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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编辑类型设置再议

2018-10-21邹蕊

传播力研究 2018年24期

邹蕊

摘要:在我国从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转变,政策引导从数量规模向质量效益转变,出版社从经济利益向社会效应转变的形势下,对出版社的中坚力量——编辑的管理迫切需要改变过去单纯以业绩的量的考核,形成业务编辑和专业编辑分类管理、双规发展的类型设置模式,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其潜力、调动其积极性,形成最大的合力推动出版社向前发展。

关键词:业务编辑;专业编辑;编辑考核;编辑类型

当今世界正处在科技革命带来的飞速发展时期,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锋更加频繁。出版业作为文化产业的主阵地,感触尤深。世界在变化,时代在进步,出版业发展理念、发展机制、发展方式等都面临重大变革,但其中最重要、最紧迫的就是出版业的核心所在——编辑管理的变革。只有根据新形势的变化,针对编辑个人能力和优势,合理设置编辑类型(岗位),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其潜力、调动其积极性,形成最大的合力推动出版社向前发展。

一、新形势下的三种转变

(一)决策层:文化大国→文化强国

2013年,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不断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不断前进。2017年,十九大报告更将建设文化强国提到了新的高度。出版作为文化发展最基础、最重要的载体,一定意义上可以作为衡量一国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尺。[1]但根据《2017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显示,2017年全国新出版图书255106种,重印257381种,总印张230.05亿印张,定价总金额690.39亿元。目前,我国图书出版品种与出版总量居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然而,就2017年来说,全国出版的图书中,经得起市场考验的重版、重印图书比例仍偏低[2]。同時对比图书进出口和版权贸易情况显见,如果以出版物作为一个指标来衡量我国文化发展的水平,那我们离文化强国仍“路漫漫其修远兮”。

(二)管理层:数量规模→质量效益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此之前,中宣部和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领导也不止一次就出版物从数量规模向质量效益转变发表看法。2014年的出版物质量管理专题座谈会上,时任中宣部出版局局长郭义强指出:“围绕控制数量、提高质量、优化选题结构,采取系列管理措施,推动出版业从以数量规模增长为主向以质量效益提高为主转变,这是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的重要举措。”[3]

(三)出版社:经济利益→社会效应

我国的出版社在经历了公司制改造之后,显著提高了经营管理水平,增强了竞争力。但在自负盈亏和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的现实压力下,一些出版社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出版了一些格调低下或带有政治倾向错误的图书,在社会上产生很坏的影响。在我国,出版工作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时刻不能忘记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职责。但这不是说需要出版社牺牲经济利益,单纯追求社会效应。事实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例如,从2005年到2011年,全国出版的图书品种数从22.25万增至37万,增幅约为66%;在同一个时间区段,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出版社自办发行单位纯销售册(张、份、盒)数增幅不到4%——也就是说,66%的品种增长,只带动不到4%的销量增加。[5]这意味着,在我国出版业,重复出版和高库存已不是个别现象,这也是一些出版社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损害经济利益情况。

二、应对三种转变的解决方案

在分析了以上一些新形势以后,笔者的建议是出版社应打破常规编辑分类,实现业务编辑和专业编辑分类管理、双规发展,从而在根本上帮助出版社实现高效、高质、高品位出版。

(一)方案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

在当前出版社的盈利导向下,出版社的编辑工作也以此为目标进行设置,比较常见的是文字编辑和策划编辑。两者共同的特征是有明确的业务考核指标,比如文字编辑的文字加工量和策划编辑的组稿工作量等。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来看,出版社作为企业的经营压力自然应该落实在出版社的中坚力量——每一位编辑身上。编辑也以此为准绳,毕竟只有业绩考核看得到的数据才与收入挂钩。因此,出版社虽然都要求编辑要不断学习不断提升,但一些素质,如鉴审、把控书稿的能力等毕竟难以考核,并不能引起编辑的重视。出版社现有的编辑管理制度对业绩能力强的编辑的奖励已经很完善,可如何鼓励专业能力强的编辑呢?

因此,本文的解决方案参照了高校教师的分类管理。刘广青等人把高校教师分为三类:一是教学科研类,重点考核其发表论文的数量、水平、承担国家纵向科研项目的能力以及对学科建设等方面的贡献。二是科研类,重点考核其发表论文的数量、水平以及承担国家纵向科研项目和企业重大横向项目的能力。三是教学类,重点考核其教学的数量、质量以及教学成果(教改论文,教材专著、成果获奖)的获得情况。[6]其依据在于:以人为本,充分发挥评价的导向、激励、改进等功能,在促使教师个体不断发展的同时,促进学校不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最终达到全面提高高校的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提高办学效益的目标。从而改变原有评价体系评价,但忽视了教师大量的隐性工作,忽视了教师教学活动的复杂性、综合性和长期性,没有全面、系统地反映高校教师丰富的、有价值的工作内容,容易导致评价结果的偶然性和局限性。

这与本方案所要实现的目标和达到的效果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出版社想要实现从数量效益向质量效益的转变;在保障实现经济利益的同时,获得显著的社会效应,实现这些既需要有编辑能保质保量完成量的要求,也需要编辑能具有更高能力完成质的提升。分类管理、双规发展正是可以让编辑最大程度发挥个人能力,各展所长的有效途径。

