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戈兰高地就主权而言属于叙利亚领土。以色列自侵占戈兰高地以来，在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驱使下，通过军事占领、犹太移民、经济开发、议会立法等手段，试图永久占领这一地区。对以色列而言，戈兰高地具有维护国家安全、掌控战略性水资源及建设犹太定居点逐步实现合法化占领等多重意义，其得失关系到以色列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各个方面，与其国家利益具有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戈兰高地；以色列；国家利益

中图分类号：D81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8）07-0033-03

戈兰高地位于叙利亚西南边境的库奈特拉省，南北长约71公里，平均宽度仅约20公里，最宽处43公里，面积约为1100平方公里，海拔2700米左右[1]336，其主权属于叙利亚，居民以德鲁兹人和切尔卡西亚人为主。1967年六日战争后，戈兰高地被以色列侵占，以色列通过军事占领、犹太移民、经济开发、议会立法等手段，试图永久占领这一地区。长期以来，戈兰高地的主权及归属问题为叙以和谈的核心症结，并对中东和平进程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当下，叙利亚危机仍在发展演化之中，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时有冲突，美国“大中东民主化”余波隐约可见，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力量的博弈仍在持续，在此背景下关注戈兰高地问题便具有十分鲜明的政治和现实意义。本文从国家安全、水资源和犹太移民定居点建设等方面，梳理以色列国家利益与戈兰高地之间的关系，对戈兰高地归属问题略作展望，亦可为理解叙利亚危机、深刻认识阿以冲突提供素材。

一、戈兰高地与以色列国家安全

武装力量和维护安全是国家构建和合法政权建设的必備因素，对于以色列来说尤为如此，安全危机始终贯穿于其独立以来的国家历史，戈兰高地问题亦如是。从地理及地形特点观察，戈兰高地位于叙利亚西南部，是一片靠近太巴列湖的战略山脊，北起谢赫山最高峰赫尔蒙山南麓，南抵耶尔穆克河，西部为约旦谷地，东部是鲁卡河[2]。戈兰高地为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约旦四国所环绕，是叙、以、黎三国制高点。戈兰高地直接俯视叙利亚平原地区与首都大马士革，通向叙利亚心脏腹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进可便于以色列大规模机械化部队作战，对叙利亚构成巨大威胁，退可依托地形便利构筑优势军事防御体系。从军事战略和国防安全的角度审察，戈兰高地与以色列国家利益主要关系如下：

（一）戈兰高地是以色列国防军防御与威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天然堡垒

由于戈兰高地与位于平原的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仅有60公里，在六日战争中，以色列闪电般拿下戈兰高地，对叙利亚造成致命威胁，迫使叙方迅速接受停火。戈兰高地的地形优势极大弥补了以色列战略纵深不足的问题。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戈兰高地军事战略优势更加凸显，不论是进攻还是防御，其易守难攻的特点给予以军巨大便利。尽管战争初期叙军攻占了巴萨达、菲克，并且包围了戈兰高地重镇库奈特拉，收复了高地东部大片土地，却始终无法向西继续推进。之后以军反攻，依托地形优势，不仅使战略要地戈兰高地失而复得，更向东继续推进，占领叙利亚土地440平方公里。此后几十年间，叙利亚在军事上被迫实行“战略平衡”政策，大力发展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此来抵消以军优势。此外，戈兰高地还便于以军监听伊拉克西部地区，并在相当程度上减弱部署于叙利亚一侧的雷达预警站对以色列军队的监控，为以色列提供了天然的战略屏障。

（二）戈兰高地可以改善以色列脆弱的周边地缘环境

诺亚·卢卡斯在分析以色列社会时认为，现代以色列人在探寻其民族外部根源时，既震惊地发现欧洲犹太人面临最终命运时孤立无援，又感到当下被阿拉伯仇恨的汪洋大海包围的巨大孤独感；他认为，如果大流散时期犹太人的生活是颤抖的历史，那么以色列的历史就是旋风的历史[3]。这种族裔认同和群体心理加强了以色列对外的强硬立场。一般而言，戈兰高地是叙以和谈的主要障碍，而戈兰高地的核心问题是安全与水资源[4]。在以色列安全无法得到以方认为的保障下，戈兰高地归属问题便无法解决。六日战争后，叙利亚大规模发展军备，叙苏关系在波折后重新加强。1980年签署《苏叙友好合作条约》以后，尤其是在1982-1984年间，前苏联向叙利亚提供了大批武器，包括先进的远程导弹[5]。叙利亚不但弥补了战时损失，而且使军力更超战前，在叙以军事对抗和战略平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占据戈兰高地，以色列既可凭借地缘优势始终对叙形成战略威慑，还可牢牢掌握叙以和谈主动权。

