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源

并不是只有中国人才有诺奖情结。每年10月初，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在斯德哥尔摩的那几个小小的建筑里。这是一个陈词滥调但是让人魂牵梦萦的场景：电话突然响起，话筒里传来带瑞典口音的英语：“您好，这里是诺贝尔奖评委会……”

得知这个消息，不见得所有人都会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索尔·帕尔马特（Saul Perlmutter，20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那样表现得十分淡然。他回答：“我想……得诺奖的主要好处是可以拿到停车位吧。”

帕尔马特指的是伯克利的著名传统：如果你获得了一个诺贝尔奖，你就可以拿到一个免费的专属停车位。通常来说，伯克利校园中心的一个停车位一年大约1800美元，而诺贝尔奖得主会有其专门的免费车位，其上标注着：NL Reserved（诺贝尔奖得主专用）。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就使用这种车位会被贴罚单。有意思的是，诺奖车位的许可证不是永久的，即使是诺奖得主，也需要按规定每年申请续约。

更重要的是，在伯克利校园找一个方便的车位如此之难，以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贡献者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在200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接受采访时说，关于获奖，他最期待的事情是能拿到他的诺奖停车位，最好是当晚的庆功宴上就能拿到。让他略微失望的是，由伯克利校长召开的庆功宴上，校长并没有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神奇的纸片，而是在听到威廉姆森如此告诉记者后，当场手写了一张。

100多年前，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决定捐出他的巨额遗产成立一个基金会。他希望将基金会的利息收益分成五等份，奖励给“前一年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每份奖金大致相当于当时一个教授年收入的10倍，期望获奖者可以在10年里不为收入发愁，可以继续在其领域做出贡献。

2000年以来，科学方面的奖项常常是多人共享，而很多获奖者早已经有了稳定的教职和经济收入。考虑到诺奖所带来的名人效应和之后的书稿、讲演等额外收入，奖金本身或许不再那么重要——这绝不是说100万美元是一个小数目，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获得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时，有记者问她获奖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回答：“当然是财务自由。”

诺奖获得者对奖金的处理各不相同。通常获奖者都会选择用奖金提高一下生活质量。有的用这笔钱还清了房贷，有的买了房子。爱因斯坦根据他多年前拟定的离婚协议，把奖金给了前妻和儿子。2018年生理学或医学奖新科本庶佑宣布把奖金捐给京都大学，用于支持年轻的研究者。德国唯一的女诺贝尔奖得主克里斯蒂亚娜·纽斯林-福哈德（Christiane Nüsslein-Volhard，1995年获生理学或医学奖）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支持有孩子的青年女科学家。京特·布洛贝尔（Günter Blobel，1999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则是把奖金捐给了德累斯顿市，用于支持文化建筑的重建。

2009年12月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2009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向美国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姆森（左）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奖更重要的意义是一种聚焦。它把通常默默无闻的科学家放到了公众眼前，也许还能帮助他们卖掉几本书。10月份新的得奖名单公布，也是新的科学英雄诞生的时刻。媒体进行宣传，公众讨论他们的工作。这种溢出現象是一个奖项对社会文化的反哺，也许正是诺贝尔的本意。而获得诺奖的那一刻，科学家和作家抵达了最接近明星的那一刻，也通往了不朽——根据来自英国华威大学2007年一篇题为《死亡率与不朽》（Mortality and Immortality）的论文，得了诺奖的科学家与获得提名但是没能拿到诺奖的科学家（通常来说，获得提名已经说明了同行对其成就的认可）相比，要多活两年。

“在美国或者德国，有助于提高被提名并获奖的概率”

