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波

本文着重讨论曹操霸府中世族儒门和庶族新官僚的关系。以往学术界关于曹操用人政策的成果颇丰。田余庆在《秦汉魏晋史探微》中指出曹操“德业内举”的关键在于他对世家大族这一阶层的清醒认识，他在代汉之路上打击世家大族，但最后却向世家大族回归；朱子彦在《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中对曹操的“唯才是举”提出质疑，认为“曹操的政策是典型的帝王权术”，他“拒谏饰非，轻慢贤士；嫉才害能，剪除功臣”；同时也指出曹操政权中汝颖集团和谯沛集团①之间的矛盾斗争，万绳楠在《魏晋南北朝史论史稿》中也提出同样的概念。唐长孺在《魏晋南北朝史拾遗》中认为曹操表面上宣称“唯才是举”“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但实际上还是延续东汉的“举荐”方式。陈寅恪认为“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表明其政策所在”[2]51，卫广来则进一步指出曹操的“求才三令”是建国绍汉的政治方略。前辈的观点都是在篡汉的思维格局中提出，但曹操终究没有废汉自立，所以我们有必要站在世族儒门和庶族新官僚双方的势力消长来评价曹操的用人政策。从东汉至魏晋，世家大族向世族门阀转变，而在这一过程中曹操时期是一个例外，笔者认为曹操在拉拢世家大族的同时，提出“唯才是举”“求才三令”，提拔新的庶族地主以及魏王储位之争都是曹操有意调节世族儒门和庶族新官僚的力量平衡，避免政权步入东汉豪族政治的后尘，为曹魏的禅让铺平道路，不幸的是其政治蓝图在后世的经营中渐趋幻灭。

一、士庶兼用，不落窠臼

曹操以“非儒家之寒族”[2]身份在汉末群雄割据政局中，能够击败士大夫之袁绍、袁术、刘表等，统一北方可见其智略所在，“曹操为自己的家世，对当时的门第，似乎有意摧抑。有名的魏武三诏令明说‘唯才是举，虽‘不仁不孝亦所勿彧。他想要用循名责实的法治精神，来建立他的新政权。”[3]219同时他也认识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率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1]24。曹操起兵初，跟随他的多半是谯沛地区的寒族武将（夏侯彧、韩浩、史涣、夏侯渊、曹仁、曹纯、曹洪、曹休、于禁、满宠、吕虔、李典等），韩浩籍贯虽不在谯沛，但是早年跟随夏侯彧，亦成为“谯沛集团”的成员，该集团把持曹军中的军事大权，而以荀彧为首的世族儒士多来自汝南郡和颖川郡，形成“汝颖集团”，居文官之首，这个时期两个集团可谓势均力敌。

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作为士大夫精神力量象征的汉献帝吸引了不少名士进入曹操政权。建安九年曹操平冀州后，“张范、田畴、王修、邴原、管宁、崔琰、邢彧、刘劭、徐邈、温恢、苏则、卢毓、崔林、高柔、孙礼、常林、杨俊、田豫、牵招、刘放，多为袁绍辖境及河内籍，冀、青士大夫为主体”[13]，建安十三年平荆州录选桓阶、文聘、王粲、和洽、裴潜、刘彧等。

由此看来，建安十三年之前曹操幕府的儒学名士力量要大于寒族新官僚，曹操似乎对这种变化有所察觉，于是乎有了建安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二年的求才三令，陈寅恪先生认为“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时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2]51，其目的是“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之堡垒，即汉代传统的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2]49，笔者认为陈寅恪的用意为曹操求才三令在求贤的同时打击士大夫，使其由拥汉向拥曹转变，卫广来在陈寅恪先生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求才三令”是曹操建国绍汉的政治方针。笔者认为，曹操“求才三令”的直接目的是求賢，至于效果如何，其不得而知，鉴于霸府中儒学名士和寒族新官僚失衡，曹操的第一反映应是扭转这种局面，他不愿自己的新政权向东汉的士大夫政治回归。

此外，建安十七年之后，曹操的第一谋臣荀彧，以及崔琰、毛彧先后被杀或被废或许另有深意。荀彧之死甚是奇怪，史载“十七年，董昭等谓太祖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密以咨彧。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会征孙权，表请彧劳军于谯，因辄留彧，以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太祖军至濡须，彧疾留寿春，以忧薨”，[1]317另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太祖馈彧食，发之乃空器也，于是引药而卒。”[1]317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荀彧仍忠于汉室，欲借曹操匡扶汉室是曹操篡汉的绊脚石，所以曹操除之。荀彧自初平二年跟随曹操，是曹操政权中最早的一位儒学世族，跟随曹操20余年，辅佐曹操成就霸业，难道仅仅因为荀彧不同意曹操封公受九锡就痛下杀手？似乎有些许勉强，笔者认为曹操另有所图。“彧德行周备，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为仪表，海内英俊咸宗焉。司马宣王常称书传远事，吾自耳目所从闻见，逮百数十年间，贤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钟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袭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1]317，结合《三国志》各人物传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以荀彧为首的儒学名士已把持了曹操政权的中央大权（荀彧、荀攸为尚书令，钟繇为太傅，陈群为司空，赵俨为骠骑将军、司空，华歆为太尉、杜袭为太中大夫，郭嘉为司空军祭酒，程昱为卫尉等），荀彧已无形中在曹操眼皮子底下织好了一张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网，而荀彧作为举主，他的政治倾向代表了这些被举的士人，荀彧正把曹操政权一步一步拖向士大夫政治，这是曹操不愿看到的，而曹操在求才令颁布之后逼死荀彧，似乎正是出于打破这种倾向，继续维持其“唯才是举”的政策；而荀彧死前在寿春而不在邺都，这也是一个值得可疑的地方，那么笔者认为曹操可能出于荀彧在邺都的影响力，因而在对外征伐中悄无声息的解决荀彧，而不引起儒学名士的反抗，而之后的儒学名士崔琰被杀，毛彧被废可看作是该事件的继续。

