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维琦

摘 要：书院建筑是传统文化悠久历史的见证，反映了儒家文化的兴衰演变的历史进程，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而石鼓书院坐落在衡阳城北石鼓山，历史悠久，曾名列四大书院之列。石鼓书院是湖南省内典型的书院类建筑，有较大的研究意义。

关键词：书院建筑；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坐落在衡阳城北石鼓山。石鼓山位于衡陽城北蒸湘二水合流处，今海拔69米，面积约4000平方米，因山势浑圆如鼓而得名。石鼓山四面凭虚，三面临水，树木葱茏，环境优美，不仅秦汉即载于史乘，而且成为石鼓书院肇创于此并绵延千年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清代石鼓山位置图可以看出，石鼓书院坐落于衡阳城外，远闹市而不僻，近城驿而独幽静，是书院选址的最佳场所。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集大成者曾国藩说“天下之书院，楚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书院选址讲求环境的选择和建设，尤其重视教育氛围的营建。书院一般多选在远离尘俗的自然山水间，环境优美宁静，有利于清心静修，石鼓山尤为如此。自然山水常被比拟为道德品行和知识素养的象征，山水被作为情感生活的触媒剂。身临其境可获得精神上的感应与共鸣。

书院同时强调人文环境的营造，选址结合历史文化古迹，圣贤之迹，名人遗迹，附教化于人文环境中。

石鼓书院在唐朝已初立雏形，是我国最早萌芽、并具有确切记载的书院之一，在唐朝就是一所较为著名的书院。朱熹曾在《石鼓书院记》中写道：“石鼓据烝湘之会，江流环带，最为一郡佳处，故为书院起唐元和间，州人李宽之所为。”

至宋代，石鼓书院步入鼎盛时期。在这一个时期，它具有三个方面的特色：第一，有天下四大书院之称；第二，朱熹借《衡州石鼓书院记》传播他的书院理想，使石鼓书院成为了南宋书院的新典范；第三，其规模、机制已渐趋成熟，特别是其刻书事业在宋朝已达巅峰，“书院本”影响甚远。宋代是石鼓书院在其千年历史发展中最辉煌的时期。

元代是中国书院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主要表现为理学的北移和书院的初步官学化。而此时的石鼓书院，与宋代一样，仍旧享有盛誉，不过在元朝短暂的98年的统治时间，石鼓书院发生了长达62年的学田之争。因此，这一时期为石鼓书院艰难的守业时代。

明王朝建立以后大力发展官学，而并不鼓励书院教育，但是明代的书院在数量、规模上远远超过了宋、元。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明代理学的发展，著名的理学大师及其门徒借助书院开展大量的讲学活动所促成的。明代石鼓书院作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其名望和深厚的历史底蕴吸引许多著名的理学家及其门徒到此讲学，成为王、湛各派的学术论坛，石鼓书院由此再现辉煌。这一时期，石鼓书院规制建设更加完善。

清初，统治者对书院采取的是抑制政策，因而在清代前期九十年间，书院建设相对沉寂。石鼓书院恢复后，为了加强对书院的控制，书院师长的聘请权也属于各省督抚学臣。政府不仅掌握着书院主持人和讲学者的任命大权，而且还规定了书院的考核、奖励、提升制度，进一步加深了书院的官学化。具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的石鼓书院就这样在清代官学化制度的钳制下逐渐失去了它昔日的光芒，变为一所普通的、与其它书院无异的传授举业的府级书院，开始了其日渐式微的时代。

1944年7月，石鼓书院原有的楼、阁、亭、祠等建筑物，在震惊中外的衡阳保卫战中被于日军焚毁。故址内还有唐、明、清碑刻多处。

2006年6月，衡阳市人民政府重修石鼓书院。按修旧如旧的原则，恢复了书院讲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整个建筑群为白墙黛瓦深色柱，庄重、古朴、典雅。布局为中轴对称，院内布置了禹碑亭、山门、书舍、武侯祠、李忠节公祠、大观楼、合江亭，并举办“千年学府，石鼓胜迹”陈列，展示石鼓书院的历史风貌、文化沉淀和骄人业绩，再现千年学府雄姿。