2014年，理查德·罗伯特（Richard Roberts，1993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应《PLOS计算生物学》（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主编菲利普·伯恩（Philip Bourne）的邀请，为该杂志“十条简明方法”系列栏目写了一篇《获得诺贝尔奖的十条简明方法》。世界上并没有不用很麻烦很累就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的好事——这篇文章其实是对青年科学工作者的谆谆教导。比如：第一条：不要将获得诺奖作为自己的职业规划。把精力集中在做科研上，找到有价值的科学问题，做出有趣的发现。第三条：选择好合作者（但不要超过3个人，因为诺奖最多同时颁发给3个人）。第九条：对瑞典科学家好一点（因为他们也都是好酒友）。第十条：去研究生物学吧，因为生物学极为有趣、极为复杂、极为重要，还因为，现在诺奖的5个奖项里有2个都发给生物学——首先是生理学或医学奖，然后是……化学奖。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代化学奖越来越偏向于综合性研究发现，尤其侧重生物领域。从2014年以来，5次化学奖里有4次颁给了与生物相关的研究：2014年，超分辨率荧光显微镜;2015年，DNA修复的机制研究;2017年，用于生物分子的冷冻电子显微镜;以及2018年，通过定向演化产生特定蛋白质的方法。

生活在美国或者德国，也有助于提高被提名并获奖的概率。

到2017年为止，一共有892人和24个团体获得过诺贝尔奖。其中，美国一共有375名诺奖得主，紧随其后的是英国130人，德国108人。

1901至1966年里，有3104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2777次物理学奖提名，2931次化学奖提名，4425次和平奖提名;到1953年，有5110次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其中，拥有被提名人次最多的国家是美国，4960人次;其次是德国和法国，分别为3429次和2805次。可以看到，在这段时期，生活在美国对获得提名有着极大的优势。

在这半个世纪里，所在地被标注为中国的提名记录有13次。当时伪满洲医科大学的日本人永野宁因对人体发汗、体温调节的研究被提名生理学或医学奖5次，分别是在1936年、1938年和1953年。1950年，时驻北京的法国外交官、汉学家乔治·苏利·德莫朗（George Soulié de Morant）基于他将针灸疗法引入西方的贡献，被提名1次。一位叫彭福和（Fook-Wo Poon，音译）的人士也在1963年被提名1次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资料显示，彭是一位中国官员。他的提名人是香港珠海学院的林春达（Lin Chun-Dah，音译），提名原因是“彭的著作《福利国家》一书为世界和平提供了实践及理论基础”。

第一个有据可查被提名诺贝尔奖的华人是我国防疫、检疫先驱伍连德。伍连德曾主持扑灭了数次流行疫情，他所创办的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日后发展为哈尔滨医科大学。1935年，担任过博济医院院长和岭南大学医学院教授的嘉慧霖医生（William Warder Cadbury）提名了伍连德，提名理由是，伍“在肺鼠疫方面的工作以及发现了旱獭在传播中的作用”。嘉慧霖医生在中国工作了40年。他来自一个有名的英国家族：Cadbury。如果这个姓稍微显得有点陌生的话，提起吉百利巧克力，恐怕人人都会知晓。

胡适在1939年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人是瑞典探险家、地理学家、中亚学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赫定可以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曾发现过楼兰城市遗迹。1957年，香港笔会再次提名胡适，然而并无所获。

另一个被提名的中国人则是林语堂。提名了胡适之后的第二年，1940年，赫定提名了林语堂。同一年，美国作家赛珍珠（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提名了林语堂。1950年赛珍珠再次提名林语堂。下一个华人如此接近诺贝尔文学奖，也许要到1987年，沈从文。

“保持良好的同行关系，也注意保持好跟瑞典科学院的关系”

只有收到邀请函的人才具有提名资格，只有被提名了才有可能被考虑获得诺奖，这意味着跟同行，尤其是前诺奖得主保持良好的关系至关重要。

从1906年第一次被提名，到1920年获得化学奖，瓦尔特·能斯特（Walther Nernst）一共被提名了86次，其中10次是物理学奖，76次是化学奖。学过电化学的人可能对能斯特方程记忆犹新，他所提出的能斯特“新热定理”，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热力学第三定律。

