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

关键词 明朝，海禁，史料，价值取向，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3-0056-08

人教版教材必修1第四课《古代的经济政策》，共分为三个子目，即土地制度的演变、重农抑商、海禁与闭关锁国。其中，海禁政策近些年来不断成为史学研究与学术研讨的显学，各种探索层出不穷，而教材的编写倾向却很明显，在土地部分可谓浓墨重彩，而在叙述明初海禁时相对简短，表现出明显的编写偏重。近年来，高考命题不时触及与海禁相关的一些内容。例如2012年海南高考历史题第26题，2013年广东高考历史题第38题，还有2014年浙江高考历史题第38题，特别是2017全国Ⅰ卷高考历史题第42题等，都把视角投向明朝海禁政策及其相关知识的联系上。而课堂教学，很多时候往往不能详尽。本文从全球化视角入手，着眼于中外相遇与融合，关注中国与其他传统文明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寻找晚明，一场叙事历史的话语盛宴”。①通过对海禁政策原因，尤其是隆庆帝开海前后的背景予以比较，着眼于全球化视角，通过禁海与开海的结局演变，使学生初步了解该政策的时序、变迁与因果联系，尝试从史料实证和重返现场方面，真正体会“论从史出”的学科素养，并自觉运用唯物史观来认知明代海禁政策不断变化，渗透出积极的价值取向。这里，笔者试将海禁政策结合课堂教学活动，联系学科素养与思维能力，作一简要探究，以就教于各位同仁。

一、潮起潮落、几度沉浮

人教版教材，在叙述明代海禁政策时，有几行文字如下：“明朝初期，东南沿海倭寇日益猖獗。明太祖担心流亡海上敌对势力勾结倭寇，危及统治，下令实行海禁。”②可见，海禁直接原因是明政府担心一些起义残余力量与倭寇势力内外勾结。主要原因是忧虑社会动荡、经济凋敝，自身统治受威胁。很明显，海禁除政治考量外，还涉及“互市”“外贸”等硬性政策规定。从经济内生增长逻辑看，制度专断，市场受抑，民众非自由流动，是不利于当时经济发展的。同时政策缺乏弹性，利益就会缺失，商品经济也随之瓦解。因此，海禁政策从当时看，是贸易与政治的一体化，并且紧密联系，其政治意义远大于其经济意义。

重返現场，不难发现，明代倭患“实际上是元代倭寇侵扰的继续与发展”。任世江先生认为，明初统治者处理“（倭患）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时，比较谨慎，曾多次派人去日本了解日本国情与实际，只是在使臣被杀、交涉无望而倭患日盛的情况下才断然禁海。③正是戚继光等抗倭英雄的节节胜利，才使得明代统治者在东南海疆一片安宁情况下“转换政策”，开海贸易。

虽然为了国防与边境安全，统治者去禁止民间贸易不是一个好办法，但是如果简单地认为靠开放海洋，牺牲一些主权利益来换取短暂的和平，那不是真正的和平。一句话，和平是打出来的，因为倭患的源头在日本，①民族间的矛盾在这一时期始终为主，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教学中引导学生重返历史现场，对海禁政策的理解，既要通透，又要全面，如此认识明初的海禁，有助于学生形成对海禁政策全面认知与深刻理解。

在这里，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了解海禁政策概念内涵，它除了禁止国人出外谋生与出海贸易外，还包括不许外国商人私自来华贸易，必须以官方名义，采用朝贡贸易的形式，因此，明朝商品就不可能输往国外，海外国家贸易整体情况就不容乐观，民众生活也会受到影响。在这里，海禁并非完全禁止，要引导学生理解官方主持下外国政府“按期入贡并附带贸易”，“船只数量亦不得逾限”②仍然得到认可。说到底，这是一种海外国家政府出面组织、商人来华展开的官方贸易活动，是当时东亚贸易秩序的制度性安排。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讲清海禁政策内容不太难，但要帮助学生分析其目的是安抚笼络外国人，避免其寻衅滋事，骚扰海疆，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则需要史料支撑，尤其是建立起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贸易的制度设计更是不易理解。不仅如此，学生还要领会从明初到隆庆，海禁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应引导学生探讨隆庆元年，在内外种种因素影响下明政府解除海禁，重新有限度开放海洋，白银贸易便呼啸而来，无法阻挡，继而最终成就了明朝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提出，要在特定的时间联系和空间联系中对事物进行观察、分析。因此，课堂教学需要引导学生弄清相关事件之间的联系，发掘隐性的逻辑关联可谓意义重大。明初，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开始禁海。明成祖时恢复市舶司，从事朝贡贸易，并派郑和七下西洋，海外诸国也纷纷搭乘宝船赴京朝贡，宗主与藩属关系进入鼎盛时期。仁宗即位初便禁止生产宝船。宣德年间，连郑和下西洋航海档案，都被付之一炬。直至嘉靖中后期内忧外患日益严重，倭患平定后，朝贡贸易也逐渐衰落。隆庆帝时海禁政策有所松弛，实行有限度开放，私人出海贸易得到默许，从而给海上带来一派繁荣景象。③而天启-崇祯年间海禁趋于废弛对学生来说，更是无从知晓。

