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宁

摘 要：海城塔山书院的创办是清末海城教育史上的大事。本文通过对方志、檔案等史料进行梳理，对塔山书院的创办年代、经费来源、管理制度、停办原因等方面进行说明，以此来揭示塔山书院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塔山；书院；教育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6-0140-02

海城塔山书院始建于清咸丰初年，后因庚子之乱而停办。“光绪三十二年，知县管凤酥，就书院旧址，设立初级、高级两等小学堂。民国四年，改为中路小学校”[1]。共存50余年。作为清末海城地区影响较大的书院，本文通过对塔山书院的分析，试图阐述塔山书院的创立兴废更迭以及影响。

一、塔山书院建立的背景

（一）清代盛京地区教育情况

盛京地区作为满族的发祥地，清朝的龙兴之地，清朝统治者在加强政治经济军事统治措施的同时，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尤为重视。认为盛京地区是“祖宗发祥之地，而于振兴教育，培养人才尤亟亟焉”，于是，“学校蔚兴，彬彬称盛矣”[2]。盛京地区的学校教育相对于明朝尤为兴盛。顺治五年（1648年），清朝开始在东北地区设置儒学。并于康熙四年（1665年）盛京各府、州、县开始独立设学，并且不断增加盛京地区儒学额数。东北地区除设儒学外，还设有社学、义学作为儒学的补充，使盛京地区的学校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对于官学之外的书院制度，清朝为了防止汉族士人利用书院讲学的方式宣传反清复明思想，一度对书院严厉管制。顺治九年，清政府对士子严加约束，向天下学宫颁行卧碑，并且下令“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2]。因此在政治高压的环境下，书院的发展也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据白新良的《中国书院发展史》[3]中统计，有清一代，盛京地区书院共计25所，清前期仅建7所书院，在这样的环境中，盛京地区的书院呈现了畸形发展的趋势，作为盛京重镇的海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文化的繁荣，咸丰初年，海城教育史上才出现了海城第二个书院——海城书院。但是，因为规模较小，存在时间较短，影响也十分有限。

（二）塔山书院的创建

海城塔山书院前身即莲沼书院，由于战乱和财政危机一度荒废。道光十五年，清政府对全国废弃的书院有了明确的治理规定：“道光十五年谕：御史豫泰奏请整饬学校以励人材一摺。著直省各督抚严饬地方官。其书院房宇租田。随时妥为修理查辩。不得任意倾圮。及斗胥人等蒙混侵蚀。肄业生童。必须严加甄别。不得瞻徇情面。滥行去取。延请院长。必须精择品学兼优之士。不得徇情滥荐。同治二年议准。近来军务省分各府州县。竟将书院公项。籍端挪移。以致肄业无人。月课废弛。嗣后由各督抚严饬各属。于事平之后。将书院膏火一项。凡从前置有公项田亩者。作速清理。其有原存经费无存者。亦当设法辩理。使士子等聚处观摩。庶举业不致久荒。而人心可以底定”[4]。到了咸丰初年，海城知县张鼎镛遵照朝廷的规定，改建书院。“旧书院在海城旧城南门外。原设学田一千亩，徽银六十两。咸丰初年，知县张鼎镛移建书院于厝石山巅，名曰塔山书院”[2]。至此，海城塔山书院建立。

二、塔山书院的经费和管理

塔山书院作为海城地区重要的讲学机构，书院的经费和管理，是其发展的关键因素。

（一）塔山书院的经费

塔山书院的经费来源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书院继承旧有书院的学田和徽银。“旧书院在海城旧城南门外。原设学田一千亩，徽银六十两”[2]。二是海城地区官绅的支持。“张鼎镛，字芷生，道光丙午举人，咸丰七年，官本县甫接篆即修整他山书院，月试生童，两次拔尤给奖文风，因以丕振”[5]。到了光绪三年，知县贺又重修他山书院，由于所需经费需求巨大“又拨温香湖地，三千八百余亩作学田，资恤寒”[2]。而这些田产又以学田的方式，招佃经营，由书院收地租以作经费。三是来自当地满茧税和帮斗的捐赠“又抽收佛爷满茧税腾鳌堡斗捐藉补不足”[6]。塔山书院，在多方的支持下，逐步发展了起来。由于绅商各界的支持，在塔山书院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书院的管理制度也在逐步完善。

（二）塔山书院的管理

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影响着书院的存在和发展。在办学前期，书院的师资聘请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基本完备。书院初建，“聘本城儒学训导霍景隆主讲，景隆直隶举人，文章宗匠，与鼎镛共主坛席宏奖，风流人才辈出，颇极一时之盛。”[6]尽管初建时按规定对山长进行任用，但是在光绪初年知县贺■上任后，出现任训导兼任山长的情况。早在道光时期，道光皇帝就曾颁布过谕旨，禁止教职兼充，但是由于聘请山长困难，教职兼充的现象依旧屡禁不止，到了咸丰以后这种情况便是一发不可收拾。“周儒，字聘园，咸丰辛酉科拔贡，同治丁卯科举人，主讲海城他山书院”“王恩甲，字冠庭，咸丰辛酉科未仕，主讲海城他山书院”[6]。“应聘举人王恩甲周儒等为书院山长……”[6]虽然塔山书院在知县贺■的整顿下，经费来源、学田的管理以及书院的规模有所变化，但是塔山书院也在步入消亡之中。