提到提名的历史，不能错过爱因斯坦。1910年，爱因斯坦的“奇迹年”刚刚过去5年（爱因斯坦的“奇迹年”是指1905年，在这一年里，爱因斯坦发表了5篇论文，提出了光电效应、狭义相对论、质能等效方程，并对统计力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威廉·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1909年化学奖得主）提名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与瑞典科学院有着复杂暧昧的关系。从1910年开始，爱因斯坦几乎每年都被提名，而那个时代的瑞典科学院更加青睐于实验物理学工作，对以思想实验为主的相对论有着保留意见。因此尽管几乎年年被提名，诺奖迟迟未能花落爱因斯坦。到1922年（爱因斯坦获得的是1921年的诺贝尔奖，但1921年的诺贝尔奖在1922年被颁发），提名爱因斯坦的科学家里已经包括了威廉·维恩（Wilhelm Wien，1911年物理学奖）、马克斯·冯·劳厄（Max von Laue，1914年物理学奖）、斯凡特·阿伦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1903年化学奖）、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1918年物理學奖）、尼尔斯·波尔（Niels Bohr，1922年物理学奖）、海克·卡卫林·昂内斯（Heike Kamerlingh Onnes，1913年物理学奖）、亨德里克·洛伦兹（Hendrik Antoon Lorentz，1902年物理学奖）等明星阵营——总计提名62次，可以说物理学界半壁江山站在了爱因斯坦的身后。1922年，瑞典科学院终于把属于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奖颁发给了他。

爱因斯坦对姗姗迟来的奖项颇有微词。出于种种原因（1922到1923年，爱因斯坦在上海旅行），他并没有像其他的诺贝尔奖得主一样在12月来到斯德哥尔摩领奖并发表获奖演说。一直到了1923年7月，爱因斯坦才在瑞典西岸的城市哥德堡做了一个演讲，顺便领取了属于他的奖金。就连奖金恐怕也不能带来太多幸福感，因为按照爱因斯坦的离婚协议，这笔钱属于他的第一个夫人米列娃以及两个儿子。故事的另一面是，由于瑞典科学院对相对论的保留意见，虽然众多提名人为相对论提名爱因斯坦，科学院最终给出的获奖理由是光电效应。也许正是这种名为光电效应实为相对论的历史，又或者是因为爱因斯坦与瑞典科学院之间的小芥蒂，即使很多人认为相对论还应该给爱因斯坦带来第二次诺贝尔奖，但1922年之后却再无提名爱因斯坦的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官方统计，1919至1954年，爱因斯坦提名了9人，均在当年或数年内获奖，这也许可以反映爱因斯坦与瑞典科学院曲折复杂的关系。

受到重量级人物提名固然重要，但从历史来看，收到很多提名并不见得会获奖。法国数学家儒勒·庞加莱（Jules Poincaré）是20世纪初公认的数学领袖之一，他以研究三体问题奠定了现代混沌理论的基础，也是早期狭义相对论的奠基人之一。虽然在1904到1912年间，庞加莱被提名了51次，但是最终未获奖。

被多次提名而未曾获奖的曲折遭遇还可以看看化学奖。1912到1939年的27年间，法国化学家乔治·乌尔班（Georges Urbain）被提名了56次。1907年，乌尔班与奥地利矿物学家卡尔·威尔斯巴赫（Carl Welsbach）分别独立发现了71号元素镥。也许正是因为两人对发现权的争议，尽管这27年里有8位诺奖得主陆陆续续提名乌尔班，但他始终未能获奖。另一位法国化学家亨利·路易·勒夏特列（Henri Louis Le Chatelier）从1905到1934年被提名了31次，却未能获奖。

同样，法国生物学家加布里尔·伯特兰（Gabriel Bertrand）在1909到1950年的41年里被提名了22次，无所收获。被提名最多的人可能是法国兽医学家、生物学家加斯顿·雷蒙（Gaston Ramon）。雷蒙发明了给白喉疫苗和破伤风疫苗毒素减活的方法，从而铺平了这两种疫苗普及的道路。从1950到1953年，雷蒙获得了155次提名，并未获奖。法国科学家在“总是被提名从未拿过奖”的名单上出现之频繁，让人不禁遐想20世纪初的瑞典科学院是否对法国人有偏见（20世纪初是民族主义兴起的时代，很多瑞典人感觉在民族上与德国更加接近）。雷蒙的“难兄难弟”是同为法国人的微生物学家伊密·鲁克斯（Emile Roux）。鲁克斯曾是法国科学巨人路易·巴斯德的助手，后任巴斯德研究所所长。他在1888年分离出白喉毒素。尽管1901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给了发明了白喉血清疗法的埃米尔·冯·贝林（Emil von Behring），也尽管1901至1932年，鲁克斯被提名了115次，但这个奖始终没有落到他的身上。

