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才池 布乃东

前海法院港籍陪审的制度运行初见成效。然而，其选任代表性、广泛性不足，参审机制未能真正实质化，制约着制度功能的发挥。为此，亟需强化制度的公共宣传，放宽选任条件，增加专业型陪审员类别；另外，拓宽参审案件类型，建立问题列表制度与“大合议庭”参审模式，明确事实审、调解、监督职责。

一、样本分析：港籍陪审制度的运行状况剖析

2015年7月26日，前海法院首批13名港籍陪审员宣誓就职。2016年4月21日，前海法院颁布实施《港籍人民陪审员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初步构建起港籍陪审运行机制。

(一)选任条件

前海法院港籍陪审员分为普通陪审员和专家陪审员。担任普通陪审员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香港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三）年满二十三周岁，一般应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等等。担任专家陪审员的，还须具有金融保险、知识产权、信息网络等现代服务业的从业经历或专业知识。选任的启动方式包括“引荐”与“自荐”，既可由相关部门推荐，也可以直接向前海法院申请。统计显示（参见表1—表3），首批港籍陪审员体现出年轻化、高学历化、专业化的特点，大部分有海外留学背景，是典型的“专家型陪审员”。

表1 首批港籍陪审员年龄统计表

表2 首批港籍陪审员学历统计表〔1〕“研究生”为香港学历教育之一类，既非硕士，也非博士。

表3 首批港籍陪审员专业特长统计表

（二）参审机制

1.参审范围

《管理办法》第22条规定：（一）在深港两地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受到广泛关注的；……（六）涉及前海区域内产业发展和行业规范的；（七）涉及适用香港证据认定规则和适用香港法律的；等等。可以适用港籍陪审。截止至2016年12月31日，前海法院审结涉港案件219件，其中，港籍陪审案件17件21人次，陪审率7.7%，涵盖金融保理、融资租赁、跨境电商等商事领域。

2.参审方式

开庭时，主审法官向陪审员释明争议焦点、在案证据情况。法庭调查时，陪审员可以询问、调查案件事实。合议庭评议时，主审法官释明证明责任、证据审查规则等，陪审员可根据指引发表认定事实的结论，或者直接发表内心确认的事实。〔2〕对“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职权改革”亦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法〔2015〕100号）的重点内容之一。首批港籍陪审员大多能有效、准确地提问，能对专业问题释疑解惑。此外，前海法院鼓励港籍陪审员参与调解工作。截止至2016年12月31日，港籍陪审员调解案件15件，调解率达53.3%，取得明显的纠纷化解成效。

二、问题梳理：港籍陪审制度的现实困境

前海法院港籍陪审的制度运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面临着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选任：尚不具备代表性、广泛性

民主充分性、选任代表性是衡量选任妥当与否的标准，〔3〕施鹏鹏：《陪审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5页。然而当前港籍陪审员的选任模式尚难言具备代表性、广泛性。

1.公众参与积极性不高

调查问卷表明，在深圳的港籍民众，有67.9%不知道有陪审员，只有37.7%知道陪审员与法官一同审理案件，当中可能与对英美陪审团的认知混淆有关。由于罕有“自荐”，法院只好商请行业组织推荐。“推荐”容易演变成指定，又陷入只有“精英”的怪圈。

2.无大众型港籍陪审员

基于制度风险、案件质量的顾虑，首批港籍陪审员的条件被设置了较高门槛，均为专家陪审员。前海法院尚未建立起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的“港籍陪审员资源库”，使随机抽选趋于形式化。而某些参审意愿强烈的香港普通居民，却因为不符合条件被拒之门外。

（二）参审：非实质性裁判

参审机制是评价陪审制度成效的核心标准，其非实质化长期以来成为制度背后挥之不去的“阴影”，港籍陪审也未能完全例外。

1.参审范围小，参审率偏低

当前港籍陪审局限于金融保理、融资租赁、跨境电商等专业性较强的案件，参审案件较少，参审率偏低，难以充分发挥港籍陪审制度的功能。究其原因，一是专家陪审成本过高；二专家陪审受限于特定专业类别案件；三是专家陪审员本职工作繁忙，参审意愿不强。