教材对海禁变迁与演进过程，写得过于简略，而且连“隆庆开海”也予以省略，这就容易引起学生对这一政策理解的误读与疑惑。海禁开开关关，时势走走停停，学生大多无所知晓。课堂教学中，我们发现不少学生虽然了解海禁政策始于明初，但对明成祖时下西洋之举仍属朝贡贸易不甚知晓。实际上成祖仍然遵从着祖训朝贡贸易，感知嘉靖帝时日本两贸易使团，在宁波因勘合真伪之辩产生冲突，继而引发暴乱，烧杀抢掠，宁波遭殃，导致明朝与日本贸易中断，倭寇滋生，引发东南倭患。镇压倭患后，引导学生对隆庆帝迫于内外交困的形势，开放海禁，给明朝带来复苏崛起契机给予历史性肯定。对天启-崇祯年间海禁趋于废弛，继而金融危机与恶劣气候交织压迫，对满族崛起、农民起义、殖民者侵扰缺乏历史的预判，最终灭亡给予历史的同情与怜悯。实际上，海禁最初作为一条祖训流传下来，仍然保留着它无形的威力，没有谁敢明令废除，只不过在执行过程中，因时势变化、利益驱动、关注视角的变化，后继统治者执行起来不是那么严格而已。

教学过程中，教师启发学生理解，明初朱元璋致力于传统朝贡体系的恢复与发展，一方面将朝贡贸易与官方政治紧密结合，另一方面，封闭国门，严厉打击民间海外贸易。其目的就是要严格控制海外贸易，把它约束在政府许可的范围内，特别是要建立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贸易秩序，把周边一些国家渐次纳入其中，实现梦寐以求的海陆等级并重的秩序圈。

通过对海禁政策的层层剖析，我们不难发现，教材省略明初海禁政策实行后的演变过程，直接造成了学生对朝贡贸易理解的困难与疑惑，尽管《古代商业的发展》补充诸如郑和下西洋、赏赐性贸易等一些相关内容，但对于海禁与朝贡之间的关系，明成祖是否抛弃了海禁政策，宣德帝何以会焚烧航海资料，嘉靖时倭寇为什么愈演愈烈等，学生仍然是一头雾水，难以理解海禁政策发展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因此，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选取一些鲜活材料，构建一些新的情景，新的视角，着眼于时序变迁与国际国内形势，勾画出整个明朝海禁政策演进的时间轴，再引导学生去分析海禁政策并非一成不变地禁绝，也没有始终如一地去执行，而是一直处在动态变化之中，受到当时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影响。因此，只有从全球化背景下去重新思考，通过东西方历史对比，关注中外联系与互动，才能让学生明白从明朝中后期，整个世界就处在大变动之中，西方肇兴起的全球化迅疾成为一股浪潮，西欧逐渐从边缘抛向中心，而明朝也卷入旋涡之中。通过一系列材料构设一种认知冲突，突出历史理解，注重因果解释，让学生感受到同期的明朝统治者虽然能相机而动，及时调整，但是整个调整缺乏深度与广度，加上巨大的历史惯性，从而与近代化与社会转型失之交臂，不禁让人扼腕叹息，家国情怀跃然纸上。

二、是谁，在敲打我窗？

事实上，基于史料实证与解释视角，通过体验与认知，对课堂教学内容的客观性、辩证性、复杂性解释更有帮助。如果我们把海禁政策放在当时全球化背景下去观察，才能深切地感受到历史间的互动、联系。这里笔者截取几个历史片段，回眸海禁政策与当时全球化趋势、倭患加剧、葡萄牙崛起、西班牙与荷兰东来之间的联系，从而对海禁政策作出进行理性分析与客观评判。

