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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收藏的中国石佛名品 大原美术馆藏河南新乡百官寺三尊立像②

2018-10-22石松日奈子

紫禁城 2018年10期
关键词:百官牛头云冈石窟

石松日奈子 著

于 春 译

石松日奈子: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客座研究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云冈石窟研究院客座教授,研究方向为佛教美术史,著有《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等

于 春: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

日本大原美术馆藏(大原美术馆保存,大原家所有)北魏河南新乡百官寺三尊立像(图一),黑色石灰岩质,背光上半部残失,残高二百五十五厘米,推测原像应是高度超过四米的大型造像。三尊像中,中尊像高二百五十厘米,右胁侍像高一百四十一厘米,左胁侍像高一百四十四点五厘米,均着中国式佛衣。造像上无发愿文和题记。本像传出自河南省新乡县鲁堡村的百官寺,从风格和样式来看,应该是北魏洛阳时代(六世纪前半叶)河南北部地区制作的造像。造像在搬出寺院时被切割成多块,现中尊和左、右胁侍之间以及中尊的脖颈处有拼接痕迹,背光的上半部可能是在当时丢失。

图一 北魏(六世纪前半叶)

此尊造像为日本冈山县仓敷的实业家大原孙三郎(一八八〇年~一九四三年)的藏品,原存于大阪住吉区的大原宅邸,一九五八年在名古屋举办的展览会展出后转运到仓敷,继续在仓敷考古馆内展示。一九七〇年造像迁移到新筑成的大原美术馆东洋馆内保存至今。一九七八年六月被日本指定为「重要文化财」(类似中国「珍贵文物」与「文物保护单位」的概念)。

关于石三尊立像与百官寺

《仓敷考古馆研究集报》第五号(一九六八年十月)曾刊登北野正男(参加过京都大学的云冈石窟调查)所著《北魏的一光三尊佛立像》一文,文末有一段值得注意的记录:「此造像原本位于河南省新乡县鲁堡村百官寺,为筹集国民学校的修理费,鲁堡村国民学校校长将之出卖,立据为证。此记。」虽然文中所提「立据」已不得而知,买主为何人也无从知晓,但若真如北野所记,则此像是为了修建国民学校而卖出,目的也算高尚。

关于百官寺,《新乡县续志》(田芸生总编,韩邦孚监修,一九二三年出版)卷四「金石志」载:「大齐半截碑在县北鲁堡百官寺。碑仅半截,高七尺,宽三尺余。远近拓印者甚多。中殿有石造像一联三尊,高七尺,无年月。」(图二)此书还记载了百官寺山门外有唐开元八年修建的石塔。文中记载的「大齐半截碑」即为现河南博物院收藏的北齐天保九年鲁思明造像碑。值得注意的是「中殿有石造像一联三尊,高七尺」的记载。七尺大约是二百一十厘米,与本像相比虽然略小,但极有可能就是本文所谈的这尊造像。而且,《新乡县续志》卷二「学校」载:「第十八国民学校在鲁堡村」,可见鲁堡村确实有一所国民学校,可与北野之言互证。

但是,一九三〇年出版的《河朔访古新录》(顾燮光撰)卷六「新乡县第十」载:「县北十五里,鲁堡百官寺,始建失考。山门外有齐天保九年二月鲁思明造像记碑。又石浮图一。右侧刻唐开元八年十月鲁思钦妻贾造石浮图。」文中提及北齐天保九年鲁思明造像碑和唐代石塔,但却没有《新乡县续志》所记载的「一联三尊」像。因此推测,此像应是在《新乡县续志》出版的一九二三年至《河朔访古新录》出版的一九三〇年间被移出百官寺的。

图二 《新乡县续志》书影

关于百官寺的现状,研究造像铭文的大家佐藤智水曾在二〇〇四年进行过现场调查。根据报告,雄伟的百官寺已不复存在,遗址地现为养老院,其附近有一个小庙继承了寺名据说此处原为国民学校。因此,佐藤判断北野正男所记国民学校校长所立之造像出卖字据是可信的。