二、魏王储位之争

万绳楠[7]、周一良和朱子彦对“魏王储位之争”有过深入的研究，万绳楠和朱子彦都以“谯沛集团”和“汝颖集团”两大政治势力对峙为主线，以“魏王储位之争”为两集团的盛衰分界线，但朱子彦则进一步指出“汝颖和谯沛二大集团的斗争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党争，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魏晋禅代鼎革，从此庶族寒门淡出政治舞台，而世家大族左右政局竟达数世纪之久”[4]324，周一良认为储位之争主要取决于诸子对“曹操决意篡夺汉朝之态度恐亦有关……盖操诸子唯丕有代汉之意，而又居长嫡”[5]5，所以曹丕立为太子。然而在曹操的只言片语之间可见推测当时除了曹丕、曹植之外，另外曹彰、曹冲也有可能继位，“操诸子将择才而与之，意不专在嫡”[5]5，那么“魏王储位之争”似乎另有深意。

仔细分析四位可能继位的人选。首先是曹冲，“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1]580，“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亲为请命。及亡，哀甚。文帝宽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1]580可见曹冲在曹操心中的分量。任城王曹彰，“少善射御，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避险阻。数从征伐，志意慷慨。”然不好读书，与曹操文武兼备的气质不符合，出乎意料的是“太祖东还，以彰行越骑将军，留长安。太祖至洛阳，得疾，驿召彰，未知，太祖崩”，曹操临死之前召曹彰而不召已被立为太子的曹丕，实在是匪夷所思。

争议最大的就是曹丕和曹植，曹丕理应在曹昂死后作为嫡长子立为储君，但曹操似乎有意拖延。据史书记载，曹操特别赏识曹植的文采，“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1]557。曹操于建安十八年封公建国，除曹冲英年早逝外，其余三位均已成年，为什么直到建安二十二年才立太子，看来曹操对立太子一事慎之又慎。

鉴于曹丕和曹植“并有拟论”，曹操曾“以函令密访与外”，贾诩、崔琰、毛彧、桓阶等明确支持曹丕，“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彧、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1]557曹操当然也明白太子一确立，曹魏集团中儒学世族和庶族新官僚必然失衡。如果立曹丕，那么根据目前的形势，儒学世族必然主导政局，如果立曹植或曹彰，那么庶族新官僚势力必然膨胀，这两种结局都不是他愿意看到的。所以笔者推测曹操一直不立太子很大一部分原因应归咎于维持儒学世族和庶族新官僚的势力平衡。

三、曹魏向儒学世族的回归

曹操依靠起家的庶族新官僚，尤其是诸夏侯曹先后离世，却后继乏力；反观儒学世族，荀彧、荀攸死后，陈群、钟繇、华歆、司马懿等相继进入权力中心，曹操苦心经营的政局慢慢倾斜，尤其是曹丕继位后已然彻底打破这种局面。

“曹丕世子地位既定之后，邺都发生了沛人魏讽谋反的事件，使曹丕对谯沛人不由更生疑惧。当曹操在洛阳死去的时候，群臣又请易诸城守，用谯沛人，遭到徐宣的反对，……说明曹丕对谯沛人是十分戒备的。后来曹彰又从长安来问‘先王玺绶，使曹丕对谯沛人感到厌恶。曹丕很自然倾向于标榜儒教宗法、长子继承的汝颖集团人物。”[7]84延康元年，曹丕在汉魏嬗代前表彰了东汉二十四位人物。

彧

曹丕表彰“二十四贤”的目的何在？“以宦官‘乱政为东汉王朝失去天命支持、当被新王朝取代的主要原因，显示曹魏王朝君臣的政治立场，和东汉后期与宦官势力发生激烈冲突的‘清流士人是一致的。或者进一步可以说，曹魏王朝的统治群体正是以汉末‘清流的继承者自居”[9]；又曹丕临死前，以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辅政，陈群和司马懿属于儒学世族，打破了曹操在位时军权完全由以“谯沛集团”为代表的庶族新官僚把持的局面，这可以说是儒学世族和庶族新官僚势力的失衡。

又陈群建议推行的九品官人法“实际上是一种进一步巩固世族、儒门的地位、排斥庶族和新官僚的制度”[7]85，可谓是对曹操“唯才是举”政策的彻底颠覆，至此，曹魏政权中儒学世族和庶族新官僚的势力彻底失衡，儒学世族的势力迅速膨胀，直至司马氏建立政权，“从此庶族寒门淡出政治舞台，而世家大族左右政局竟达数世纪之久”。

四、总结

从曹操起兵初政权中以“谯沛集团”为代表的庶族新官僚和以“汝颖集团”为代表的儒学世族两大势力基本势均力敌，曹操的“唯才是举”“求才三令”杀荀彧、崔琰、废毛彧，以及魏王储位之争都可以看作是曹操平衡二者之举。曹丕继位后重用儒学世族，以致以后儒学世族的司马氏篡权，而“魏晋的兴亡替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寒族的胜败问题”[8]。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

[3]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朱子彦.汉魏禅代與三国政治[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3.

[5]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M].北京：中华书局，2011.

[7]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史稿[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

[8]王永平.世族势力之复兴与曹睿顾命大臣之变易[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2）.

[9]徐冲.”二十四贤”与”汉魏革命”[J].社会科学，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