片段1：明王朝建立时，日本正处在南北朝时期，一些失势的武士、破产的农民与方国珍，张士诚残余一起入寇滨海州县。①

片段2：永乐十七年，明辽东总兵刘江全歼数千倭寇，加上足利义满即位日本开始恢复中日关系，倭寇侵扰一度遂敛迸。②

片段3：嘉靖三年，倭患愈演愈烈，经过胡宗宪、戚继光、谭纶、俞大猷等明将努力，倭患才最终解决。③

阅读材料，不难看出倭患从明初一直持续到隆庆末年，影响明朝长达190年。而朱元璋立国之初，并无完全禁海之意，因为当时明政府主要任务是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巩固新政权，鉴于东南沿海倭患愈演愈烈，倭寇不断出没于山东、直隶、浙东、福建等地，烧杀抢掠，加上起义军余部与一些倭寇内外勾结，严重威胁新政权。1371年，明政府才首颁禁海令，1381年，又宣布禁止沿海居民私通海外诸国，至此中外贸易被严格限制，朝贡贸易正式推行，海禁政策开始成为明朝的一项基本国策和祖训。

启发学生辩证客观、全面发展地看待海禁政策，有助于正确解释表象背后因果关系，并且通过对海禁政策深层解读，让学生不断地接近历史真实。应该说，在传统中国，海外贸易政策作为典型的政治方式，并非纯粹的经济行为。因此在当时封建国家主义为主导，朝贡贸易成为核心，它迥异于西方个人主义和民间自发冒险性贸易活动，并且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容易产生天然自大、自满心态。而西方社会的谈判、对话与协商，对于中国而言，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自给自足、重农抑商、男耕女织自然成了这个国度天然的“幸福”词汇。加上此时日本武士为主体的海上武装的不断骚扰与劫掠，学生容易产生一种定势思维，即明初因建国而禁海，又因禁海而落后，实际上这类似于贴标签、想当然的思维。因此，在海禁政策的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基于全球化与近代化思考，立足于史料实证，渗透唯物史观，采取多视角解释，去纠正这种片面认识。实际上，在强悍勇武的倭寇、疯狂逐利的殖民者、日益衰退的明王朝面前，封闭国门，禁止贸易，守土维权自然成为统治者们不二的选择。

事实上，正是倭患问题最终解决，才为海禁政策转变为开放海洋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此，有人说，嘉靖时期倭患源于海禁政策高度强化，倭患平息则是海禁政策不断放宽的结果。王直、徐海只不过是当时不满明政府海禁政策的普通商人，①今天看来，不无道理。因此，引导学生思考海禁政策与倭患之间的联系，可以使历史解释更合理，逻辑更缜密，实证更充分，也就更有利于学生对海禁问题合情合理的理解与思考。

进入明朝中后期，伴随着地理大发现，早期殖民扩张，世界市场雏形出现，東西方贸易商品种类增多，方式多样，中外海上贸易活跃起来，在西欧引发了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相反，明朝此时的国力逐渐出现颓势，大不如从前，这无疑促成隆庆帝及其臣僚们的思考与忧虑，也令明政府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断然开海。今天看来，只有我们放宽历史视野，着眼于全球化的视角，基于世界市场的逐渐形成，才能正确引导学生加深晚明社会面对海洋的重新思考。

材料1：新航路开辟，世界贸易范围扩大。葡萄牙人攻占马六甲后，明王朝苦心经营的朝贡体系逐渐瓦解。同一时期，嘉靖帝接见葡使节时，发现他们在给皇帝的信中，没有愿意成为中国藩属的话，此时又接到葡人在中国南方的多起劣行的报告，他便下令驱逐葡使节出中国。②

1499年正值弘治十二年，达伽马远洋船队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抵达印度卡特利亚港后，成功返航。此后葡萄牙人正在南亚和东南亚大肆扩张。1511年（正德六年），葡萄牙人灭掉马来王国，控制马六甲航线，其后又征服锡兰、古里、果阿等明朝附属国，1521年（正德十六年）屯门海战、西草湾海战、双屿海战，葡萄牙一败再败。1553年，葡萄牙用欺骗手段骗取了澳门的居住权。

上述材料表明，葡萄牙人殖民活动改变了明朝藩邦体制，武力掠夺打破了传统中国联系东南亚的朝贡贸易纽带。他们为所欲为，随心所欲，并没有把明朝皇帝放在眼里，而且不断侵犯中国主权及领土完整，充分暴露其殖民强盗的嘴脸。这些事实一方面反映了东西方文明间的碰撞与冲突，另一方面也是侵略与反侵略、殖民与反殖民与践踏与维护主权的交锋。