综上所述,此像原应安置在鲁堡村百官寺中殿内。

三尊像的形制

正面: 中国式如来立像和胁侍菩萨像

中尊如来立像身着中国式袈裟,双领下垂(图三),与云冈石窟第十六窟主尊大佛立像(图四)(高十三点五米)相似。头部呈长圆筒状,刻大波浪纹头发,正面中央有上下两个大涡纹。这种波状发纹不见于云冈石窟初期造像,是中期后半段的第六窟、第十六窟中国式如来像的特征。看来云冈石窟的新样式佛像影响到了距离云冈很远的地方。中尊如来的耳朵异常长,这种「大耳」是云冈石窟初期所凿「皇帝大佛」的特征,可能来自于《魏书·太祖纪》所载北魏道武帝的容貌特征:「目有光耀,广颡大耳」。如来面部较长(图五),鼻梁细而直,嘴小唇薄,嘴角上翘面带微笑。眉、目用长而流畅的阴刻线表现,刻出黑瞳。眉间有白毫的浅圆孔,但同时期的河南石佛像中罕见此类白毫,有可能是后代加刻的。如来躯体和肩部的丰壮感不强,特别是下半身略显单薄。衣纹雕刻细致,肩部和腹部有平行衣纹相连,双肩下垂的衣边密布褶皱,袖口和底边有鱼鳍状褶皱向右扬起。较大的右手在胸前施无畏印,左手垂于体侧握衣襟,刻画出手指。如来像雕刻完美,散发着尊贵的美感。

图三 中尊如来像(侧面 ) 石松日奈子 摄

左、右胁侍像均头顶束高发髻,身体细长,披X状天衣,是中国式菩萨样式。虽然在敦煌莫高窟或云冈石窟中常见的菩萨像是宽幅冠、缯带自头后部披于双肩的西方式,但地方造像中却不乏中国式菩萨像。两胁侍靠中尊一侧的手均持莲蕾,右胁侍像外侧手持水瓶(图六),左胁侍像外侧手握环状持物。(图七)虽然鼻尖曾被修补过,但仍可见面部五官协调、眼框阴刻、嘴小露笑。左右二像衣纹的表现略显不同:左胁侍像衣纹为左右对称的单纯平行线纹,右胁侍像的天衣与中尊衣纹相似,略朝右侧扬起。右胁侍像所戴头饰中可见忍冬纹,比左胁侍像雕刻更加精致。

图五 中尊如来像面部特征

图四 云冈石窟第十六窟大佛立像

承载三尊像的大背光上半部残失,残见中尊肩部两侧浮雕的跪坐天人像。左肩外侧有两尊捧持供物的天人坐于莲花座。(图八)天人着衣虽亦为中国式,但其露出足尖、宝珠形头光等表现方法与云冈、龙门的中国式天人有所差异。而且,右胁侍像的左肩与中尊之间横向浮雕一只似虎怪兽(图九),可能不是佛教图像,而是基于中国传统思想的灵兽。胁侍菩萨像的头光(左胁侍像头顶残缺)为宝珠形,背光内有口吐忍冬的双龙支撑中央的香炉,背光外围有火焰纹。

图七 左胁侍菩萨像

图六 右胁侍菩萨像

侧面:二佛并坐像与执金刚杵神像

从侧面看,本像并不厚,三尊像的下半身几乎呈浅浮雕的状态。(图十)背光两侧面最下部有天部各一尊,其上的帐幕内浅浮雕二佛并坐像(图十一),均着通肩式佛衣,施禅定印。左侧面有十层,右侧面有十一层,其上不明。普通的二佛并坐像,依据《法华经·见宝塔品》,表现为佛塔内坐释迦和多宝佛,二佛的衣着亦有差异。但本像中的两尊并坐佛像完全一致,坐在有帐幕的室内而不是在佛塔里,所以不能断定是否为释迦与多宝佛并坐像。

侧面最下部的天部像,均戴花冠,冠缯带向左右扬起,下半身着长裙,双肩覆天衣在腹前交叉呈X状。右侧面的天部像(图十二)右手似持物,左侧面的天部像(图十三)左手持金刚杵,应为佛教的护法金刚。其面部表情沉静严肃,呈静止的直立姿态,但缯带和天衣则与中尊像一致,显示出飘扬的动感。左侧面天部像的冠上花形装饰下部有小鸟的羽翼,与起源于伊朗的「翼形冠」相似。云冈石窟第十窟和第六窟中有戴翼形冠的金刚力士像,但冠上的双翼较大,而本像则抑制了双翼的存在感。

