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反映乡村状态的作品越来越多，城镇化也成为研究课题的高频词。中国每天消失80-100个村落，速度之快令人瞠目，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原有的村庄也在急剧减少。进而很多摄影师镜头下的村落大多都是不安的、浮躁的、冲突的、迫切的。而黄森威所拍摄的成都西北一带的村落却看起来自然又安静，像是与世隔绝的老人，怀抱着美好的记忆虚度时光，又像是一块海绵，现代世界的喧嚣来到这里便被吸入囊中。

业余时间，我常常喜欢独自骑着单车去探索城市周边的乡村和自然。也许是因为小时候随家人来长江三峡的缘故，我对有山和有河流的地方有种莫名的依赖和迷恋。一开始每到周末，我会带上相机骑着单车直奔府河源头的石堤堰去看看府河周边的花花草草，瞧瞧岸边不断被修缮而鲜有人经过的行人绿道。后来，石堤堰周围的绿道完全竣工，游客和小贩逐渐熙熙攘攘，石堤堰和周围的乡村也变得热闹起来，这迫使我不得不扩大了探索半径，往更远的周边去发现更多有趣的东西。

2016年3月的一次周末郊游，我一如既往地骑着单车穿梭于成都西北一带的田野乡间。途中休息时路过一个乡村小卖部，门口的外墙上贴着一张半开大小的乐谱，标题是《最美花红》。老板说，这个地方叫“花红村”，印刷在乐谱上的词曲正是这个村的“村歌”。小卖部老板给了我一份MP3格式的“村歌”小样，可以在手机上播放试听。

这首歌向我展示了一幅乡村快速发展的浪漫愿景。正巧，当时不远处的建筑工地传来挖掘机的阵阵轰鸣声。一个是愿景，一个是实景，亦真亦幻。

正如石堤堰，在中国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在现实的实景里，花红村也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在与城市的互动中被塑造成另外一个模样。那些临近城市边缘，并正處于急剧变化中的乡村景象，吸引我不停前往。我开始关注成都西北一带的乡村实景，同时也不自觉地借影像谱写着正如村歌《最美花红》所描绘出的那般愿景。

往后的两年里，我只要有空就骑着单车穿梭于乡村阡陌，尝试在那片区域以邂逅式的观看方式去发现那些隐匿在当代乡村中人的生活状态与生存环境；并试着探索在城乡互动中，由于愿景与实景的交替相生出的，那些充满独特气息的当代乡村痕迹。

这组片子的拍摄方法比较传统：我每次出行拍摄之前都会做一个大致的拍摄计划，但在拍摄过程中，却是以邂逅式记录拍摄为主。这似乎看起来很矛盾，但是对于我来说，前期的拍摄计划就像是原子核，中期的邂逅式拍摄就像的围绕着原子核做不规则运动的电子，两者相互作用组成一个整体而并不矛盾。

村歌《最美花红》里的歌名、歌词和旋律呈现的是一种愿景，而相机的“机械之眼”面对的是实景，而我作为两者之间嫁接关系的纽带不可避免地会有主观意识介入——这也是我正面对并尊重的事实。所以，在后期编辑的时候，我尽可能地去将拍到的图像作为村歌的符号，然后顺应这种事实，从而呈现一种愿景和实景交织且互文的状态。

具体操作上，我仍然会考虑图像基本的信息和情绪。起初，我会根据拍摄计划的内容，并回忆拍摄现场带给我的某些情绪；然后总览所有的照片，把最有代表性的照片留下；最后再从信息方面尽可能地去留下能丰满整组作品的部分。

拍摄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其实是要如何有效地与陌生人沟通。当我用大画幅相机在现场拍摄人物的时候，需要快速地把笨重的设备安排就位，同时，又要尽可能地利用这段时间去和拍摄对象沟通从而获取信息或调整被摄者的状态。在准备拍摄的过程中，建立起某种联系很重要。我希望被摄者在被我拍摄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呈现自身特质。如何把握好这种平衡，是我常常遇到的难点：这有点像太极的推手，是一种主动权的动态转换。另一方面，在拍摄景与物件的时候，我常常会尝试去摆脱掉一些机械构图的习气，去找寻图形、影调和色调在边框里二锥平面上的视觉平衡，并有意识地让画面看起来更放松自然些。

对于我而言，摄影是一种可以映照内心和现实的暧昧媒介。摄影图像两端的主客双方并不是一板一眼的对应关系；也正是这种暧昧不清，促使我感受到摄影是一种拥有诸多可能性的媒介，摄影还有很多秘密还可以再被继续延展或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