水之先河。董其昌题识：“此卷一观，如诣宝所，虚往实归，自谓一日清福，心脾俱畅。”邹之鳞则将黄公望比作王羲之，盛赞《富春山居图》为“画中之《兰亭》”。

《富春山居图》里共有8人，无论是松林间的垂钓者，还是桥上的砍柴人，黄公望都只用了极少的笔墨，将其含蕴于山水之间。其中有一人，端坐凉亭，从幞头帽子可以看出是一位汉人士大夫。他目视远方，或许在看水里自在的野鸭，或许在与船上闲适的渔夫对望。在这样的情境中，两人的身份可以互换——那些如黄公望一般由宋入元的落寞文人，隐逸山林如乡野渔樵，在无言的山水间进入另一个远离世事沧桑的超逸世界。

清代杭州人王清参在《泊富春山下》中说：“今日已无黄子久，谁人能画富春山？”在黄公望之后，又有无数文人墨客泛江而上，寻访《富春山居图》中的景致。他们所寻访的，不仅是这幅传世名画的诞生之源，也是一份从个人悲喜到家国兴衰、宇宙洪荒的体悟。

就像学者蒋勋所说，《富春山居图》不只是一张画，它其实是一个哲学，一个生命态度，“这个时候张士诚在打天下，朱元璋也在打天下，元朝已经岌岌可危，而黄公望八十几岁行于富春江上，却觉得朝代兴亡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事。能不能有‘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那是比君臣一梦今古虚名还重要的东西。”

600年坎坷历程

1350年，黄公望将此图题款送给无用师，《富春山居图》便有了第一位藏主，从此开始了它在人世间600多年的坎坷历程。明成化年间，《富春山居图》一度为明代著名书画家沈周收藏。他请友人在此图上题字，却被这人的儿子“巧取”藏匿，后拿到市上高价出售。敦厚的沈周既难于计较又无力购买，只得背临一卷以慰情思。

沈周之后，《富春山居图》又经樊舜举、安绍芳、谈志伊之手，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归于晚明书画大家董其昌。晚年，董其昌将其质押给宜兴收藏家吴正志，再传其子吴洪裕。吴洪裕对《富春山居图》珍爱至极，1644年“国变”时置家藏于不顾，惟独随身带了《富春山居图》和《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逃难。清顺治七年（1650年），吴洪裕病危，弥留之际嘱咐家人将两幅作品“焚以为殉”。所幸他的侄儿“急趋焚所”，抓住火中的画，“起红炉而出之”。但此时《富春山居图》已被烧毁五尺，断为两截。前段较短，因画中山水丘壑之景定名为《剩山图》；后段较长，经过修复装裱定名为《无用师卷》，后为乾隆皇帝所得。

在此之前，乾隆帝已得到一幅《富春山居图》——也就是后世称为《子明卷》的伪作，爱不释手，等到1746年真迹《无用师卷》入宫，反被视为赝品，因此幸免于乾隆帝到处题词盖印的“祸害”。1933年，为避日军战火，故宫重要文物南迁。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在库房中看到了两幅真假《富春山居图》，经过仔细考证，为《无用师卷》翻案。此后的15年里，《无用师卷》辗转各地，最终被运至台湾，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前半段《剩山图》则一直流落民间，直至1938年11月，才又被誉为书画鉴定界“一只眼”的吴湖帆重新发现。他拿出家中珍藏的青铜重器作为交换，几番交涉后，《剩山图》归入吴湖帆的“梅景书屋”。新中国成立后，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在浙江省博物馆供职。当他得知《剩山图》在吴湖帆手上后，多次来往沪杭之间商洽收购事宜，又请出钱镜塘、谢稚柳等名家从中周旋，最终说服吴湖帆“割爱”。1956年，《剩山图》落户浙江省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之一。

（感谢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