图十 北魏(六世纪前半叶) 河南新乡百官寺石三尊立像(侧面)

图八 中尊像左肩外侧捧持供物的天人

图九中 尊像与右胁侍之间浮雕的怪兽

背面: 千佛及人头、兽头护法神像

本像如今存放位置与后方壁面的间隙不到二十厘米,很难观看背面全状。但参考之前拍摄的黑白照片(图十四)和拓片,大致能了解背面的造像内容。

背面最下层有六尊像,其上有十七层小坐佛。坐佛均着通肩佛衣、施禅定印,坐于尖拱形龛内,龛周围未见题名。最下层的中央有方形框(内无文字或图像),其两侧各有三尊共六尊像,面朝中央站立。六尊像中,人头人身像三尊,兽头人身像三尊,均着短裙裤,披天衣,戴项圈、X形交叉璎珞、臂钏、腕钏、足钏等装饰物,手持花或武器。

图十一 右侧面的二佛并坐像

面对造像背面,自右向左这六尊像依次为:第一尊羊头人身像(图十五),右手按腰,左手高举盛花器物;第二尊人头人身像(图十六),高鼻,头发竖立,右手按右腿,左手执剑高举;第三尊为象头人身像(图十七),有长鼻和两颗巨牙,持棒状物杵于身前地面;中央方框左侧,第四尊为人头人身像(图十八),束发,高鼻,左手按左腿,右手持尖部较短的金刚杵高举;第五尊为牛头人身像(图十九),鼻尖和左腕部分残失(推测左手按左腿),右手高举持花;第六尊为人头人身像(图二〇),容貌与第四尊同,左手按左腿,右手持花高举。

图十二 右侧面下方天部像

图十三 左侧面下方天部像

人头人身的三尊像中,有两尊手持剑或金刚杵(第二尊、第四尊)。与侧面手持金刚杵的金刚神相比,虽然同为守护神,但身份可能略低一些。而且,侧面的金刚神戴着华丽的花冠或鸟翼冠,着长裙,面部表情稳重,与之相对,背面的三尊未戴冠或未束发,头发竖立或仅简单束发,鼻梁高挺,穿着短裙裤,一副异域守护神的模样,双腿张开站立。其身份地位应该不如侧面的金刚神。

图十四 北魏(六世纪前半叶)

兽头人身的三尊像中,象头人身像(第三尊)的形象应该来源于印度教湿婆神的儿子象头神,被佛像吸收为护法神。中国没有将大象神格化的传统,象一般是以动物的形象出现的。而在六世纪前半叶的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巩县石窟第三、四窟中均出现了象头人身像(图二一),出现的场所一般是在石窟壁面的最下层,手持花或宝珠而坐,与其他的动物神(如龙、狮子、鸟等)、自然神(山神、河神、火神、风神、树神等)、鬼神(鬼子母、阿修罗)、力士等一起被赋予了守护佛教世界的任务。直到东魏至北齐时期,象头神流行于河北、河南等北朝东部地区,并向十神王、八部众等组合发展。但是,本像中的象头人身像是立像,持长棒杵地而立,这种姿态与墓门雕刻或绘画的守卫神比较接近。本像中的象头人身像的形象尚未见到其他例子,属于本像独有的图像。

图十五 背面下方的羊头人身像(第一尊)

图十六 背面下方的人头人身像(第二尊)

图十七 背面下方的象头人身像(第三尊)

图十八 背面下方的人头人身像(第四尊)

图十九 背面下方的牛头人身像(第五尊)

图二〇 背面下方的人头人身像(第六尊)

图二一 巩县石窟第四窟象头人身像

其次,牛头人身像(第五尊)虽然未见于龙门石窟,但巩县石窟第三窟有一尊持花的牛头人身坐像(图二二),敦煌莫高窟第二四九窟也有与夜叉一起安坐的牛头人身像。(图二三)这样的牛头神虽然不包括在之后出现的十神王中,但是自古以来牛就是农耕文明的象征性动物,应该与本地的信仰有关。