一个国家以举国之力推荐一个候选人的事情在诺贝尔奖历史上并不罕见。首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苏利·普吕多姆（Sully Prudhomme）获得了18位法兰西学院院士的联名推荐——从结果来看，这一推荐似乎起到了作用。

然而并不是提名多就一定会奏效。1931年，西班牙作家、历史学家梅嫩德斯·皮尔达（Ramón Pidal）受到27名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21名西班牙历史学院院士等8个团体一共177人的联名推荐。之后一直到1966年的35年间，他被提名了151次。如此壮观的提名，是否有反效果就只有当时的学院成员们知道了。无论如何，皮尔达并未获奖。

“如果被提名，要有耐心;如果做出了重大发现，要活得足够久”

与通常观点相反，诺贝尔奖并不是一个终身成就奖。根据诺贝尔的遗嘱，这个奖项是奖给“前一年最重要的发现”，从已公布的记录来看，评委会在考察候选人时也严格围绕着“发现”和具体作品来讨论。一个人完全可以因为不同的发现而多次获奖。在历史上，一共有4个人获得两次诺贝尔奖：约翰·巴丁（John Bardeen，1956年和1972年物理学奖）、玛丽·居里（Marie Curie，1903年化学奖和1911年物理学奖）、莱纳斯·鲍林（Linus Carl Pauling，1954年化学奖和1962年和平奖）和弗雷德里克·桑格（Frederick Sanger，1958年和1980年化学奖）。

然而评选中，“前一年”这个标准显然并不符合实际。诺贝尔奖在授予某一项发现时极其谨慎，每个被提名的发现必须得到大量验证。而在科学的过程中，产生一个重要发现，到发现的重要性被认可，往往需要时间。重要性被认可后到获得提名，再从提名到获得诺奖，难免苦苦等待。

根据芬兰阿尔托大学物理学家圣·福尔图纳托（Santo Fortunato）的统计，1940年以前，只有11%的物理学奖、15%的化学奖和24%的生理学或医学奖是奖给20年以前的发现;而1985年后，60%的物理学奖、52%的化学奖和45%的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发现已经等待20年以上。2011年，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发给了拉尔夫·斯坦曼（Ralph Steinman），奖励其对“树突状细胞在后天免疫中作用”的发现。然而在颁奖的前三天，斯坦曼就过世了。诺奖评委会经过讨论仍然将诺奖授予斯坦曼，他成为50年来唯一在逝世后荣获诺奖的人。而追溯斯坦曼关于树突状细胞的工作，最早是在1973年做出的。这样一个例子，或许说明了当代科学研究周期的漫长。

另一个近年来常被拾起的话题是，科学家在做出重要贡献时的年龄也在逐渐推后。在上世纪，物理学奖得主常给人“年轻的天才”之感。小劳伦斯·布拉格在25岁时因X射线衍射的贡献获得了物理学奖，这让他成为最年轻的科学奖项得主。维纳尔·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32年物理學奖）、保罗·狄拉克（Paul Dirac，1933年物理学奖）、卡尔·安德森（Carl Anderson，1936年物理学奖）和李政道（1957年物理学奖）均在31岁获奖。除了李政道以外，这些年轻的物理学奖得主集中在1920～1930年物理学的黄金年代。而做出重要贡献时，这些物理学家更为年轻。海森堡做出诺奖贡献时只有23岁，狄拉克则是在25岁。

与物理学奖相比，生理学或医学奖和化学奖得主的年纪要偏大一些。最年轻的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是胰岛素功能的发现者弗雷德里克·班廷（Sir Frederick Banting，1923年生理学或医学奖），32岁时获奖。而最年轻的化学奖得主是居里夫人的女婿弗雷德里克·约里奥（Jean Frédéric Joliot-Curie，1935年化学奖），获奖时35岁。

