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松日奈子 著

于 春 译

石松日奈子：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客座研究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云冈石窟研究院客座教授，研究方向为佛教美术史，著有《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等

于 春：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

日本大原美术馆藏（大原美术馆保存，大原家所有）北魏河南新乡百官寺三尊立像（图一），黑色石灰岩质，背光上半部残失，残高二百五十五厘米，推测原像应是高度超过四米的大型造像。三尊像中，中尊像高二百五十厘米，右胁侍像高一百四十一厘米，左胁侍像高一百四十四点五厘米，均着中国式佛衣。造像上无发愿文和题记。本像传出自河南省新乡县鲁堡村的百官寺，从风格和样式来看，应该是北魏洛阳时代（六世纪前半叶）河南北部地区制作的造像。造像在搬出寺院时被切割成多块，现中尊和左、右胁侍之间以及中尊的脖颈处有拼接痕迹，背光的上半部可能是在当时丢失。

图一 北魏（六世纪前半叶）

此尊造像为日本冈山县仓敷的实业家大原孙三郎（一八八〇年～一九四三年）的藏品，原存于大阪住吉区的大原宅邸，一九五八年在名古屋举办的展览会展出后转运到仓敷，继续在仓敷考古馆内展示。一九七〇年造像迁移到新筑成的大原美术馆东洋馆内保存至今。一九七八年六月被日本指定为「重要文化财」（类似中国「珍贵文物」与「文物保护单位」的概念）。

关于石三尊立像与百官寺

《仓敷考古馆研究集报》第五号（一九六八年十月）曾刊登北野正男（参加过京都大学的云冈石窟调查）所著《北魏的一光三尊佛立像》一文，文末有一段值得注意的记录：「此造像原本位于河南省新乡县鲁堡村百官寺，为筹集国民学校的修理费，鲁堡村国民学校校长将之出卖，立据为证。此记。」虽然文中所提「立据」已不得而知，买主为何人也无从知晓，但若真如北野所记，则此像是为了修建国民学校而卖出，目的也算高尚。

关于百官寺，《新乡县续志》（田芸生总编，韩邦孚监修，一九二三年出版）卷四「金石志」载：「大齐半截碑在县北鲁堡百官寺。碑仅半截，高七尺，宽三尺余。远近拓印者甚多。中殿有石造像一联三尊，高七尺，无年月。」（图二）此书还记载了百官寺山门外有唐开元八年修建的石塔。文中记载的「大齐半截碑」即为现河南博物院收藏的北齐天保九年鲁思明造像碑。值得注意的是「中殿有石造像一联三尊，高七尺」的记载。七尺大约是二百一十厘米，与本像相比虽然略小，但极有可能就是本文所谈的这尊造像。而且，《新乡县续志》卷二「学校」载：「第十八国民学校在鲁堡村」，可见鲁堡村确实有一所国民学校，可与北野之言互证。

但是，一九三〇年出版的《河朔访古新录》（顾燮光撰）卷六「新乡县第十」载：「县北十五里，鲁堡百官寺，始建失考。山门外有齐天保九年二月鲁思明造像记碑。又石浮图一。右侧刻唐开元八年十月鲁思钦妻贾造石浮图。」文中提及北齐天保九年鲁思明造像碑和唐代石塔，但却没有《新乡县续志》所记载的「一联三尊」像。因此推测，此像应是在《新乡县续志》出版的一九二三年至《河朔访古新录》出版的一九三〇年间被移出百官寺的。

图二 《新乡县续志》书影

关于百官寺的现状，研究造像铭文的大家佐藤智水曾在二〇〇四年进行过现场调查。根据报告，雄伟的百官寺已不复存在，遗址地现为养老院，其附近有一个小庙继承了寺名据说此处原为国民学校。因此，佐藤判断北野正男所记国民学校校长所立之造像出卖字据是可信的。