材料2：葡萄牙被明政府勒令退出中国，但是又不甘心放弃能为他们带来巨额利润的贸易。葡人在不可能进行合法贸易的情况下，与中国、日本和商人勾结，在浙江沿海进行走私贸易。

材料3：当时的走私贸易不仅当地人支持，而且得到许多沿海封疆大吏的默许纵容，许多官吏对走私也乐此不疲。③

随着走私贸易的逐渐扩展，明政府动用武装力量，坚决予以回击。1548年葡人被赶出浙江，不久又被赶出福建、广东。1553年又施展诡计，采取欺骗的方式，在澳门落脚定居，获得一片殖民据点。不难想象，殖民者东来，侵占澳门等地，并把它作为与中国、日本、印度、东南亚贸者的中转站，在当时背景下，许多传教者也经由澳门进入中国内地。而“海上马车夫”荷兰，则被郑成功赶出台湾。尽管如此，当时的走私贸易不仅当地人支持，而且得到许多高级官吏的默许纵容，历时两百年之久的海禁政策，自此经历着巨大的现实考验。

葡萄牙人的走私与劫掠，侵占澳门并开埠，对明朝意义重大，它不但使东南沿海贸易日益繁荣，关税数量上升，财政收入增加，还成就了嘉靖之后的“隆万中兴”。而且东西方文明间交往也不断扩大，传教士来华，传播西方科技文化，把中华文化传入西方，引发了“孔子热”。

课堂教学中，我们需要着眼于全球化视域与整体历史思维，突出历史的时空观，从日本倭患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彰显出明政府围绕海洋实行自主政策，而核心在于政府应对能力与全球治理水平。教学过程需要联系有明一代不同时期统治者的海洋政策，贯穿的全球性的中外互动与联系，通过一系列的史料场景，让学生重返历史现场，认识到从“禁”到“开”的必然性，感悟这时期全球化潮流、政治格局变动背景下，明代毅然走进海洋，开放国门的必然性。

因此，围绕着海禁政策的实行与发展演变，从倭寇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那个时代面对内忧外患下的无奈，从“关”到“开”再“关”的反复演变，最后到明王朝命丧大海。需要指出的是，前期的海禁政策仅仅是历史的上半场，并不是历史的全貌，同样隆庆开海也并非完全开放，仅仅是有限度地放开，其后还出现过几次反复，到崇祯帝1639年开始再度面向大海，重启国门时，尽管东南沿海早已风平浪静，但这一切似乎来得太迟了，最终明王朝在内外交困中，因小冰期气候突袭和白银短缺引发统治危机而猝然走入历史的深处，真可谓成也海禁，败也海禁。

三、紧闭的海，终于开了

海禁令在朱元璋时，周全又完备，到成祖永乐时虽不断重申，但他更关心的似乎是诏谕海外诸番，宣扬国威，显示皇恩浩荡。此后宣宗、英宗、景帝虽然恪守祖训，厉行禁海，但基本流于形式，明政府也许不曾想到，这场严厉的海禁相反却刺激了海上走私贸易的勃兴。因为沿海地区地贫土瘠，人口日增，人民生活困苦，至隆庆时终于被下诏废止，沿海地区人们纷纷出海谋生，维持生计。至于天启-崇祯年间，政治腐败，朝政混乱，内忧外患，则使海禁更是成为一纸空文：

嘉靖年间，倭寇依旧，浙江巡抚朱纨以严刑峻法惩治“通倭大滑”“巨奸”，以加严海禁，结果反被罢黜下狱而死。

1560年，凤阳巡抚唐顺之，并请于浙、闽、广三省复设于嘉靖初罢废之市舶司，对外国商船管理，部议从之。①

材料说明，当时沿海官民要求突破海禁，发展对外贸易愿望已成为一股强大的浪潮，开始左右朝廷的决策，朱纨之死，表明海禁政策渐成一纸空文，唐顺之提出把中外贸易纳入官府控制与管理，至少可以说明政府已在面对现实，正视问题，思考出路，可以说，距离7年后从实质上废除海禁政策只差一层窗户纸了。依据多样化的史料，学生在教师引导下，真实地感受到在那个时代，围绕着禁海与开海，各派力量之间的博弈、较量和分化，进而思考嘉靖时倭寇危害甚烈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

