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河

在一般读者的印象中，美国传教士1830年初次来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版各类有关中国的著作。实际上，美国人对中国的研究远早于此，十八世纪下半叶已经有关于中国的著述问世，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有幸读到了七种出版于1848年以前的珍贵文献。

第一本书是探险家雷雅德（John Ledyard， 1751—1789）写的《库克船长最后一次远航太平洋日志》。笔者在研究南太平洋土著文化时，从库克船长三次南太平洋的探险活动中，发现了这本书的线索。该书的作者是库克探险队的成员，他在书中写了自己随船驻扎在澳门的情形及其在广州的见闻。这本书出版于1783年，是美国第一本受版权法保护的著作。雷雅德在这本书出版时，向出版公司所在地康涅狄格州政府提出版权保护申请。州议会于1783年1月29日通过了《文学和原创鼓励法案》，回應雷雅德关于版权保护的诉求，允许作者“拥有十四年的版权，到期可以延续一次申请”。这个版权法案为七年后美国联邦政府颁行版权法提供了样本。

雷雅德是个探险家，早年从大学退学，前往非洲、南美洲和欧洲探险，途中加入英国海军。1776年6月，雷雅德加入库克船长率领的第三次南太平洋探险活动，直到1780年10月结束。在这本书中，雷雅德以航海日记的形式记述了他随同“坚定号”军舰于1779年圣诞节到1780年1月中旬驻扎澳门的经历，记述了澳门民情风俗、英国海员与澳门当地人的关系。当时，英、法两国处在第二次百年战争期间，雷雅德所服务的英国军舰为防止与澳门港中的法国军舰发生冲突，需要到广州城里向中国军队购买军火。外国军舰驶入黄埔港，是一种侵略行为，为避免发生外交冲突，英国舰队派了副舰“发现号”的船长率人换上便装，乘商船去了广州，由十三行工厂区的英国商人陪同，向广州城里的中国人购买大炮和弹药。此外，作者还描述了外国人在广州的贸易，他们用海豹、水獭皮换取各种生活物资，极易盈利。当地市场繁荣，副食品丰富，村民可以随意销售或购买猪、牛、鱼、鸡、鸭、鹅和蔬菜水果，由此可见广州、澳门居民的生活很富裕。雷雅德注意到，“从美洲大陆带来的毛皮，和在堪察加岛（属俄国）的售价相比，在广州可以卖到两倍以上”。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雷雅德被英国海军派往北美镇压美国革命，他逃回了家乡达特茅斯。他知道美国西北海岸的海獭皮在中国可以卖高价，便游说财长毛里斯等人，希望和他们组建毛皮贸易公司，用毛皮从中国换回丝绸和瓷器。协商没有成功，但却为毛里斯主持的“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开拓东方贸易提供了商业模式。雷雅德在游说失败后，于1784年去欧洲寻找财政支持，在时任驻法大使杰弗逊等人的建议和资助下，穿越俄国和白令海峡经阿拉斯加到弗吉尼亚探险。1789年1月，他在从红海到中东的探险途中，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不慎因硫酸盐中毒去世，葬于尼罗河畔沙丘中，时年三十七岁。

美国人十八世纪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有一本是荷兰裔商人凡伯兰的《1794—179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赴清朝宫廷使团纪实》。1797年在美国费城以法文出版，次年在伦敦发行英文版。该书描述了西方使团第一次在中国宫殿中受皇帝接见并被向皇帝下跪行礼的情形。凡伯兰1758年开始在广州经商，1783年移民美国，后来返回广州担任一家荷兰工厂的主管。1793年，当他听说英国使团马戛尔尼访问清廷的消息，便向荷兰驻巴脱维亚总领事请求，为了商务利益，派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使团去北京为乾隆皇帝六十周岁祝寿。总领事接受了他的请求，但委派了另一名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官员蒂进任使团首领，凡伯兰则成为使团的成员。1795年春节，凡伯兰和荷兰使团从广州抵达北京，和其他外国使团一起受到皇帝接见。不同于马戛尔尼拒绝向皇帝叩头而受挫回国，凡伯兰使团按中国宫廷礼仪的要求，向乾隆皇帝举行了叩首礼。凡伯兰在叩头时帽子掉落在地上，引得皇帝开心大笑；当他用汉语“不懂”回答皇帝“懂不懂汉语”的问话时，引得皇帝再次开怀大笑。使团成员在京逗留期间受到皇室奢侈地招待，并且在圆明园中再次觐见乾隆皇帝。凡伯兰在书中细致地描绘了圆明园及其他皇家宫廷园林的辉煌景致，他们是圆明园在1860年被八国联军烧毁之前接待的最后一个欧洲使团。