综上所述，此像原应安置在鲁堡村百官寺中殿内。

三尊像的形制

正面： 中国式如来立像和胁侍菩萨像

中尊如来立像身着中国式袈裟，双领下垂（图三），与云冈石窟第十六窟主尊大佛立像（图四）（高十三点五米）相似。头部呈长圆筒状，刻大波浪纹头发，正面中央有上下两个大涡纹。这种波状发纹不见于云冈石窟初期造像，是中期后半段的第六窟、第十六窟中国式如来像的特征。看来云冈石窟的新样式佛像影响到了距离云冈很远的地方。中尊如来的耳朵异常长，这种「大耳」是云冈石窟初期所凿「皇帝大佛」的特征，可能来自于《魏书·太祖纪》所载北魏道武帝的容貌特征：「目有光耀，广颡大耳」。如来面部较长（图五），鼻梁细而直，嘴小唇薄，嘴角上翘面带微笑。眉、目用长而流畅的阴刻线表现，刻出黑瞳。眉间有白毫的浅圆孔，但同时期的河南石佛像中罕见此类白毫，有可能是后代加刻的。如来躯体和肩部的丰壮感不强，特别是下半身略显单薄。衣纹雕刻细致，肩部和腹部有平行衣纹相连，双肩下垂的衣边密布褶皱，袖口和底边有鱼鳍状褶皱向右扬起。较大的右手在胸前施无畏印，左手垂于体侧握衣襟，刻画出手指。如来像雕刻完美，散发着尊贵的美感。

图三 中尊如来像（侧面 ） 石松日奈子 摄

左、右胁侍像均头顶束高发髻，身体细长，披X状天衣，是中国式菩萨样式。虽然在敦煌莫高窟或云冈石窟中常见的菩萨像是宽幅冠、缯带自头后部披于双肩的西方式，但地方造像中却不乏中国式菩萨像。两胁侍靠中尊一侧的手均持莲蕾，右胁侍像外侧手持水瓶（图六），左胁侍像外侧手握环状持物。（图七）虽然鼻尖曾被修补过，但仍可见面部五官协调、眼框阴刻、嘴小露笑。左右二像衣纹的表现略显不同：左胁侍像衣纹为左右对称的单纯平行线纹，右胁侍像的天衣与中尊衣纹相似，略朝右侧扬起。右胁侍像所戴头饰中可见忍冬纹，比左胁侍像雕刻更加精致。

图五 中尊如来像面部特征

图四 云冈石窟第十六窟大佛立像

承载三尊像的大背光上半部残失，残见中尊肩部两侧浮雕的跪坐天人像。左肩外侧有两尊捧持供物的天人坐于莲花座。（图八）天人着衣虽亦为中国式，但其露出足尖、宝珠形头光等表现方法与云冈、龙门的中国式天人有所差异。而且，右胁侍像的左肩与中尊之间横向浮雕一只似虎怪兽（图九），可能不是佛教图像，而是基于中国传统思想的灵兽。胁侍菩萨像的头光（左胁侍像头顶残缺）为宝珠形，背光内有口吐忍冬的双龙支撑中央的香炉，背光外围有火焰纹。

图七 左胁侍菩萨像

图六 右胁侍菩萨像

侧面：二佛并坐像与执金刚杵神像

从侧面看，本像并不厚，三尊像的下半身几乎呈浅浮雕的状态。（图十）背光两侧面最下部有天部各一尊，其上的帐幕内浅浮雕二佛并坐像（图十一），均着通肩式佛衣，施禅定印。左侧面有十层，右侧面有十一层，其上不明。普通的二佛并坐像，依据《法华经·见宝塔品》，表现为佛塔内坐释迦和多宝佛，二佛的衣着亦有差异。但本像中的两尊并坐佛像完全一致，坐在有帐幕的室内而不是在佛塔里，所以不能断定是否为释迦与多宝佛并坐像。

侧面最下部的天部像，均戴花冠，冠缯带向左右扬起，下半身着长裙，双肩覆天衣在腹前交叉呈X状。右侧面的天部像（图十二）右手似持物，左侧面的天部像（图十三）左手持金刚杵，应为佛教的护法金刚。其面部表情沉静严肃，呈静止的直立姿态，但缯带和天衣则与中尊像一致，显示出飘扬的动感。左侧面天部像的冠上花形装饰下部有小鸟的羽翼，与起源于伊朗的「翼形冠」相似。云冈石窟第十窟和第六窟中有戴翼形冠的金刚力士像，但冠上的双翼较大，而本像则抑制了双翼的存在感。