(二)具体操作

如果编辑只把自己定位为出版流水线上的工人,只关心完成书稿的数量而不是质量,出版社的重要社会使命要靠谁来完成呢?如果有能力自我提升却把自己囿于只是完成任务的小圈子,对编辑个人的才华也是一种埋没。基于此,本方案将出版社编辑分为业务编辑和专业编辑,类似于高校教师的分类管理中的教学科研类和教学类。因为考虑到科研类即纯学术型编辑更适合由高校编辑出版相关专业教师从事,因而本方案剔除这一类型;同时为了区分明显,不采用业务专业型编辑的说法,而直接用专业编辑的说法。

1.业务编辑。所谓业务编辑,即主要从事与出版社获得经济效益关系密切的工作的编辑。业务编辑主要负责一般选题的组织、论证、跟进,一般稿件的编辑加工。这类编辑的考核重点在于经济效益指标,如组稿量、编校量等。这类编辑无职称上的硬性要求。

2.专业编辑。所谓专业编辑,即编辑中的专业、资深人员,主要从事与出版社获得社会效应和长远发展相关工作的编辑。专业编辑主要负责重点选题的组织、论证、跟进及稿件的审读、编辑,新编辑的培养,常规图书质检,承担一定的科研任务等。这类编辑的考核重点在于社会效应指标,如策划、编辑图书的获奖情况,发表论文情况,承担总局研究项目等。这类编辑必须要求中级以上职称,以高级职称为主。

从以上分类可以看出,对业务编辑更高层次的要求即对专业编辑的要求,换言之,专业编辑是业务编辑的更高一级形式。但并不是说每一位编辑最终都应该成为专业编辑,毕竟专业编辑更偏重于社会效应项目和科研,并不是每位编辑在这方面都可以一展所长。

另外,分类管理更多是一种侧重点的强调。即对业务编辑并非无社会效应的要求,毕竟在一般图书(作者)中,也有可能发现珠玉;而且随着编辑阅历和能力的提升,业务编辑也可以向专业编辑发展。同时对于专业编辑而言,也要有组稿的压力和编辑加工的量的要求,毕竟企业不养闲人,毫无压力也是對工作的不负责任。

三、推广价值

本文论述针对的是出版社的编辑,其在传统出版领域更具推广价值,但对于其他新媒体的编辑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以下以新媒体的网络为例,简单谈谈网络编辑的分类管理。

在《新媒介环境下网络编辑的媒介素养》一文中,作者提到:作为新模式下的“把关人”,网络编辑应树立正确的政治意识,提高职业道德水平和社会责任感,通过议程设置、专题报道等形式向受众传递高尚的社会价值观,以引起受众共鸣,提升整个社会的网络文明价值。[7]所有这些对现在很多以拼点击率和网站流量为重的网络编辑而言,都是很高的要求。但这也是必需的,一家网站如果长期靠哗众取宠的信息来吸引网民,只会让网站的品位越来越低,作为网络编辑,个人思想也逐渐消失。

参照本文对编辑的分类管理、双规发展,对于一家网站的网络编辑而言,固然需要熟练使用媒介技术的技术型网络编辑(业务编辑),以保障网站能为广大网民提供足够的信息量;也需要有深度、有思想,有着较高媒介素养,当得起“把关人”的资深编辑(专业编辑),这才是网站稳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四、结语

一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利用其各方面的方面优势,推行文化霸权主义,试图向全世界推广其价值观,严重威胁中国文化安全。著名出版家刘杲曾言:“身为中国编辑,我们深知责任重大。振兴中华离不开出版,繁荣出版离不开编辑。我们要求自己做精神食粮的生产者,先进文化的传播者,民族素质的培育者,社会文明的建设者。”[8]这些对编辑这一职业提出了高标准和严要求,也是每一位编辑应孜孜以求的。虽然市场经济的经营压力下,出版单位对编辑的要求是“多出书、快出书”,但编辑不能因此放弃对自己的更高要求,在个人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努力向学术型编辑转型。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方向,比如性格外向喜欢去市场上组织选题者有之,性格内向但文字功底深厚喜欢做案头工作者有之,所以,不能要求每一位编辑最终都能成为专业编辑,分类管理、双规发展,从而共同努力,使自己不仅能完成任务,而且有明确的上升空间;让出版物从数量规模向质量效益大幅提升;帮助出版社在实现可观经济效益的同时,获得积极的社会效应,这才是本文写作之重点、期待之目的。

参考文献:

[1]何建良,郑芳梅.文化强国视野中的出版文化建设[J].中国出版,2014 (20).

[2]尹琨.2017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8-08-06.

[3]郭义强等.增强行业质量意识 加强出版质量管理[N].中国新闻出版报,2014-04-14.

[4]葛军燕.从文化大国到文化强国:新闻出版行业的价值追求与实践路径[J].中国出版,2013 (12).

[5]李苑.第一出版大国也是库存大国 如何才能少出“死书”?[N].光明日报,2013-03-14.

[6]刘广青等.研究型大学教师评价体系问题分析及分类指导的教师评价体系研究[J].中国高校师资研究,2010 (3):26-31.

[7]刘锦宏,朱嘉蕊,毛江良.新媒介环境下网络编辑的媒介素养[J].出版科学,2013 (3).

[8]王振铎,龙玉明.编辑学学科体系已臻成熟——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之编辑学研究[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9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