然而年轻的英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根据2011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一篇论文统计，如果把1905年以前视作一个区间，1985年以后视作另一个区间，与上个世纪相比，最突出的特征是这个世纪诺奖得主们做出获得诺奖的成果的年龄在不断推后，物理学的平均年龄由37.2岁推至50.3岁，化学从40.2岁延后到46.3岁，而生理学或医学从39.9岁延到45岁。

科学家做出重要发现时的年龄延后，重要发现被认可所需要的时间变长，再加上竞争的激烈（在上世纪初，全世界大概只有1000多个物理学家，现在也许有100万个），诸多原因让科学家在拿到诺贝尔奖时逐渐变“老”。1950年以前物理学奖得主的平均年龄在40～50岁之间（平均年龄是47岁），进入21世纪，平均年龄到了65～70岁。耐心与长寿也许成为能否获得诺贝尔奖的重要素质。

在诺贝尔科学类奖项里，最快被认可的经历也许是杨振宁和李政道。1956年两人提出了宇称不守恒定律，1957年即获得物理学奖。而等待时间长的一个例子当属佩顿·劳斯（Peyton Rous）：1911年，劳斯发现，把一种鸡身上的软组织肉瘤提取液注射到健康鸡身体里同样可以引发癌症。事后证明，这些提取液里含有一种逆转录病毒。这一发现颠覆了人们对癌症的认知。劳斯的实验证据表明，逆转录病毒通过把致癌基因转入其他生物体，可以引发癌症。然而颠覆常识的发现需要更多时间方能被认可。15年后的1926年，卡尔·兰德施泰纳（Karl Landsteiner，ABO血型发现者，1930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成为第一个提名劳斯的人。陆陆续续，劳斯又被提名了17次。1966年，劳斯终于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此时距离他的发现已经过去了55年。

与科学奖项相比，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文学奖得主获得诺奖的平均年龄变化不算大，通常一个作家要到50～60岁左右才会获奖。文学奖最年轻的得主则是拉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仅”41岁就获奖。相对而言，文学奖得主从被提名到获奖所等待的时间也不算漫长——也许村上春树或者米兰·昆德拉会是例外。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在1950年被提名，获得了194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1949年文学奖因为缺少获奖者而推迟到1950年颁发）。伯兰特·罗素则在同年被提名并获奖。此外，赛珍珠（Pearl Buck，1938年文学奖）、路易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1934文学奖）、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930年文学奖）等也都是第一次提名时得奖。

被誉为“法国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的保罗·瓦雷里与詹姆斯·乔伊斯、托尔斯泰、普鲁斯特一起荣列为诺贝尔奖错过的伟大作家。事实上从1930到1945年，瓦雷里一共被提名了27次，在1945年瑞典学院终于打算把奖项发给瓦雷里时，他已经与世长辞了。

“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并不代表什么”

诺贝尔奖常常被说成是男性中心和欧洲中心。如果仅仅从提名的性别比例来看，这种说法不易反驳。1901至1965年间，女人被提名了901人次，而男人被提名了1.6712万人次。

各个奖项分开来看，女性和男性被提名人次的比例分别是：物理学奖92∶2735，化学奖68∶2876，生理学或医学奖76∶5077，文学奖285∶2802，和平奖380∶901。性别的不均衡不仅限于被提名人，66年间女性有271人次参与提名诺贝尔奖，而男性是1.4188万次。

到2018年为止，一共有3位女性获得了物理学奖，5位获得化学奖，12位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文学奖有14位女性得主。

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女性是玛丽·居里，1902年被提名，1903年获奖。60年后，玛丽亚·格佩特-梅耶（Maria Goeppert Mayer）成为第二个获奖的女性。她从1955年起被提名27次，于1963年获奖。再下一位得到物理学奖的女性要到55年以后的2018年了：新科物理学奖得主多娜·斯崔兰德（Donna Strickland）。

玛丽·居里也是第一个获得化学奖的女性，在1911年被提名，当年获奖。1935年，第二位女性获得化学奖，她恰好是玛丽·居里的女儿伊蕾娜·居里（Irène Joliot-Curie）。从这些數据可见，如果女性想要增加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概率，也许存在着行业上的选择。