在学生管理方面，书院建立者不仅爱惜人才，而且为了鼓励被书院录取的学生，按照取得的成绩，奖励银两若干。“时有知名士刘克家于县考前患病，鼎镛为改期以待之……”[6]由此可见山长对人才的爱惜。清末，考课制度已经成为书院重要的教学内容。“考课是书院的主要教学活动，是一种学业成绩考核制度。一般每月课试两次，一次是官课，一次是师课。”[6]每年的二月初二县官抽考一次，每月逢八书院山长考试，依照童生取得的成绩，酌与奖励。但是，为了能够让童生遵守院规，也相应的规定了奖罚措施。《海城县志》中记有他山书院课规如下：“书院课规：书院之设，原为课士，今已逐条整饬，及须严定课程，自此而后，每年课期除正六冬腊四月不课外，定于二月为始，每大课诸生童齐集书院，点名领卷。设遇县官公出山长代课，生有超特一等之分，童有上中次取之别。弗殉情面、略无偏私、不拘生童。”又如光绪四年腊月海城县知县贺■言“年二月初二日，县官扃试甄别一次，其生童省试之年即于七月内甄别，拟定录取生童十名在书院内肄业，每月每名膏火银二两。逢八山长出题，小课至初二十六仍随众生童，大课其诗文优长者一例给奖设有录。旧雷同犯规等弊，即将膏火扣除，另行拔补其■。故旷功者按日扣除膏火，如日久不到亦必另行拔补。每逢课期，如有交卷遇迟者或延至二日后者，文虽佳不录；其领卷不交者，永远扣考。遇更名仍行混入者，查出面斥诸生童；务争自濯磨以期飞腾达。异日款项充盈，所有膏火奖赏商拟绩增，慎勿自弃。”可见，他山书院对童生奖罚分明，管理相当严格。尽管如此，这并没有改变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的消亡进程。

二、塔山书院的废改和影响

（一）塔山书院的废改

甲午战后，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清朝，随着吏治的腐败，民族危机的加深，书院教育的积弊也越来越深，呈不可扭转之势。在李国均的《中国书院史》中，他将书院衰败的表现总结为以下三点：一是所设课程，无裨实用。二是山长滥竽充数，不问品学。三是书院生徒“贪微末之膏火”，志趣鄙陋。到了清末，虽然朝廷多次下发诏令，对书院严格管制，但是书院衰败已无可挽回。光绪朝，对书院的改革，已成了社会迫切的愿望。正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熊希龄给陈宝箴的上书中所言：“时局日急，只有兴学育才为危之法……整顿书院，尤刻不容缓。此省先变，则较他省先占便利。此府先变，则较彼府先占便利”[7]。在经过戊戌政变的曲折之后，光绪二十七年八月（1901年），清政府下达关于改革书院的诏令，上谕云：“人才为政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8]。在全国废改书院的浪潮中，塔山书院也由此改制。

根据《奉天通志》中“及庚子乱后，书院遂发，学舍荒芜，鞠为茂草。光绪三十二年，知县管凤酥，就书院旧址，设立两等小学堂。民国四年，改为中路小学校”[2]。塔山书院在庚子政变后，被改为学堂。

（二）塔山书院的影响

塔山书院作为海城地区文化研究与教育中心，为海城乃至整个盛京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塔山书院满足了当地的教育需求，開启了清代海城地区书院教育的先河。清末官学教育已满足不了海城人民的需要，而书院的发展填补了海城教育发展的空缺。海城地区的官学“受制于清廷对东北抑制教育的政策；受开发晚、和经济文化教育落后的自然限制”[9]。但是，塔山书院作为独立于官学之外的办学体制，并不受“国语骑射”的限制，使塔山书院办学气氛相对自由。这使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文人志士收到了更多的教育的机会。

其次，塔山书院丰富了海城地区的文化内涵，使方志的撰修初具规模。方志作为地方情报的载体，对于地方统治者具有辅助功能。从清以来，地方志就被统治者尤为重视，海城塔山书院的士子作为当地儒学文化的传承者，参与了海城县志的编撰工作。黄在忠、张世清等书院贡生就曾与知县杨金庚编撰了《海城县志》，记录了海城地区的人文地理，风土文化，繁荣了海城地区的文化，促进了海城区域文化的发展。

最后，塔山书院培育了一大批人才。他山书院所建的五十余年，可谓人才辈出。王秀民、魏秉钧、尹三聘等，后来都成为辽东文化界的名人，他们的诗文大都收录在《奉天通志》《海城县志》中。由他山书院培养出来的庞应奎、庞增益、傅中泰的书法作品均有较深的造诣，并且在海城地区影响深远，享有盛誉。

参考文献：

[1]王树楠.奉天通志：卷一百五十：教育二[M].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1983.

[2]蒋廷锡.古今图书集成·选举典·学校部：卷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

[4]昆冈，等修.钦定大清会典：卷三百九十五[M].清会典馆，清光绪三十四年.

[5]海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海城县志：卷三：人物志[M].海城：海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

[6]俞启定.中国教育制度通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19.

[7]周秋光.熊希龄集：上册[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49.

[8]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8：4719.

[9]王洪宾.东北教育通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287.

[10]肖永明.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M].北京：商务印刷馆，2012.

[12]李国均.中国书院史[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13]齐红深.东北地方教育史[M].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

[14]杨余练.清代东北史下编[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