另外四本涉及中国的书，由在华的外交官和传教士著述，出版于十九世纪上半叶。

雅卑礼是两位最早来华传教的美国人之一，他的《1830—1833年居留中国和邻近国家的日记》（Journal of Residence in China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from 1830—1833，1835），记述了作者乘坐奥里芬公司的商船前往广州的经历，介绍了他最初见到的澳门、伶仃洋、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中国的家、广州十三行以及商贸大城广州的市容。他还详细地描述了华南地区的春节、看戏、祭祀等风俗民情，揭露和批评了中国社会愚昧落后的一面，如杀女婴、妇女地位低下和不人道地对待犯人。他的书是最早对华南地区社会状况和民情俗风作详细记录，并对社会弊端进行批判的传教士著作，表达了他对社会底层民众的悲悯和以宗教救世的思想。

罗伯茨是海军外交官，他的《1830—1837年出使东方朝廷记》（Embassy to the Eastern Courts of Cochin-China， Siam， and Muscat， 1837），介绍了作者作为海军特使，为解决美国与亚洲国家的贸易问题，率两艘战船访问交趾（越南）、缅甸、新加坡、泰国、阿曼等地的见闻。该书重点部分，是用全书近一半的篇幅详细介绍作者在广州及周围地区的观感，自然景观、物产、语言、宗教仪式、民间行事规则等等。这本书具有考察报告的性质，重视细节描述和收录相关数据，如广州开埠的年代和历史经过，当地官员的十一个等级划分及各级官员的职能，广州考场与考生的情况，育婴堂、养慈院和麻风院的规模、建立时间、管理方式、年耗银两与资金来源。作者细致观察和记述的目的，按他在书中所说，是为了“有利于（美国的）商业企业，每年从好望角扩展到中国海”，展示了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在东方扩展其经济版图的勃勃野心。

约瑟夫的《美国公理会海外传教史》（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1840），是对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海外传教的历史记述，其中有一部分涉及中国的内容，简述了从公元七世纪景教入华到十三世纪罗马天主教传教士赴中国传教的历史。有关中国部分的重点，是概括地介绍了马礼逊、裨治文等传教士在广州的传教和文化活动。

在这几本书中，史料价值最大的一本，当属昆西编著的《美国首任驻广州领事山茂召日记》（Journal of Major Samuel Shaw， The First American Consul at Canton，1847）。这本书是半著半编，前一百多页为编著者昆西所写，评述山茂召的生平及事迹。重点内容在书的后两百多页，是山茂召从1784年到1794年三次赴广州贸易及执行外交官公务的实录。1794年，山茂召病逝，日记及相关文章、信函的手稿传到他的侄儿手中，几次欲出版未果，直到1847年才由昆西编著出版。山茂召是美国首航中国的商船“中国皇后号”的商务总监，负责监管船上的货物，安排向中国商人销售以及从中国购回美国所需要的物资如茶叶、丝绸和香料。他在1785年第二次赴华贸易时，被美国国务卿任命为驻广州的无薪俸领事，负责处理美国与中国的商贸事务，以及美国商人与在华欧洲商人的相关事务。山茂召的日记与信函，不仅记述了他亲历了对华贸易的具体过程，而且记录了他以外交官的眼光对英国、葡萄牙等欧洲国家东方贸易状况的观察分析。他比较了这几个国家对华贸易的各自长短处、海洋航行和货运实力，及葡萄牙官员治理澳门的方式、中国海关和官方贸易代理人与西方人从事贸易的方式和心态、以及广州居民的生活状况，并把此类信息写信报告给国务卿和总统：“先生，我做了最大努力向你传递我所搜集的关于其他国家与中国做生意的信息，如果我的国家对这些评述产生一些兴趣，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国务卿在回信中夸赞山茂召的工作，对他的报告予以高度肯定。山茂召所报告的东方社会情形，特别是欧洲诸列强的东方殖民政策与贸易方式的优缺点分析，对美国政府发展对华贸易及东方政策的制定，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上述四种著述，是美国作者访问中国的成果。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国内，亦有了汉学萌芽。1838年，语言学家杜彭寿出版了一本汉语语言理论著作《关于汉语书写系统的性质和特点的专论》。杜彭寿原是法国人，1777年，作为普鲁士军官史提本的秘书，随同史提本前往美国参加独立革命。杜彭寿战后在费城定居，加入了美国哲学学会和费城历史学会，1827年到1844年间担任美国哲学学会主席，并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杜彭寿以研究印第安人土著语言而著名，他建立了一套描述和记录印第安人语言的文字系统。杜彭寿晚年对汉语研究产生极大兴趣，他的汉语著作的中心思想是反对把汉字作为一种表意文字。他在书中指出：1.中文并不是人们相像的表意文字，汉字不代表想法，只是词汇。2.表意文字是想象的产物，不可能存在。3.文字是口语的书面形式，不代表思想。4.所有的文字，代表语言的某些要素，词汇、音节和简单发音，只有词汇有表意性。他以交趾（越南）的文字为例，说明越南语中的汉字只表音，不表意。杜彭寿没有去过中国，也没有材料证明他会说汉语，但这本四百四十页厚的论述汉语的理论专著，表明他熟知一般汉语词汇的发音及其含义，也显示他非常熟悉马礼逊、郭实腊的汉语研究成果，他以马礼逊等人的汉语词典和语言学著作作为基本的研究材料，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杜彭寿显然对汉语的复杂性质了解不够，其思维受西语表音性规律严重束缚，完全否定汉字的表意特征。但他的理论开启了西方语言学界对汉字表音或表意性质的长期讨论，一百多年后，仍然是欧美汉学家关于汉字的表音、表意派之争的理论依据之一。杜彭寿的研究，是典型的欧洲经院派风格，他没有在中国做过语言调查，身边没有一个和他就汉字或汉语讨论的同行，但他以传教士和欧洲语言学家的汉语研究成果为材料，做出了系统的语音分析。他的研究表明，新教传教士和美国国内的学术交流，渠道相当通畅。譬如，《美国东方学会会刊》1843年创刊，最初出版的几期中，分别刊有裨治文、卫三畏、玛高温、布朗等在华传教士撰写的汉学文章。另有一点顺便提及，这本书是笔者所见的唯一一本和中国古籍一样，必须从左向右翻页阅读的西语书籍。