（三）利用戈兰高地军事战略地位阻止叙利亚内战炮火蔓延至以色列国土之内

叙利亚内战从爆发至今已长达六年多，其造成的地区影响是巨大的。 《简氏防务周刊》公开的戈兰高地情报图显示，2017年上半年，在戈兰高地东南部，叙利亚、以色列及约旦接壤的三角地带，效忠于ISIS的耶尔穆克烈士旅活动猖獗频繁，甚至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可以看见其日常训练。[6]受叙利亚支持的极端武装组织如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等，时至今日仍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和公民人身安全构成巨大威胁。据统计，真主党先后向以色列发射了12万枚火箭弹[7]，并屡屡成为叙以、叙黎、以黎军事冲突的导火索。对于以色列而言，叙利亚危机仍在继续，和谈之努力收效甚微，其国家分裂呈具体化态势，但无论叙利亚局势如何变幻，保持对戈兰高地的控制都会稳固现有叙以边界；此起彼伏的恐怖主义使中东部分地区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叙利亚内战巨大的破坏性与混乱性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由无序导致的地区权力与军事真空也无疑加大了以色列的安全压力。从外交的角度审视，该地区各大博弈力量因疲于战争，亦需寻求通过政治及法律途径，以全面解决叙利亚问题[8]。因此，以色列更需要维持对戈兰高地的实际控制。

二、戈兰高地与以色列水资源

众所周知，中东大部分国家都面临水资源匮乏问题，沙特阿拉伯甚至没有一条常年地表河流，大部分淡水供应依靠海水淡化处理。因此，戈兰高地的水资源对以色列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和经济价值。

一是以色列国家生存和经济发展严重依赖戈兰高地丰富的水资源。以色列属于地中海气候，尽管冬季有一些降雨，但是除个别地区外，基本上以干燥炎热为主，特别是春秋两季，气温骤升，酷热难耐[9]。其境内常年地表河流只有一条约旦河，水资源极度匮乏。从以色列人口与国土面积来看，835余万人口生活在2万多平方公里地域内，人均年水资源拥有量只有360立方米，不足国际正常水平线5000立方米的十分之一，属于极度贫水区。戈兰高地被称为“中东水塔”，高地内可直接利用的水源为巴尼亚斯河，该河是约旦河三大源头之一，年流量相当于约旦河注入太巴列湖流量的20%。通过戈兰高地可控制的河流有约旦河、雅尔穆克河、太巴列湖等主要河流，约旦河是中东地区三大河流之一，流经以色列境内河段是其唯一一条非季节性河流；雅尔穆克河是约旦河最大的支流；太巴列湖供水占以色列全国淡水用量的40%，戈兰高地高出太巴列湖千余米，居高临下，且离湖东岸仅10余米，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10]，被以色列视为“生命水源”。此外，戈兰高地的水资源还包括约100个泉涌，年冬季洪水可使用量约4000-5000立方米[11] ，可提供的水资源高达4亿多立方米，占以色列可使用水资源约五分之一。戈兰高地南部降水量每年300毫米，北部赫尔蒙山及周边地区为每年1200毫米。由此观之，戈兰高地提供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水资源，对于以色列的国家生存和经济发展是无法替代的。

二是控制戈兰高地相关河源亦可钳制下游流域国家。首先，控制戈兰高地使以色列同时控制了约旦河上游。约旦河是约旦唯一可依赖的河流，而以色列每年从该河使用的水量达约旦河年流量总量的46.47%，对下游的约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地区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巨大而直接的影响。其次，控制戈兰高地使以色列拥有遏制叙利亚的自然资源和战略优势。六日战争前，戈兰高地面积为叙利亚总面积的1%，但其降水丰沛，年降水量占到叙利亚总降水量的3%，存水量更是高达占14%。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后，叙利亚遭遇严重水荒，首都大马士革的供水相形见绌，被迫实行用水管制。再次，控制戈兰高地使以色列在争夺哈斯巴尼河控制权中化被动为主动。哈斯巴尼河发源于黎巴嫩境内的哈斯拜亚泉，由北向南在以色列东北地带形成胡拉谷地，向南汇入太巴列湖，以色列为河流下游国家。控制戈兰高地后，以色列与黎巴嫩有17千米长的河段为边界，从而进入河流中游国家行列，相当程度上加剧了河流下游国家的不利地位。由此可见，由于中东地区严重缺水的现状，导致水资源成为一种战略性资源，以色列对于水源的控制，可用于政治目的，其意义亦是军事威胁所不能达到的。