诺贝尔奖历史上更有几个著名的科学世家，包括5对夫妇。最著名的当属玛丽·居里一家。如前述，玛丽与皮埃尔·居里夫妇共同获得了1903年的化学奖，他们的女儿伊蕾娜·居里与丈夫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则共享了1935年的化学奖。

此外，夫妻档还有卡尔与格蒂·科里（Carl and Gerty Cori，1947年生理学或医学奖）。瑞典经济学家贡纳尔·墨达尔（Karl Gunnar Myrdal）获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妻子阿尔瓦（Alva）获得1982年诺贝尔和平奖。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新增一对共同获奖的夫妇：发现大脑内“GPS”细胞的爱德华和迈-布里特·莫泽夫妇（Edvard and May-Britt Moser）。

父子双双获奖在诺奖历史上更为常见，到2017年为止，诺奖一共产生了6个父子档。而诺奖兄弟在历史上出现过一次：简·丁伯根与尼克拉斯·丁伯根（Jan and Nikolaas“Niko”Tinbergen）。哥哥简·丁伯根获得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弟弟尼克拉斯则获1973年生理学或医学奖。

这一结果，如理查德·罗伯特的戏言：考虑到1901年以来地球上至少有过100亿人，看起来生在一个诺奖家庭会大大提高获诺奖的概率。

诺贝尔奖经历了整个跌宕起伏的20世纪，在其百年的长河里，与授予的奖项相比，错过的发现只会更多。在长长的“被提名但是诺贝尔奖错过的科学家”名单里，也会见到华人的名字。比如，华人科学家李卓皓因发现并合成了人体生长激素，在1949至1963年间被提名了9次化学奖和2次生理学与医学奖。尽管提名人里包括了两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温德尔·斯坦利（Wendell Stanley，1946年化学奖）和威廉·吉奥克（William Giauque，1949年化学奖），诺贝尔奖却始终未曾降落在他的身上。

另一桩公案则是华人女科学家吴健雄教授。她为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的物理学奖理论工作提供了实验依据，然而并未与他们同获当年的物理学奖，个中原因，也许翻阅目前已公开的当时记录即可知晓。据提名显示，1958年以后，吴健雄又获得了7次提名。在1964年和1965年，吴健雄的导师埃米利奥·塞格雷（Emilio Segrè，1959年物理学奖得主）曾连续推荐过两次，但并无所获。

诺贝尔奖并不能决定一个科学家的成就。而是否获奖，也有许多科学以外的因素。在讨论诺奖遗珠时，通常都会提起元素周期表的发现者门捷列夫（Dmitri Mendeleev）。1869年，门捷列夫完成了第一张元素周期表，并通过它准确预言了一些还未被发现的元素。1905年门捷列夫当选了瑞典科学院外籍院士，而当1906年诺贝尔化学奖评委会提名门捷列夫时，却遭到了激烈反对：反对者是190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同时也是瑞典科学院院士的斯凡特·阿伦尼乌斯。阿伦尼乌斯的反对理由是，元素周期表是三十几年前的成果，并不适合诺奖。理由似乎非常合理，但他的反对动机可能是出自两人的宿怨：门捷列夫曾经批评过阿伦尼乌斯的离子解离论。在瑞典科学院激烈的争论中，门捷列夫以4∶5的一票之差未能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奖。1907年，门捷列夫再次被提名诺贝尔奖（提名人包括了1905年化学奖得主阿道夫·拜耳），然而同样遭到了阿伦尼乌斯的狙击。1907年2月2日，门捷列夫与世长辞。

罗斯琳·富兰克林是另一位极具资格但是未能获奖的科学家。1951年，富兰克林的一张清晰DNA双螺旋X-射线衍射照片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同事莫里斯·威尔金斯交给了沃森和克里克。基于富兰克林的数据，沃森和克里克得到了正确的DNA结构，并因此与威尔金斯三人分享了1962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富兰克林的贡献并没有得到沃森和克里克的承认。富兰克林是否能同获诺贝尔奖？这个问题无法被解答，因为她在诺贝尔奖颁发给DNA结构的4年前，就因为癌症而英年早逝。