图十 北魏（六世纪前半叶） 河南新乡百官寺石三尊立像（侧面）

图八 中尊像左肩外侧捧持供物的天人

图九中 尊像与右胁侍之间浮雕的怪兽

背面： 千佛及人头、兽头护法神像

本像如今存放位置与后方壁面的间隙不到二十厘米，很难观看背面全状。但参考之前拍摄的黑白照片（图十四）和拓片，大致能了解背面的造像内容。

背面最下层有六尊像，其上有十七层小坐佛。坐佛均着通肩佛衣、施禅定印，坐于尖拱形龛内，龛周围未见题名。最下层的中央有方形框（内无文字或图像），其两侧各有三尊共六尊像，面朝中央站立。六尊像中，人头人身像三尊，兽头人身像三尊，均着短裙裤，披天衣，戴项圈、X形交叉璎珞、臂钏、腕钏、足钏等装饰物，手持花或武器。

图十一 右侧面的二佛并坐像

面对造像背面，自右向左这六尊像依次为：第一尊羊头人身像（图十五），右手按腰，左手高举盛花器物；第二尊人头人身像（图十六），高鼻，头发竖立，右手按右腿，左手执剑高举；第三尊为象头人身像（图十七），有长鼻和两颗巨牙，持棒状物杵于身前地面；中央方框左侧，第四尊为人头人身像（图十八），束发，高鼻，左手按左腿，右手持尖部较短的金刚杵高举；第五尊为牛头人身像（图十九），鼻尖和左腕部分残失（推测左手按左腿），右手高举持花；第六尊为人头人身像（图二〇），容貌与第四尊同，左手按左腿，右手持花高举。

图十二 右侧面下方天部像

图十三 左侧面下方天部像

人头人身的三尊像中，有两尊手持剑或金刚杵（第二尊、第四尊）。与侧面手持金刚杵的金刚神相比，虽然同为守护神，但身份可能略低一些。而且，侧面的金刚神戴着华丽的花冠或鸟翼冠，着长裙，面部表情稳重，与之相对，背面的三尊未戴冠或未束发，头发竖立或仅简单束发，鼻梁高挺，穿着短裙裤，一副异域守护神的模样，双腿张开站立。其身份地位应该不如侧面的金刚神。

图十四 北魏（六世纪前半叶）

兽头人身的三尊像中，象头人身像（第三尊）的形象应该来源于印度教湿婆神的儿子象头神，被佛像吸收为护法神。中国没有将大象神格化的传统，象一般是以动物的形象出现的。而在六世纪前半叶的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巩县石窟第三、四窟中均出现了象头人身像（图二一），出现的场所一般是在石窟壁面的最下层，手持花或宝珠而坐，与其他的动物神（如龙、狮子、鸟等）、自然神（山神、河神、火神、风神、树神等）、鬼神（鬼子母、阿修罗）、力士等一起被赋予了守护佛教世界的任务。直到东魏至北齐时期，象头神流行于河北、河南等北朝东部地区，并向十神王、八部众等组合发展。但是，本像中的象头人身像是立像，持长棒杵地而立，这种姿态与墓门雕刻或绘画的守卫神比较接近。本像中的象头人身像的形象尚未见到其他例子，属于本像独有的图像。

图十五 背面下方的羊头人身像（第一尊）

图十六 背面下方的人头人身像（第二尊）

图十七 背面下方的象头人身像（第三尊）

图十八 背面下方的人头人身像（第四尊）

图十九 背面下方的牛头人身像（第五尊）

图二〇 背面下方的人头人身像（第六尊）

图二一 巩县石窟第四窟象头人身像

其次，牛头人身像（第五尊）虽然未见于龙门石窟，但巩县石窟第三窟有一尊持花的牛头人身坐像（图二二），敦煌莫高窟第二四九窟也有与夜叉一起安坐的牛头人身像。（图二三）这样的牛头神虽然不包括在之后出现的十神王中，但是自古以来牛就是农耕文明的象征性动物，应该与本地的信仰有关。