2.陪审员的裁判权处境尴尬

前海法院港籍陪审员仅参与审理事实问题，不评议法律问题。〔4〕根据《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的要求，人民陪审员逐步过渡到只审理案件事实问题。即便如此，陪审员对案件裁判结果的影响也不大。调研发现，已结案（除去调解、撤诉）15个判决中，港籍陪审员发表不同意见的几乎为零。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1）“事实审”与“法律审”不易区分。我国陪审员制度更接近于大陆法系参审制，如何区分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富有争议，尤其是民商事审判。〔5〕陈杭平：《论 “事实问题 ”与 “法律问题 ”的区分》，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2期。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交织缠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常态，产生识别区分上的困难。（2）陪审员人数处于劣势。陪审员并不谙熟法律，容易对法官产生趋从心理，“少数派”的现状更会加剧这种心理。出于诉讼经济的考虑，绝大多数样本案件采取“2名法官+1名陪审员”的参审模式，也容易导致陪审员的意见被边缘化。（3）陪审员的司法责任不明确。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核心在于“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陪审员是否受合议庭负责制、案件质量终身负责制调整？如果最终事实认定错误，责任应由承办法官承担，还是陪审员承担，抑或所有合议庭成员承担？这些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路径选择：港籍陪审制度的完善思路

针对港籍陪审制度实践存在的问题，亟需从两个路径入手加以完善：

（一）完善选任机制

1.强化制度的公共宣传

制度产生生命力的前提是为公众知悉、关注。在宣传力度与广度上寻求突破，尤其是在新媒体上寻求新出路，比如微电影、微信、微博等渠道，鼓励在深港籍民众参与陪审员的遴选。

2.逐步放宽选任条件

德国《法院组织法》第32条规定，25-70周岁的德国公民，只要没有智力障碍、未患有影响裁判的严重疾病，都有担任参审员的资格。在设置港籍陪审员的选任条件时，宜尽可能使不同行业、年龄、性别的香港居民都有机会成为陪审员。

3.增加专业型港籍陪审员类型

可以尝试增加一类介于专家陪审员与普通陪审员之间的类型——专业型陪审员，推行兼顾大众与精英相结合的多元化陪审员组成模式。对涉及金融保险、融资租赁、现代物流、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案件，尽量安排专业型陪审员。

（二）改进参审机制

1.逐步拓宽参审案件类型

应逐步构建起“专家+专业+普通”港籍陪审员资源库，根据当事人意愿、行业性特征等因素决定是否适用港籍陪审，并随机抽选陪审员，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人都有权选择其同类进行审判”〔6〕刘哲玮：《人民陪审制的现状与未来》，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3期。。

2.建立问题列表制度

借鉴法国的问题列表制度、美国的指示制度经验，将不同案件类型作进一步区分并采用列表的方式陈列出来，陪审员“按图索骥”审理。比如，细化拆分案件事实，设计成一系列问题，由陪审员作出是否、有无的判断。

3.建立“大合议庭”参审模式

参照大陆法系的参审制度，试行大合议庭参审模式。比如，将参审案件分为三类：利益冲突大但不疑难复杂的；利益冲突大而且疑难复杂的；利益冲突特大而且特别疑难复杂的。相应地，分别适用“1名法官和4名陪审员”、“3名法官+4名陪审员”、“3名法官和6名陪审员”的模式，组成大合议庭进行审判。

4.明确参与事实审、调解、监督职责

陪审团对事实作出的判断最有可能获得普通公众的认同。〔7〕傅郁林：《民事司法制度的功能与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6页。港籍陪审员只参与“事实审”并承担责任；港籍陪审员对香港的风俗、人情的认知更具体、透彻，可以设置涉港案件诉前调解环节，由其专职负责；港籍陪审员与内地公权力组织在人事、业务上无甚关联，其监督司法的可能与功能有待挖掘。

尽管各国的法治传统和运行模式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但自自然法学论献世以来，人们相信跨区域文化、凸显共同文明成果的准则客观存在着。〔8〕龙宗智：《论司法改革中的相对合理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基于我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复杂性，探讨多元陪审机制的建构亦具有特别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