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时任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发表了几篇关于外贸史的论文，引来各路学者和网友的讨论，从史学、经济学和时政等不同的角度对秦晖教授的观点提出质疑，秦晖教授以此文作为回应。

我分析外贸史的几篇文章发表后，在好几个学术思想群中引起了争议，这些问题无论从史实还是从理论逻辑方面，很值得认真回答。

关于“顺差为什么是‘好的”

未名（清华大学）：秦晖先生，您关于古商路上逆差贸易的文章均已拜读，几点看法供您参考。1.用比较成本（所谓技术和低人权优势其实也是成本优势）解释入超，前提是已经形成市场竞争的国际贸易体系，而且存在建立于可贸易品平价理论基础上的国际支付汇率标准。但在近代以前，囿于交通条件和物流成本，上述前提并不存在；2.如果贵金属的净流入或流出有实证数据支持，当然可以作为判断出入超的依据。但彼时国际贸易以奢侈品为主，微观的比较成本既无衡量标准，亦非贸易发生的主要动因。窃以为不妨从宏观视角考察，在尚无跨国投资的时代，高顺差必然伴随高储蓄，分析储蓄率的高低及原因，或者更能接近貿易顺逆差产生的真实背景。

秦晖：传统外贸当然与近现代外贸有很大不同，而且古代经济的实证性也不能与现代等量齐观。甚至同为“古代”，明清史料可谓浩如烟海。可是秦汉除了考古发现外，文献史料基本就是“前三史”，其中还有相当部分是班袭马说重复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