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那次中国之旅你一共走了几个城市？持续了多久？当时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到中国？

A：那时我刚结束了“和平队”的任务，在返回美国前，我和朋友们到东南亚旅行。在香港旅行时，朋友们说为什么不顺便去中国的其它城市看看呢？就这样，我们开始了6个星期的旅行。

那时中国改革开放不久，外国人到中国都必须跟着旅行团走，但我们当时是在香港拿到的签证，是以“个人旅游”的方式进入中国内地旅行的。这样的特殊行程给了我不同于其他外国人的经历。

我其实很不擅长制订行程，所以就完全按照我朋友搜索到的一些信息走，那次我们从广州坐船到梧州，又乘坐巴士到了阳朔、桂林，之后坐火车到了昆明，又去了成都、西安、洛阳，最后一站到了北京。

和平队（The Peace Corps）：是美国政府为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其外交政策而组建的组织，由具有专业技能的志愿者组成。意在 “帮助所在国满足对专业人才的需要，促进当地人民对美国人民的更好了解以及美国人民对所在国人民的了解”。志愿者在接受训练后，到一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服务两年。

Q：当时你们所到之处，中国人对你们的出现反映如何？

A：我有一张照片你可以看到（下图），我们在西安时入住了钟楼饭店，我从楼上看到一个外国旅行团，周围大概围了50个中国人在看他们。

我们到达大理古城时，它才对外开放了两周时间，当地居民看到我们时，下巴都要惊掉了，我们则是感到很尴尬。当时很多人都想和我拍照，所以你看到这些照片里有好多我和中国人的合影。

Q：行程中你们怎么和中国人进行交流、沟通？

A：那次旅行，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我一点中文都不会，而当时也几乎没有遇到会说英语的人，所以我们一路上基本都靠“比划”，或者拿出地图，告诉工作人员我们要去哪儿。再就是手里的一本小词典，随时随地拿出来翻着，靠这样的方式进行交流。

那时中国涉外的酒店是有数量规定的，去一些城市还需要拿到审批，买东西全靠“外汇券”，不能用美元。

那次我学到的第一句中国话就是“没有”，因为我们上了绿皮车后找列车工作人员问有没有软卧，得到的反馈都是“没有”。

Q：那趟旅行，你看到的中国和之前听说过的中国有什么差别吗？

A：在我们小时候，接收到的关于中国的信息都是不怎么友好的。来中国前，我在和平队工作了两年，这两年间虽然没有回过美国，但当时知道中美关系回暖。来到中国后，感觉当时人们的生活确实不富裕，但我们遇到的中国人都非常友好、可爱、乐于助人，那趟旅行让我觉得世界变小了。

Q：你当时拍了很多中国人的肖像。

A：这可能和我的专业“人类学”有关系吧。当我看到他们并流露出拍摄意图时，如果被摄者表现出的表情是比较高兴的，或者像是在说“来拍我吧”，这种情况下我就会去拍。但是，我在峨眉山的寺庙里拍摄那些和尚时、在广州拍摄一个仓库管理员时，他们都冲我使劲摆手，那我就不拍了。

当时街上看到的大人们都是色彩单调的中山装，但小孩子们都是穿得五颜六色。

Q：这批照片里还有很多是关于菜市场的，这里有什么吸引你的吗？

A：中国和美国的市场差别太大了，美国的市场卖肉都是那种大块包装好的，看不出来是什么动物、哪个部位，也不知是从哪来的。

可是，在中国的菜市场里，那些猪头、肋骨、一些被剥皮的动物，就那么清清楚楚地摆在你眼前！看到这些时，别提多吃惊了。尤其是在广州清平的菜市场，不仅有蔬菜水果、肉类卖，我在那还看到了猫、猴子、猫头鹰、青蛙、蛇……好像这些都是用来吃的。一个菜市场竟然有那么多动物，太不可思议了，好像动物园。

Q：你还拍了很多食品、饰品的细节？平时你会拍这些吗？

A：不会的，在美國时，除了一些艺术家、摄影师会专门拍照外，普通人就是在家庭活动时会拍拍合影，那时大家都没有太多的拍摄意识，也很少去拍一些日常生活的场景。

但是到了中国后，我发现有太多、太多和美国不一样的地方了，在中国吃到的中餐和美国的中餐完全不一样！我对“文化差异”很感兴趣，所以我希望回美国给我的朋友、亲戚讲起这次旅行时，能让他们从照片中看到这种差异。

Q：你还记得当时在中国城市的街头拍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吗？

A：慢慢溜达，市场、公园、社区，看看人们在做什么，感受一下他们怎么生活……走着走着我就会停下来，拍摄路上的车流、行人，拍摄十几分钟后再走。那次的绿皮车也是慢慢的感觉，很好，让我有更多时间去感受。

因为那时都是胶片拍摄，所以每次拍摄都非常小心，每一个场景都要考虑是否值得花费一张胶片。

Q：那次行程，你用了多少胶卷，是在中国买的吗？当时好买吗？现在经常回看这些底片吗？

A：大概拍了三四十卷吧。柯达和富士的胶片我都用，我比较喜欢富士的色彩。我用的是刚从新加坡买的佳能AE-1相机，最初的胶卷是从香港买的，后来是能买到什么就用什么，当时在旅行途中想买胶卷非常困难。我记得在大理时，正赶上白族的一个盛大节日，胶卷用完了，我到处找，可就是没有卖的，所以盛典开始的时候，我干脆选择离开现场。

这些胶卷是最后拿回香港进行冲洗的，之后的这么多年里，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些照片上，经常拿出来看，回忆当时的情况，这一点我太太最清楚。可惜的是，我只能尽量根据后来的回忆写上标签、图说，但有些确实记不太清楚了。

Q：有些照片很讲究光影、角度，是受过专业训练吗？

A：没有，只是在大学上过摄影课，那时我的室友就是摄影专业的，我们把洗手间改造成了暗房。平时约着出去一起拍，看他怎样拍照，受他影响较大。

毕业时，我们要进行毕业设计展示，我就把自己拍的照片贴到了展示板上，老师看到后很惊讶：你的照片拍得很好啊，比摄影专业的学生还要好！那时我主要拍科罗拉多州的一些风景，当时看来不错，但现在看，就觉得水平一般了。

我喜欢李·弗里德兰德（Lee Friedlander）的照片，20世纪70年代我在大学期间，看到他的作品，就有点想模仿。我覺得自己拍的和他的有点像。

我最喜欢的是亨利·卡蒂埃-布勒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作品。

Q：亨利·卡蒂埃-布勒松也曾来中国拍摄过，你有看过他拍中国的作品吗？

A：我并不清楚他来过中国拍摄照片的事，也没有看过他拍的这些中国照片。如果知道的话，我肯定很愿意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