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奉行法家政策，重农抑商，奖励耕战，完成了历史上最为彻底的封建化改革，顺应了时代发展的大趋势，不仅使秦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赶超六国并跃居首位，而且为一百多年后秦王朝扫六合平天下奠定了基础，使中华民族的伟大统一成为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商鞅变法；统一；法家政策；奖励耕战；历史必然

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秦王嬴政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成就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统一。秦王朝之所以能够扫六合，平天下，始皇帝固然功不可没，但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这一时期的战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本已趋于统一之势，“秦特收其功”[1]，成为大一统时代的开创者，追根溯源，应当归功于一百多年前商鞅变法的成功，商鞅变法建立起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国力大增，使秦王朝统一六国成为历史的必然。

1 奉行法家政策，建立起优于六国的政治制度

商鞅是法家思想的伟大实践者，在唯实力论的战国时代，清醒地意识到国家要想自保，必须不断壮大，而当时的秦国在七雄中最为羸弱，内部国力凋敝，外部征战不力，在夹缝中艰难求生，这说明当时秦国的治国政策已经无法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在《商君书·更法》中，商鞅明确指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2]，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发展，不要再因循守旧，要进行变革，建立新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观落实到执政政策上，便是法家政策的推行。

法家思想是当时最先进的的思想，商鞅的两次变法正是法家思想的实践，对户籍制度、爵位制度、土地制度、行政制度、税收制度以及民风民俗进行变革，制定出严苛的法律，全面推行依法治国。正如刘歆《新序论》所言，“法令必行，内不私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3]，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在重刑厚赏的指令下，秦国旧有的奴隶制度、奴隶主贵族特权得以彻底推翻，真正完成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建立起符合新兴地主阶级利益、适应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以及郡县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奠定了影响中国社会两千余年的封建政治制度的基础。

商鞅变法并非独一无二，在此之前，魏有李悝变法，楚有吴起变法，与他同时，韩国申不害也在进行变法运动，赵国、齐国、燕国也进行了局部改革，可以说，战国时期变法是主流。然而，我认为商鞅变法是最彻底、最坚决、最全面、最深刻的，他在李悝《法经》的基础上，提出了“废分封、行县制” 、“为田开阡陌封疆”、“废除世卿世禄制”、“连坐法”、“燔诗书而明法令”等明确的法律措施，在执政的19年里，他持续奉行法家政策，以法律形式保护新制度的良性运转，在他死后，他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依然在继续。

《商君书》有云：“任法而国治矣”[4]。法家政策的贯彻执行，使僻处西陲的秦国建立起优于六国的政治制度，完成了对民众的彻底控制。反观其他六国，即使也在变法，却未能如秦国一样完全消除旧的贵族势力，甚至在一些国家中贵族势力的影响力依然强大，变法的不彻底，对社会基层无法完全控制，间接地导致了六国的覆亡，也使秦的統一成为必然。

2 奖励耕战，经济、军事实力超越六国

《商君书·农战》指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5]，耕战强国是法家思想的落实，也是商鞅治国策略的根本。商鞅变法重农抑商、奖励耕战的政策促使秦国经济、军事实力大增，远超六国。

2.1 奖励耕织，经济迅速发展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命商鞅颁布《垦田令》，拉开了全面变法的序幕。在商鞅前后两次变法中，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的政策从未改变。《史记·商君列传》载：“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6]商鞅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适应了当时以铁器、牛耕为代表的新的先进的生产力，奖励“耕织致粟帛多者”，惩罚“事末利及怠而贫者”在今天看来是落后的，然而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无疑是正确的，通过发展农业，封建国家可以征收稳定的土地税，可以更好地控制金字塔底端的农民群体，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国家经济迅速发展。

自平王东迁以后，北方的经济中心之一关中经济区被秦接管，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废除落后的生产关系，建立起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并以先进的政治制度作为保障，以严刑峻法作为依据，全面、快速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自孝公以后，农本商末的思想成为秦王朝经济政策的中心，并兴修水利，保证农业的灌溉需求。秦昭襄王命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秦王嬴政命郑国主持修建郑国渠，战国末期出现的两个闻名天下的宏大水利工程，说明秦国已经占据关中、蜀中两大经济区，更说明秦王朝已经成为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2.2 奖励军功，形成尚武风气，战斗力急剧强化

秦国地处西陲，素与西方的游牧民族打交道，民风与戎狄相近，百姓大多淳朴善战，注重实际。商鞅变法通过奖励军功、建立二十等爵制度废除了世禄世卿制度，按军功享受尊卑，给普通人以上升渠道。《史记·商君列传》载：“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7]商鞅不仅下达严法，整顿军纪，禁止私斗，而且以军功、爵位刺激起大家对国家公战产生兴趣。众所周知，战国时期风起云涌，各国交战不断，而秦国的士兵只要能够斩获敌人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田宅和仆人。斩杀首级越多，爵位越高。这种奖励军功的政策直接导致国家内部形成了尚武的风气，战斗积极性、战斗力得到有效提高。此外，对农业生产的重视造就了一个数量庞大且易于控制、易于进行战争动员的农民群体，秦国可参与战争的人数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整体军事实力强于他国。

经济、军事实力的发展，使秦国的综合国力跃居前列，使一个落后的偏远小国醒目地站在世人面前，经过一百多年的经营，最终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封建国家。

注释：

[1]吕思勉著·中国通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4][5]石磊注·商君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6

[3]（清）严可均辑任雪芳审订·全汉文[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7]（汉）司马迁著·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1

作者简介：

祁程勃（2000—），男，汉族，陕西延安子长县人，子长县中学高三20班。特长：历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