另外,羊头人身像(第一尊)在龙门和巩县石窟都未发现,其造型应该来源于墓葬中作为牺牲动物的羊。而且,牛和羊是中国的十二干支动物,与象相比更加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如果本像的兽头神来源于中国的墓葬文化和民间信仰,我们可以想象:造像主们在接受了佛教信仰的同时,将之与本地信仰相融合。从考古发掘材料来看,中国古代墓葬中的兽头人身十二生肖像(图二四、二五)是隋代之后才流行的。本像的牛头神、羊头神作为较早出现的兽头人身像,应该关注它们对十二生肖像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图二二 巩县石窟第三窟牛头人身坐像

图二三 敦煌莫高窟第二四九窟牛头人身像

图二四 唐 十二生肖俑之牛俑(牛头人身像)

图二五 唐 十二生肖俑之羊俑(羊头人身像)

地方造大佛

至北魏的后半期,佛教造像开始向地方和民间发展。如本像一样穿着中国式佛衣的如来立像,应该是以云冈石窟第十六窟的大佛为粉本的。云冈石窟第十六至二十窟是为彰显北魏皇帝而开凿的大佛窟,其中第十六窟的大佛像高约十三点五米,是现存的中国式如来立像中最大的一尊。这尊大佛穿着中国式佛衣,应该完成于孝文帝颁布服制改革(四八六年~四九四年)之后,象征着「完成汉化即为中华之王的北魏皇帝」。于是,随着「皇帝大佛」与皇帝崇拜的风气开始在北魏传播,远离都市的山村地区也开始凿刻大型如来立像。

图二六 北魏正始二年(五〇五年) 尚齐等

图二七 北魏正光元年(五二〇年) 杨文憘等

例如,在甘肃省的庆阳北石窟寺和泾川南石窟寺(五〇九年~五一〇年),有七尊六至八米高的中国式如来像并列在一起,这应该是来自天子七庙制的七帝七佛像。另外,陕西安塞县的真武洞石窟中,有高六米的如来立像;河南偃师市水泉石窟有高四点七米的中国式二佛立像。单尊佛像亦不在少数:河北的熙平元年(五一七年)弥勒佛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藏,高二点八米),波状发,着中国式佛衣,发愿文中有「仰为宣武皇帝 今照陛下」(宣武帝五一五年驾崩)的记载;山东临淄的西天寺造像、康山寺造像,博兴的兴国寺大佛等,都是残存高度达五至六米的北魏大型如来立像。

百官寺所在的河南北部,残存有为数不少的与本像极为相似的北魏至东魏时期如来立像。例如,景明四年(五〇三年)邑子七十二人造像(河南博物院藏,辉县沿村出土,残高一百八十四厘米)、正始二年(五〇五年)尚齐等八十人造像(图二六)(铭文中有「汲郡汲县」记载)、熙平二年(五一七年)邑子七十人造像(河南博物院藏,辉县山阳出土,高二百一十九厘米)、正光元年(五二〇年)杨文憘等合邑百三十人造像(图二七)(铭文中有「顿丘县」记载)等,铭文中多见为皇帝或国家造像的记载,而且是数十人甚至超过一百人规模的集团造像。

本文介绍的河南新乡百官寺三尊立像虽未留下铭文,但三尊像的风格与正始二年尚齐等八十人造像相比更为干练。另外,侧面和背面仅浮雕了千佛、力士像,并未见到河南北部造像中流行的交脚菩萨、宇宙树、鸟衔蛇、日月等天上世界的图像。可见,本像的制作年代应为五一〇年左右。可以想见,在远离都市的鲁堡村,一大群信徒聚集在一起捐资凿刻了这样一尊大型如来像,这是在皇帝崇拜、大型造像流行的风气中诞生的典型的「地方皇帝大佛」之例。与美丽天人和菩萨围绕的都市大佛不同,这样的地方大佛是被兽头神和力士所护卫的。

附记:

本像的调查得到了大原美术馆吉川あゆみ先生、东京文化财研究所冈田健先生的帮助,佐藤智水老师指教了百官寺的相关文献资料,武笠朗先生提供了造像背面的黑白照片,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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