回眸历史，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新任浙江巡抚朱纨一上任，便捣毁了沿海地区大型走私基地宁波双屿岛上的一切设施，他深知如此大规模赤裸裸的走私背后，无疑存在着大量既得利益者与政府高层势力，不久朱纨被人构陷入狱，自杀前他不无悲愤地感叹民间走私的猖獗，向海谋生民众的生存动力，还有盘根错节的政府阻力。1554年，胡宗宪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负责抗倭斗争，当他真正意识到朝廷禁海势力如此强大后，才被迫处死准备招抚的海盗首领汪直。其后嘉靖帝再度启用戚继光、俞大猷用残酷镇压手段平定了沿海倭寇。但当时福建沿海的走私活动依旧猖獗，漳州月港便迅速成为又一个新的走私贸易中心。

从嘉靖开始，到隆庆、万历的40年間，的确是倭寇危害最烈的时期。事实上嘉靖时禁海愈严，倭寇愈多。这时期除了葡萄牙对沿海城镇烧杀抢掠外，沿海海商与日本倭寇、贫困居民也参与走私贸易，这令明政府大感不安，担忧酿成燎原之火，于是变本加厉实行海禁。教师进一步启发学生，厉行海禁必然会殃及池鱼，使得沿海居民与渔民无法下海，现实情况是沿海地区地瘠民贫，人们大多困于饥寒，只好铤而走险，或者参与走私，或者成为海盗，海禁政策当时无疑激发出更多的沿海“倭寇”，当然并非真倭。

嘉靖死后，隆庆继位，面对沿海地区“全民皆寇”情况，倭寇之乱又屡禁不绝，越打越多的实际，统治者与臣僚们开始反思，并分化成禁海与开海两派。倭患平定后，也许是意识到倭患泛滥的深层原因，或许是走私猖獗的巨大压力，抑或是政府财政收支的窘境，明政府开始调整私人海外贸易政策。隆庆元年（1567年），遂有福建巡抚、都御史徐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两洋，唯禁贩日本，获准施行。隆庆帝开始有限的开放漳州月港。应该说明朝立国276年间，7/10的岁月处在海疆闭锁之中的。①至此，海禁政策被明朝事实上废除，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获得合法地位。据统计，1576年，月港关税收入超过万两白银，1594年更是达到29000多两白银，一度被视为“天子南库”。

随着福建、广东沿海的不断开放，民间贸易迎来了大好时机，中国的生丝、丝绸、瓷器和茶叶特产源源不断的销往西方，而欧洲、美洲和日本的白银也不断流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进入一个新时期，数量巨大商业贸易，让中国获得了巨额收益。这一时期，国内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城市人口增长，大运河贯通南北，农产品商品化，工商业繁荣，国内外市场通过东南沿海贸易港口与欧洲、东南亚、日本和西亚等地联系起来。

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设置一些问题情境：如果你是最高统治者，你认为对于海洋政策是堵还是疏，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以此引发学生间的认知冲突，这就需要引导学生思考，开海在这一时期渐成必然趋势。既然民间海外贸易合法化了，所谓倭寇就会烟消云散了。可见漳州月港开放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了。引导学生理性看待这一时期倭患已息，明朝朝野内外取得共识，调整海外政策條件成熟，开放势在必行。客观分析明政府做出调整的重大政策，先开放海禁，允许商民出海贸易；再默许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后在广州变朝贡贸易为商舶贸易。运用唯物史观，引导学生感知明政府完成海外政策的重心转移，开始海外贸易开放新时期的历史必然性。

史实证明，漳州月港（后改为海澄县）开放后，由此地输出的福建瓷器、丝绸等商品，在欧洲上层社会和普通民众大受欢迎，而17世纪的西欧社会因经济危机，物价飞涨，商品匮乏，物美价廉的明朝商品恰好适应了这一需求，明朝白银本位货币时代也从此开启。应该说海禁政策，保障了东南沿海地区安定，维护了人们生命、财产安全，明王朝也御敌于国门之外，但从全球视野看，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抵抗外来侵略，反而与世界更为疏远，从长远眼光看，它对中国迈入前近代社会提供了基础，实现社会转型可谓近在咫尺。

据估计，从万历元年（1573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70余年间，从葡萄牙，西班牙及其美洲殖民地、日本等国输入明朝的白银，至少在1亿两以上，可以说，明代这一时期农业，手工业发展超越了以前历史时期，也为随之而来的商品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课堂教学如果立足于近代化与社会转型，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农民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松弛，推动了国内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财政收入增加，对于民生改善作用突出，商业资本也活跃起来，白银货币开始广泛应用，为沿海地区数百年来形成的东亚—太平洋—印度洋贸易圈锦上添花。学生通过史料实证，发现当时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走向海洋，走入市场，移民海外，它反映出明朝中后期潜移默化、悄然而行的社会变迁，早期社会的近代化之路开始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四、转身跌倒的王朝背影