更为代表性的例子也许是奥地利-瑞典科学家莉泽·迈特纳（Lise Meitner）。迈特纳是出生在奥地利的犹太人，是德国第一个女性物理学教授，并出任威廉皇帝协会化学研究所（后来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物理系主任。1938年，因德国反犹情绪高涨，迈特纳被迫离开德国，前往瑞典。1938年，她为长期合作伙伴奥托·哈恩（Otto Hahn）观察到的核裂变现象提供了理论解释——这份工作也为原子弹和原子能的应用铺平了理论基础。然而，由于纳粹德国的反犹政治气氛，哈恩与犹太人的公开合作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哈恩将实验工作内容单独发表在德国《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en）杂志1939年1月6日刊上，迈特纳的理论工作内容则发表在英国《自然》（Nature）杂志1939年2月11日刊上。英文与德文，犹太人与德国人，斯德哥尔摩与柏林，物理与化学，理论与实验，同一份工作的两面被语言和政治分隔开来。

哈恩和迈特纳都是诺贝尔奖提名的常客（哈恩在1919到1947年被提名39次，迈特纳从1924到1965年被提名48次），核裂变的工作更是增加了两人获得诺贝尔奖的呼声。然而当1944年诺贝尔化学奖公布时，哈恩因为发现核裂变现象而单独获奖，迈特纳榜上无名。这桩公案，直到50年后相关提名资料解禁才被还原出来——根据伊丽莎白·克劳福德（Elisabeth Crawford）、鲁思·赛姆（Ruth Lewin Sime）和马克·沃克（Mark Walker）发表在《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上的研究，迈特纳与诺奖失之交臂，源自提名、评审和投票机制的结构问题。

从1941年起，哈恩与迈特纳关于核裂变的工作就被提名，然而提名处在错误的时机——1945年以前，放射性元素的相关工作被归为化学奖的范畴，由化学奖评委会负责。评委会的两位化学家考察了这一提名，并向评委会出具了报告。在报告里，他们肯定了哈恩的工作，然而由于哈恩与迈特纳各自实验和理论的工作是分开发表的，两位化学家并未能肯定迈特纳理论工作的重要性。1944年，化学奖评委会向科学院推荐哈恩单独获得当年化学奖。

历史给迈特纳开了一个玩笑：当评委会的推荐被提交至科学院时，科学院提议当年暂停颁发1944年化学奖，将其推迟到第二年与1945年化学奖一同颁发。到了第二年，评委会与科学院的立场则突然倒转了过来。评委会提议第二次推迟1944年化学奖的颁发，等到美国和法国核试验取得更多数据时再做决定。而评委会的提议似乎激怒了科学院，在投票中，略微多数的科学院成员决定当年即颁发1944年化学奖——根据评委会1944年的提议，将其授予哈恩。

1946年，迈特纳再次被提名诺贝尔物理学奖。物理学评委会负责考察其工作的是实验核物理学家埃里克·胡尔森（Erik Hulthen）。胡尔森向评委会出具的报告并不能算作公正客观。在报告里，胡尔森大幅度贬低了迈特纳工作的重要性。如此做法，是出自實验物理学家对理论物理学家工作的误读，还是因为某种利益冲突（瑞典在调整原子物理方向的科研经费，因此胡尔森与迈特纳存在着竞争关系），也许只有当事人才能知道了。

“名不副实的人”

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43年被提名文学奖，1962年获奖。当他获奖的消息出来后，媒体哗然，因为斯坦贝克虽然有着很大名气，但并不被认为是一流作家。就连斯坦贝克自己也承认自己配不上文学奖。50年后公布的卷宗让当年瑞典学院的决定似乎变得可以理解了：1962年的候选人名单实在是太难抉择了。