还有一个特殊的汉学事例，即爱默生对儒家思想的辨析与吸收。爱默生是十九世纪杰出的散文家和超验主义哲学家，他在美国历史上的贡献，是从理论上完成了清教在工业化初期的改革，“成功地从理论上完成了从原先以上帝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从依赖上帝到自立的过渡”（钱满素《自由的阶梯》），由此确立了美国的国民精神。爱默生虽然没有出版一本汉学专著，但他从欧洲汉学家的著作中汲取了儒家思想并把它融化在一系列論文中。爱默生从1836年开始，陆续发表《论自然》、《美国学者》、《神学院演讲》和《论自助》等论文，确立了超验主义哲学思想和美国式个人主义精神，认为上帝是理想的精神实体，象征不可企及的原始真理和道德理想。他的理论的形成，得益于对东西方思想文化的兼收并蓄，包括古希腊哲学、欧洲十八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印度佛学和中国的儒道哲学。与印度教、佛教和道家相比，爱默生可能更接近新儒学特别是朱子的教义。爱默生年轻时三次游学欧洲，读过马什曼编译的《孔子》，科利和理雅各所译不同版本的《四书》，摘录引用的语录多达百余条。他曾经从《四书》中选了二十一段语录，以《各族圣经：孔子语录》为标题，刊登在超验主义俱乐部的季刊《日晷》（The Dial，1843年4月号）上。在同年10月的《日晷》上，他又刊登六页纸的“四书语录”，并在按语中写道：“这个译本……是我们迄今见到的中国文学中有价值的贡献。书中新的部分是两卷《孟子》：‘孟子上和‘孟子下，由孔子一百年以后的孟子所作。”爱默生并不专门研究《四书》的思想或考证其译本的短长，但在他所撰写的一系列论文中，消化了他所认为最有价值的古代哲学思想。他认为自然是人心灵的表象，自然现象与人的心灵相呼应，和道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颇为接近。他引用孔子对颜回的赞美，表达他轻物质重精神崇尚灵魂的思想。他对孟子“浩然之气”的解释，与其超验主义哲学观颇相契合。他认为耶稣是伟大的教师，体现了人的道德理想；朱熹则提出人要达到至善，除了天性本善，还要不断地学习和修身，他们对人性的认识几乎一致。他对上帝与信徒之间关系的阐释，“最单纯的人在他一心崇拜上帝之时，也就成了上帝”，可以看成是慧能的禅宗“人皆可以成佛”的宗教思想的西方翻版。

十八、十九世纪之间，美国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中国、记述中国，爱默生和杜彭寿采用两种不同的方式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化，杜彭寿以分析辩证方式把汉语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爱默生则通过阅读，从儒释道哲学中汲取精神养分，把它融化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他们的研究成为美国本土汉学研究多元化发展的良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