16世纪，史学界称之为“漫长十六世纪”，②西方文明正喷薄欲出，纵横于海洋，地理大发现使农耕文明艰难的挣扎，明王朝也终于开始对海洋开放。“在1000至1500年间的跨文化互动，已经朝着全球的相互依赖发展下去，而这是近代历史的主要特征。”③

材料1：根据学者王士鹤提供的数据“自1571年至1644年明朝灭亡的70多年间，经由菲律宾而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大约有5300万比索，合计3816万两”。④

材料2：1630年，一位长期生活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传教士在其著作中：“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甚至可称它为全世界的宝藏，因为银子流到那里以后便不再流出”。①

材料3：1597年，菲律宾总督在给菲利浦二世的信中如此说：“所有的银币都流向了中国”。②

白银何以大量流入中国？这无疑得益于地理大发现后，世界日益从分散连为整体，世界市场雏形形成。早期殖民掠夺活动，大量白银从美洲被运回西欧，西欧社会发生着深刻的社会变迁。商业革命、价格革命和社会革命相继发生，尤其是掠夺白银较多的葡萄牙等国，出现物价飞涨、物资短缺、通货膨胀、市场萧条，由此引发社会动荡，矛盾尖锐，阶级对立。

历史的吊诡在于，西欧白银太多，明朝商品过剩。恰巧中国1567年“隆庆开海”正成为举国上下的开放共识，朝贡贸易开始让位于民间私人贸易，走私贸易从此变为合法贸易，东南沿海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出现了。明朝商品不仅价廉物美，种类繁多，而且生产量大，规模效应强，涉及丝绸、瓷器、茶叶和药材、食糖类，可以说，“正是中国的市场及其在制陶、纺织和一些农产品（茶叶）加工方面工业的发展，才创建了国际贸易的基础”。③

在这里，课堂探究的设想是明代海洋的开放得益于哪些要素的共同作用？学生思考得出，这一时期的繁荣是经济全球化下的历史图景，也与世界大变局息息相关。学生着眼于日本倭寇的长期骚扰与劫掠，其次是葡萄牙北上走私与侵占澳门，再次是西班牙“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联系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不难发现从明代中叶开始长达300年贸易顺差，使西欧诸国及其殖民地的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学生还可以认识到，盛产白银的日本这一时期由于久经内战，满目疮痍，加上它地少人多，市场萎缩，它便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明朝，与中国各取所需，互通有无，也成为中国白银的主要输出国之一。学生进而体会到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凭借大量白银流入而发展起来，刺激的只是手工业工艺制造技术的提高，整个社会几乎处在奢侈享乐之中，统治的腐朽与衰败更加严重。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如此发达的繁盛王朝，最终却是昙花一现，何也？其本质是明皇室与葡、西皇室一样，拿财富去挥霍奢侈享乐，民间也出现了巨商富贾奢靡生活，却从没有用于扩大再生产，没有去科技创新，更无法推动社会转型与进步。

然而历史之悖论在于，因为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传统思想所限，西方常用的海运保险、合伙经营、信用担保等跨地域贸易经验和运作方式，没有被中国人所采用。④相反，国人们以为自豪的火药、指南针却直接使用在西方人的远洋运动中，成就了欧洲人的殖民扩张与大国崛起。李伯重先生在他的《火枪与账簿》⑤一书中，就以军事革命与商业利益为切入点，揭示了当时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动力，而这一点在当时明朝是匮乏和不足的，早期全球化的动力在外部而不是内部。

教学中以此内容为切入点，启发学生认识到当时明朝社会仍在向前发展，因为无论如何，明朝已悄然卷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国人与外部联系增多，贸易条件与内容发生变化，餐桌革命、人口倍增，外来农作物传入，农业产量继续提高，人口急剧增长——资本主义萌芽出现，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仍在发展，并非停滞。通过历史纵横联系，凸显出社会变迁，反映出历史发展的不自觉性。而传教士东来，东西方文明交流增多，“对于西方先进的武器和天文、地理等西学，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官员如徐光启等积极学习吸收，明末清初的几位皇帝也予以接受”。⑥这样，课堂教学就让海禁政策真正回归到那个让人不堪回首的时代。