书院建筑具备讲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因此，根据自身的特点书院形成了讲堂、祭堂和藏书楼等主要建筑空间，形成明显的功能分区。受“尊卑有序、等级分明”的“礼”制思想影响，书院布局严谨。在新建的石鼓书院中，一条主要轴线贯穿始终，讲堂在前、祭堂在后。主体建筑位于中轴线上。而且因地势高差，沿着轴线地势越来越高，轴线尾端的大观楼是整个群体建筑的高潮。这种中轴对称、层层递进的院落空间营造了“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的悠远意境。

始入石鼓书院，映入眼帘的是禹碑亭。禹碑亭亭柱上题着一副对联：“蝌蚪成点通，天地衍大文”，此联为中国现代著名书法家史穆所题，在禹碑亭中央放置着一块禹碑。禹碑为大禹治水功成在南岳衡山岣嵝峰所刻，最早见于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其后史乘屡有记载。衡阳石鼓山禹碑亭始建于明万历九年，位于石鼓山南面。明代杨慎为禹碑作释文亦置于此。

新修的山门采用分心斗底槽的形式，黛瓦白墙，低调不张扬。但是从之前的旧照片可看出，被摧毁前的山门采用的是牌坊门的形式。牌坊又称牌楼，古代叫“绰楔”，是一种中国特有的门洞式建筑。牌坊最早现于春秋时代的文献，称为“衡门”，至隋唐演化为里坊的乌头门，上有各坊名称，形成了每坊设门的表间制度。后来，牌楼部分转化为纪念碑形制，一般用于文庙、道观等庄重场合的正门，成为中国独特的建筑艺术和门类。明清以后，牌坊不仅仅是作为一道门而矗立于一组建筑的前面，成为一个标志性的起点，更是成为中华文化的典型标识。

石鼓书院旧时讲堂现已被改建为展厅，展示书院的历史。讲堂位于整个建筑布局的南端，位置虽偏僻但环境幽静。而且也符合前堂后庙的 布局。大观楼位于轴线的尽端，是整个建筑节奏的高潮。一层的讲堂面向轴线和长长的楼梯，便于传道受业。因是重新修建的，建筑立面已无太大参考价值，更加侧重于平面上空间布置。

祭殿是书院不可缺少的要素，正所谓“顾书院之建，必崇祀先贤，以正学统”，它主要用以供奉和纪念学派宗师和建院功臣的建筑。它除了具有纪念缅怀意义之外，还有展示学统渊源、学派和宗派地位的目的。它为学子们树立一个更易仿效、更易亲近的榜样。石鼓书院的祭堂分布在轴线两边，分别是武侯祠和李忠节公祠。

合江亭在轴线的最尽端。隐在大观楼后面，却有别有洞天的感觉，且景色极佳，是书院中偏园林风格的建筑。合江亭始建于唐贞元三年至七年间，衡州刺史齐映所建。贞元十七年后，衡州刺史宇文炫又增其制，为楼阁式建筑。历朝各代，石鼓山上建筑屡经废兴，合江亭均在必建之列。唐永贞中，韩愈途径衡州，尝游石鼓，登亭揽胜，留下千古绝句，历代步其韵而和者众。合江亭亦因诗中“瞰临眇空阔，绿净不可唾”而称“绿净阁”。书院在建设风景环境时，颇重视亭的设置。亭既起到组景、点景、观景的观赏效果，又有护碑、护井、憩息等实用作用。亭的设置采取“以少胜多”、“以小取大”为原则，对于开拓景观视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突出了环境与教育的有机结合。亭的设置不仅使自然景色与书院建筑融为一体，更是对书院教育环境的积极开拓，所以书院中莫不有亭。

藏书是中国书院起源的前提条件。是判定书院起源的重要标准。石鼓书院藏书楼位于大观楼的二层。大观楼一层讲学，二层藏书。

书院建筑是传统文化悠久历史的见证，反映了儒家文化的兴衰演变的历史进程，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石鼓书院建筑群，安排有序，井然一体，与优美的自然环境有机结合，浑然成趣，既呈现其主次内外、上下尊卑的“礼之序”又以灵活多样的空间组合和庭院绿化、园林风景的交融渗透，体现其“乐之和”，成为“礼乐相成”，理性与感情和谐统一的表现特征。这对我们研究华夏传统建筑文化，进行现代建筑创作有着无与伦比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