三、戈兰高地与犹太定居点建设

六日战争后，以军攻占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从约旦手中占领约旦河西岸，东北方向亦占领属于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为维护国家安全，以色列在阿拉伯被占领土上修建了一批犹太定居点。由此，定居点成为阿以和平进程中一大阻碍。进入21世纪后，以色列实际已不需要通过定居点建设和军事占领来维护自身安全，1982年西奈半岛定居点撤离、2000年从黎巴嫩撤军均说明这个情况。然而，尽管国际及地区形势于以色列有利，其在约旦河西岸及戈兰高地定居点的修建却愈演愈烈，主要包含两方面利益诉求。

一是改变原有居民结构。战争造成戈兰高地原有德鲁兹人和切尔卡西亚人大量逃离，造成了人口的真空化。以色列政府从长期控制乃至永久占领的政治目的出发，进行了有计划的犹太移民与定居点建设。1980年戈兰高地有4800名犹太人定居在30个定居点，包括基布兹、莫沙夫、工业村镇和一座城市[12]。伊扎克·沙米尔政府时期，戈兰高地居民在短短的4年时间增长了两倍[13]。前苏联解体后，犹太人的大量涌入进一步加快了定居点建设。从2005年至2013年，以色列历年批准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地区修建定居点计划的房屋数量由100余套增至3000余套，定居点房屋数量呈几何倍增长，仅2013年犹太人定居点新增的房屋便为2534套，比2012年增长了124.7%[14]158。原有居民結构的改变为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戈兰高地问题打上死结。此外，数量巨大的移民撤离对以色列是耗资庞大的迁移和安置工作。2005年以色列议会曾通过一个定居点撤离的赔偿法案，规定在加沙地带居住4年的4口之家获得的总赔偿由原来的7.6万美元提高到11.3万美元；居住满6年的5口之家，补偿由原来的19.2万提高到26.4万美元[15]。不难推算，戈兰高地犹太移民的完全撤离至少需要几十亿美元的赔偿，还会引发持续的政治风波。因此，大规模移民与经济建设，既为以色列永久控制戈兰高地打下坚实的政治与经济基础，又迫使历届以色列政府放弃完全撤离戈兰高地上犹太人定居点的可能。

二是大量犹太移民前往戈兰高地从事农业开发，促进了以色列农业经济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以色列资源节约型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在世界农业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但其国土面积狭小、人口密度大、资源贫乏，农业条件极其恶劣，而戈兰高地土地肥沃、雨水充足，气候条件适于农业生产。该地区以谷物种植为主，主要生产小麦，沿河流及人工灌溉的土地上果园业和养蚕业很发达，东部干旱地区游牧民繁殖着绵羊与山羊[16]102。戈兰高地原有农业基础良好，中心城市库奈特拉是有名的水果之乡。以色列占领后，戈兰高地成为其重要的农业产区和农产品供应地。今天的戈兰高地农场遍布，农业经济非常发达，以色列国内的牛肉、苹果、樱桃、葡萄及葡萄酒供应，很大份额来源于此。

四、结语

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利益诉求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1967年占领戈兰高地后，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控制诉求主要源于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的长期军事敌对，导致其被迫将戈兰高地作为军事安全的重要堡垒以及对叙谈判的重要筹码。然而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移民的大量涌入和经济发展对资源需求的剧增，以色列对于这片富饶之地的经济依赖性不断增强。因此，从国家安全、水资源争夺和定居点建设之视角审视，戈兰高地的得失与以色列发展息息相关，与其国家利益具有密切的关系。无论叙利亚危机走向何方，叙以关系和地区局势波折几何，出于利益维护，以色列都难以有撤离戈兰高地的可能，除非获得具有替代作用的、能够与之匹配的利益，来保证和满足以色列的安全需要和经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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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田驰（1990—），男，陕西渭南人，单位为西安航空学院，研究方向为世界史、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