1962年文学奖5人名单里除了斯坦贝克以外，还有英国作家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和劳伦斯·德雷尔（Lawrence Durell），法国剧作家让·阿努伊（Jean Anouilh），丹麦作家凯伦·布里克森（Karen Blixen）。格雷夫斯之所以没获奖，是因为他被视作一位诗人，瑞典学院不打算在艾兹拉·庞德（被提名10次）死掉之前授予任何英语诗人文学奖，因为庞德是显而易见的最杰出的英语诗人;而庞德之所以不能获文学奖，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庞德信奉法西斯主义。德雷尔无法获奖的原因是著作分量还不够，瑞典学院决定继续观察。阿努伊不能获奖，因为他是法国人，而法国人圣-琼·佩斯已经拿去了1960年的文学奖。出于对地区平衡的考虑，短时间内不能再颁发给法国人了。丹麦的布里克森则在当年9月去世。面对这样的候选人情况，评委会成员坦率地承认：“我们的处境不值得羡慕。”

如果说给了不能服众的候选人是一种德不配位，有时候做出杰出成就的诺奖得主在获奖之后做出名不副实的行为，只能让人哭笑不得——这一行为被称作“诺贝尔奖病”，指一些科学奖获奖者迅速推崇起伪科学。

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鲍林用了数十年身体力行地推广维生素C可疑的神奇效果，比如治疗癌症。让人尴尬的是，鲍林活了93岁，可谓高寿——也许正是出自维生素C的神奇疗效？DNA结构的发现者沃森多年不惮于公开反对“政治正确”，口水战不断，个中“杰作”包括宣布黑人智商比较低，“大家倾向于相信人人平等，但是有过黑人雇员的都知道这并不属实”。威廉姆·肖特基（William Shockley，1953年物理学奖）则是优生学的拥护者，认为智商低的人应该绝育。

在诺奖历史上争议最大的恐怕是1949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当年该奖授予了安东尼奥·莫尼斯（António Moniz），他发明了前脑叶白质切除术。这个手术旨在破坏大脑前额叶，用来“治疗精神疾病”，手术的效果非常可疑，如电影《飞越疯人院》所描述的那样，结果往往是病人变得迟钝、痴呆、丧失个性。诺贝尔奖让手术风行一时。随着大量脑损伤者的诞生——包括肯尼迪家族的罗斯玛丽·肯尼迪——1960年后，这个手术彻底淡出了历史舞台。

从1928到1950年，莫尼斯一共获得了18次提名，其中1928年和1933年莫尼斯因为血管造影术获得4次提名。更有价值的发现并未给莫尼斯带来诺奖。命运残忍的玩笑让莫尼斯因“利用手术方法治疗精神疾病”而获得诺贝尔奖，而数以千计的病人和家庭承受了不必要的痛苦。

诺贝尔的遗嘱要求评审各奖项时不考虑国籍，一个发明或者发现应该属于全人类。然而，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国籍，退一步而言，“和平时期科学家不分国界，而战争时期，科学家有国家”（弗里茨·哈伯）。当历史的潮流席卷而来，个体，主动或者被动，往往不得不为之做出选择。逃亡瑞典的迈特纳在战后曾经激动地给哈恩写信：“你们留在德国的，都是帮凶。”而哈恩在得知原子弹在广岛爆炸时，一度想过要自杀：他认为自己应该为成千上万平民的死亡负责。

这并不是科学能解答的伦理问题。1918年，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因为发明了铁催化合成氨的“哈伯法”获得了化学奖。然而1914年，“一战”爆发，哈伯投入了毒气的研制。在这场战争中，德国和法国互相倾倒毒气，两国的化学家将毕生的才智投入到如何让敌人痛苦地死去中——哈伯的对手，是负责制造光气的法国化学家维克多·格林尼亚（Victor Grignard，“格氏试剂”的发明人，1912年化学奖得主）。在这场战争里，65万人死于毒气。因为反对哈伯的化学武器，哈伯的妻子用哈伯的手枪自尽。1946年，哈伯的儿子因为父亲在毒气战中的工作而自尽。

书写历史的上帝总是有一种黑色幽默，“二战”时德国开始屠杀犹太人。犹太人哈伯开发的农药奇克龙B，因为无色无味，被用于毒气室。哈伯的数百万犹太同胞死去，其中就有哈伯的外甥女和外侄孙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