另外，羊头人身像（第一尊）在龙门和巩县石窟都未发现，其造型应该来源于墓葬中作为牺牲动物的羊。而且，牛和羊是中国的十二干支动物，与象相比更加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如果本像的兽头神来源于中国的墓葬文化和民间信仰，我们可以想象：造像主们在接受了佛教信仰的同时，将之与本地信仰相融合。从考古发掘材料来看，中国古代墓葬中的兽头人身十二生肖像（图二四、二五）是隋代之后才流行的。本像的牛头神、羊头神作为较早出现的兽头人身像，应该关注它们对十二生肖像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图二二 巩县石窟第三窟牛头人身坐像

图二三 敦煌莫高窟第二四九窟牛头人身像

图二四 唐 十二生肖俑之牛俑（牛头人身像）

图二五 唐 十二生肖俑之羊俑（羊头人身像）

地方造大佛

至北魏的后半期，佛教造像开始向地方和民间发展。如本像一样穿着中国式佛衣的如来立像，应该是以云冈石窟第十六窟的大佛为粉本的。云冈石窟第十六至二十窟是为彰显北魏皇帝而开凿的大佛窟，其中第十六窟的大佛像高约十三点五米，是现存的中国式如来立像中最大的一尊。这尊大佛穿着中国式佛衣，应该完成于孝文帝颁布服制改革（四八六年～四九四年）之后，象征着「完成汉化即为中华之王的北魏皇帝」。于是，随着「皇帝大佛」与皇帝崇拜的风气开始在北魏传播，远离都市的山村地区也开始凿刻大型如来立像。

图二六 北魏正始二年（五〇五年） 尚齐等

图二七 北魏正光元年（五二〇年） 杨文憘等

例如，在甘肃省的庆阳北石窟寺和泾川南石窟寺（五〇九年～五一〇年），有七尊六至八米高的中国式如来像并列在一起，这应该是来自天子七庙制的七帝七佛像。另外，陕西安塞县的真武洞石窟中，有高六米的如来立像；河南偃师市水泉石窟有高四点七米的中国式二佛立像。单尊佛像亦不在少数：河北的熙平元年（五一七年）弥勒佛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藏，高二点八米），波状发，着中国式佛衣，发愿文中有「仰为宣武皇帝 今照陛下」（宣武帝五一五年驾崩）的记载；山东临淄的西天寺造像、康山寺造像，博兴的兴国寺大佛等，都是残存高度达五至六米的北魏大型如来立像。

百官寺所在的河南北部，残存有为数不少的与本像极为相似的北魏至东魏时期如来立像。例如，景明四年（五〇三年）邑子七十二人造像（河南博物院藏，辉县沿村出土，残高一百八十四厘米）、正始二年（五〇五年）尚齐等八十人造像（图二六）（铭文中有「汲郡汲县」记载）、熙平二年（五一七年）邑子七十人造像（河南博物院藏，辉县山阳出土，高二百一十九厘米）、正光元年（五二〇年）杨文憘等合邑百三十人造像（图二七）（铭文中有「顿丘县」记载）等，铭文中多见为皇帝或国家造像的记载，而且是数十人甚至超过一百人规模的集团造像。

本文介绍的河南新乡百官寺三尊立像虽未留下铭文，但三尊像的风格与正始二年尚齐等八十人造像相比更为干练。另外，侧面和背面仅浮雕了千佛、力士像，并未见到河南北部造像中流行的交脚菩萨、宇宙树、鸟衔蛇、日月等天上世界的图像。可见，本像的制作年代应为五一〇年左右。可以想见，在远离都市的鲁堡村，一大群信徒聚集在一起捐资凿刻了这样一尊大型如来像，这是在皇帝崇拜、大型造像流行的风气中诞生的典型的「地方皇帝大佛」之例。与美丽天人和菩萨围绕的都市大佛不同，这样的地方大佛是被兽头神和力士所护卫的。

附记：

本像的调查得到了大原美术馆吉川あゆみ先生、东京文化财研究所冈田健先生的帮助，佐藤智水老师指教了百官寺的相关文献资料，武笠朗先生提供了造像背面的黑白照片，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